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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道中落:一种现代症候的隐微书写

  [摘 要] 中国社会的现代性重组使得许多现代作家陷落“家道中落”的命运。这种命运构成作家们挥之不去的心理症结,他们的叙述世界隐含着家族破败的结构性图景,作家们甚至由此建立起对于世界、历史、人世、生命等的某种怨恨性理解,这种怨恨与现代启蒙和革命文化相勾连,使得他们的文学叙述充满着来自经验世界的批判性情感力量,形成现代文学的某种悲剧特质。

  [关键词] 家道中落 ;现代症候 ;文学书写
  
  Abstract:Reorganiza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society makes many modern writers fall into the destiny of Family decline which constitutes the writers’psychological crux. The world they described implies the structural pictures of the family deterioration. The writers even develop some resentment toward the world,history and life,etc. Such resentment,closely related with Modern Enlightenment and revolutionary culture,makes their literary narration full of critical emotions from their experience and forms a tragic character of Modern Literature.

  Key words:family decline;modern symptoms;literary writing     
  
  在现代文学史上,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出生于名门望族或书香门第,如鲁迅、巴金、曹禺、郁达夫、张爱玲、萧红等。相对优越的家庭环境和浓郁的文化氛围让他们从小就能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为他们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扎实的知识根基。同时,家境的渐趋颓败,家庭的分崩离析又为他们敏感的艺术心灵涂抹了一层悲凉的生命底色,深刻地影响着他们以后的文学创作和生命进程。因此,考察“家道中落”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也就不是毫无意义的了,它或许会带领我们进入作家隐秘的精神世界,去思考生命的奥秘和人世的苦辛。
  经历过家境破败这样的人生苦痛的作家们,当他们走上文学创作的崎岖征途,用手中的笔去书写人世苦难的时候,他们的身后依然矗立着“家道中落”的巨大阴影。眷恋与反叛杂糅,希望与失望交织的迷茫心态,赋予作家心灵的是一种难言的怅惘。这些作家的作品中往往因此隐含着家族破败的结构性场景。以鲁迅的作品为例,自1918年5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肇始,鲁迅创作了为数不菲的与家庭有关的小说。《祝福》、《伤逝》、《明天》等皆可列入家庭小说之列。不容忽视的是,这些小说无一例外地呈现出与传统古典文学中对家庭温情脉脉叙事悖反的态势。鲁迅笔下的主人公游离于家的状态之外,有的即使暂时有了家庭作为依靠,也旋即失去,他们只能是封建宗法制度压迫下的孤女弃男,家对于他们来说是虚无缥缈的永久梦幻,遥不可及。《祝福》中的祥林嫂在有家与无家之间痛苦挣扎,最终冻死街头。《伤逝》中的子君用背叛自己原先家庭的代价换来了她和涓生起初温馨的小家,但生活的窘迫,迫使她与涓生分手,回到娘家,最终郁郁而死。《狂人日记》里的狂人似乎有家,可他意识里的“家”是吞噬无辜生命的机器,充满血腥恐怖的气息。在鲁迅的小说里,鲜活的生命个体因宗法制度的迫害而逐步沉沦乃至消亡,鲁迅以此来揭示封建主义对国民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摧残。大家庭的出身使鲁迅能够远较常人更深切地感受到家族制度的积弊,“家道中落”的痛苦又使他获得与底层民众沟通的可能性。鲁迅的深刻在于,并非直接控诉封建宗法社会里家族文化的罪恶,而是把这种憎恶感融化在简练的文字里,用“曲笔”的方式表现出来,更显其心中的隐痛。通过对生命个体孤苦无依的“无家”状态的书写,来暴露封建家族制度的虚伪性和残酷性特征,构成鲁迅家庭小说的基本景观。他通常抓住一个具有典型特征的人物深入挖掘,直抵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核心。与之相比,巴金的文学书写更具家史叙事的宏伟辽阔气象。鲁迅是家族小说的奠基者,巴金则是家族小说的真正的开拓者。“激流三部曲是继鲁迅小说之后,把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及封建家族制度这一主题推向深入的重要作品,成为新文学史上这类题材的一座丰碑”[1]。 他的第一部家族小说的鸿篇巨制——激流三部曲,描写了一个四川高姓大家庭的没落衰亡,揭露封建制度的罪恶,赞扬年青一代的觉醒与反抗。如果说鲁迅、巴金在小说领域进行着家族叙事的话,曹禺则在戏剧舞台开拓了另一片天空。他的戏剧融构进了自己关于家族的新的理解,《雷雨》、《北京人》里不但有旧制度的邪恶的身影,还有人性的挣扎,以及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对国人的冲击。鲁迅、巴金、曹禺的文学书写蕴含着一种深邃的批判精神,这当然与他们作为创作主体本身的理智认识和自觉地从抨击封建专制的角度进行创作的书写动机有关。同是家道中落型的作家,张爱玲的叙事是以私我的生命感悟为作品的内在精神支撑点的,她客观地书写出了她所熟悉的封建大家族的人物和生活,张爱玲的小说因此具有了批驳封建宗法制度的属性。
  在对“家道中落”型的作家的创作作了大致的勾勒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家道文学这种创作类型深深地渗透进作家们的文学书写中,他们写作中最为华美绚烂的一章总少不了家道文学的神秘存在。
  家道中落的人生经历作为作家人生道路上的一个生命印痕,给作家们带来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作家的生命体验和人生况味富有多重性,文学书写体现出蕴藉性两个层面。首先,从多重性来看,“家道中落”这个词本身即包蕴着两重含义。一方面,中落说明家庭原本的经济状况不错,至少也是中上之家。如果一开始即是赤贫境地,也就不存在“中落”一说。另一方面,既已中落,那么曾经的富贵荣华,曾经的安逸享乐都已不在。生计的艰难和困苦将随之而来。巨大的人生落差造成生命个体心态的急剧变化,“先乐后苦”的生命走向不是人人都能坦然接受的。佛家有看破红尘之说,道家有超脱适意之旨。但只有得道的高僧,悟道的隐士才能达到这一高深的境界。大部分的俗世中人无法摆脱现世的羁绊,只好在人世间挣扎叹息,承载命运的重荷和折磨。作家们看待事物的眼光固然敏锐,可他们依然是茫茫人海的孤独个体,也有目力难达的地方。何况经受家道中落的巨变时,他们年纪幼小,不谙世事,要他们以平淡的心境接受这一苦痛的现实自然无异于痴人说梦。所以,悲喜交织的复杂感受并行不悖地在作家的体内激荡也属情理之中。其次,从蕴藉性来说,家道中落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影响以家庭为结构单位的国家构成的整体性溃散。具体而微,它指涉家庭内部生命个体的生存状态的下滑。华夏民族向来追求光宗耀祖的德行善举,鄙弃坐吃山空的败家之行。家道中落自然不像状元及第一样值得向人夸耀。事实上,大部分作家文学书写内蕴的家败心态处于文本的潜隐结构之中。长期的郁结纠缠使作家有不吐不快之感,传统文化伦理思想的制约又让作家欲言又止,才出现了隐晦曲折的书写形态。例如鲁迅小说《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形象,很大一部分带有鲁迅自己的影子,其外貌、言行举止、痛苦的遭遇几乎就是鲁迅按照自身来叙写的。但鲁迅没有直接让文中的叙述者“我”来承担所有的不幸,而是把个体的现实遭遇加在魏连殳身上,另外虚设了一个旁观者“我”,冷看孤独者魏连殳的凄惨遭遇,这种曲笔的精心运用不能不说反映了鲁迅自身复杂矛盾的思想状态。家道中落的魔咒仍然作用于鲁迅苦闷的心灵,使他无法畅所欲言地抒写内心真实的感受。
  家境破败的现世境遇作用于作家内心,给作家带来了难以言喻的人生苦痛。反之,作家回顾自身这段生命历程时,情感自然不会趋于单纯明朗化,多重心态的叠加构成作家审视家园的基本情感走向。就作家的内在创作心理而言,悲哀与愤怒掺杂的个体心境决定着作家的情感指向。悲哀是由于对历史往昔有着某种割舍不断的依恋。他们出生在家境宽裕、衣食无忧的名门望族,从幼年起即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滋养,此类幸福和安逸并非每一个在世的生命个体都能享有。而拥有了这份惬意的作家们无疑是幸运的,他们尽情地嬉戏和玩乐,发启尚处于朦胧混沌状态的天赋才智,拓展自身观看外界的眼光视野。毋庸讳言,封建家族制度存在着很强的不合理性,家族子弟容易滋生好吃懒做、沉迷享乐的不良嗜好,缺乏积极进取、拼搏向上的雄心。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忽视其合理的一面。曾有学者指出,“中国文化,全部都是从家族观念上筑起”。[2]家族文化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将一些博大精深的人生道理传递给家族成员,具有极强的教育功能。大家族一般经过历代的知识积淀,知识储备丰厚,家族成员有的文学修养极高。鲁迅祖父周介孚曾中过进士,他对于子孙后代的教育就颇有心得,提倡先易后难的教授原则,先学白居易,再读陆游诗,至于杜诗的艰深,韩诗的奇崛,则认为可以放弃。这样的远见卓识远非普通的私塾先生可比。鲁迅深厚扎实的古文功底与此不无关系。巴金幼年从母亲讲解亲手抄录的《白香词谱》中的词学习古文,再从母亲的教导中学到“怎样去忠实地生活,去爱人,去帮助人”。曹禺的祖父是位教私塾的老先生,父亲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回国后当过师长。曹家请老师教曹禺学习,曹禺小时就看了不少的小说。秉承了祖先传递于他不朽的文化精魂的曹禺,二十几岁就写出了中国戏剧史上的杰作《雷雨》。张爱玲的外曾祖父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祖父为名臣张佩纶,张爱玲幼时即熟读古典诗词,八岁写出《摩登红楼梦》。
  书香缭绕的府第,诗礼传世的人家,孕育出一大批现代文学名家。他们往往少年时期就开始接续传统文化的血脉,为以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即便后来走上了反叛封建宗法制度的逆子贰臣道路,童年的记忆依然挥之不去,那种与故乡血脉相连的眷恋情怀仍时时荡漾在他们的心间。对封建宗法制度批判得最彻底的鲁迅,曾不无感慨地写道:“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菱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唯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人时时反顾。”[3]229-230看似轻描淡写的语句里传达出的却是文学巨子浓烈的思乡情怀。巴金则称:“常常在傍晚,大哥和她们凑了一点钱,买了几样下酒的冷菜,还叫厨子做几样热菜。于是大家围着一张圆桌坐下来,一面行令,一面喝酒,或者谈一些有趣味的事情,或者评论《红楼梦》里面的人物。”[4]平实朴素的语句饱含着令人感动的骨肉亲情。因此,当家境衰败、成员离散之际,作家往往感受到人生的虚幻,世事的无常,悲哀凄婉的思绪溢满了他们的心怀。
  如果说悲哀感体现了作家与旧式家庭之间割舍不断的伦理牵绊,愤怒感则凸显了作家理性意识深处的正义呐喊。从巴金的创作情况来看,巴金第一部批判家族专制的长篇小说《家》一问世,即以激昂决绝的姿态对封建宗法制度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虽然文中偶见作者潜意识深处内含的恋家情感浮现,但吻合时代潮流的人民伦理叙事话语仍然以疾风烈火之势覆盖全篇。至20世纪40年代《憩园》出版,巴金昂扬横扫一切的气概已经减轻了许多,充斥文中更多的是一种深沉含蓄的顾及家庭改造的现实感。历经沧桑变幻之后的巴金,年轻时激情澎湃的心态去除殆尽,不再执著于推翻封建专制的盲目乐观中,而是把家庭问题向纵深层次推进,这也表明巴金的小说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曹禺在谈到《雷雨》的创作时,态度很明确:“我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里,看到过许多高级恶棍、高级流氓;《雷雨》、《日出》﹑《北京人》里出现的那些人物,我看得太多了,有一段时期甚至可以说是和他们朝夕相处。”[5]85“对旧的社会制度和统治者,我是痛恨的,什么时候你们完蛋了,我跟着一起死掉都心甘情愿。”[5]86在批判封建家庭文化方面,曹禺的态度是决绝的。另一方面,曹禺对传统文化美德又不遗余力地弘扬。“中国妇女中那种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的高尚情操,我是愿意用最美好的言词来赞美她们的,我觉得她们的内心世界是太美了。”[5]102愤怒与眷顾杂糅的复杂情感导引着曹禺的创作走向。而东北女作家萧红在她生命的遗作《呼兰河传》里,祛除了左翼作家普遍具有的激情澎湃的叙事风格,采用平淡从容的散文式叙述来回忆童年的往事。萧红在生命之灯即将熄灭时,仿佛于冥冥中有了某种预感,坚韧不屈的个性使这位女作家没有自哀自怜,她微笑着面对死神的拥抱,参悟了人生生老病死的种种必然,将她创作生涯中最为夺目的艺术才华都展露在《呼兰河传》这部小说里,都献给了这片养育过她的黑土地,这座给了她欢乐,又使她痛苦的边陲小城——呼兰河。萧红与巴金﹑曹禺对待家庭的不同态度和他们幼年的生活经历不无关系。巴金出生于四川一个封建大家庭里,从小就感受到慈母的关怀和兄长的怜爱。虽然少年时期父母就相继逝去,但大哥的照顾体恤仍时时温暖着巴金幼小的心灵。生命的在偿性满足使巴金可以义无反顾地批判家族制度的负面效应,对幼年所感受到的亲情的回忆又使巴金的笔触始终流淌着一股温情气息。曹禺的父亲是一个小军阀,童年的曹禺衣食无忧,可丧母的惨痛却不时地刺痛曹禺稚嫩的心灵。“我一个小孩子,知道自己没有了亲生母亲,心情是十分悲凉的。听到那号声似乎是在呜咽,在哭泣。号声引起的伤痛,是心灵的寂寞和孤独。”[5]100父爱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母爱的欠缺,使曹禺冷寂的心灵获得了些许温暖。“我对我的父亲的感情也是很复杂的,我爱他,也恨他,又怜悯他。他是很疼爱我的,他盼着我出国留学。”[5]101尽管曹禺厌恶这个死气沉沉的家庭,父亲的关爱却是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曹禺无法抵挡的。萧红的出生地是东北呼兰河城的一个乡绅家庭,衣食无缺,自小得到的关爱程度却不及巴金和曹禺。萧红的父母封建传统思想意识颇浓,对萧红的成长漠不关心,唯有年迈的祖父喜爱她,经常带她到后花园玩耍。祖父毕竟是隔代的疼爱,缺少亲生父母关爱的缺憾长久地压抑着萧红敏感细腻的心灵世界,促使她从小说的创作中寻求解脱。萧红潜意识内蕴藏的因生命的在体性欠缺而形成的对亲情之爱的渴望盘旋在她艺术世界的上空,造成她文学叙事散淡凄美的独特风格。也正是这种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诱导萧红退离左翼文学宏大叙事的前沿,返回童年纯真的世界,用小女孩般的童真叙事视角去观察苦难的人生,以宽慰生命缺欠亲情的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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