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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失落的精神家园

  [摘 要] 中国20世纪90年代几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人们对精神家园的追求。作家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传统文化的魅力,并以此来抵抗现代文明中的消极成分,意图建立一种集传统和现代精神的新的价值模式。

  [关键词] 精神家园 ; 城市文明 ;中国传统文化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学辉煌灿烂,尤其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成绩斐然,出现了一批经典之作,几乎每一部都蕴含着深刻的意蕴。其中,对精神家园的找寻和构建是一个突出的主题。所谓精神家园也就是人们所确信不疑的精神努力目标,是人的终极关怀,是被人认作自己生存之根本的精神理想。
  世纪末的中国社会,城市文明飞速前进,随着物质财富极度丰富,人们的欲望也在极度膨胀。寂寞无奈失落空虚等成为都市人的流行病,人的灵魂不断地被物化、异化甚至虚无化,一些人成了繁华糜烂中的行尸走肉,成了空心人。正如《废都》中以庄之蝶为代表的城市精英们在城市文明飞速发展带来的欲海中迅速堕落,由名人到闲人,由闲人到废人,直到沦为垃圾,腐朽着自己也腐朽着城市。这些精英人物身上沉积着社会的各种文化,因而他们的堕落便代表着正统文明的沉沦,他们的绝望意味着文明的绝望。深感城市颓废之气的作家们发出“何处是家园”的困惑,既然无法改变又无法心安地融入城市生活,那就还是回归家乡吧。于是,作家们纷纷把笔触伸向还未被城市文明侵袭的偏远乡村,或者偏安城市的一个角落,意图抓住渐渐消失的传统文化来抵抗日益强大的城市文明。所以,贾平凹带着批判意识和伟大理想回归故里高老庄;陈忠实在一腔热情中放眼神秘的白鹿原;张炜张开双臂扑向大地母亲的怀抱;韩少功从一本词典中回味世外桃源般的马桥镇;而王安忆则在繁荣都市中独独钟情于偏僻落寞的弄堂。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回归传统并努力建构一种文化精神作为自己灵魂的栖息地。
  揭示现代都市文明中的丑恶,追寻人生真正的精神家园是贾平凹在90年代写作的主要主题。在《高老庄》里,高子路是个典型的都市边缘人,认识到既然城市里没有真正的家,而且这种无家状态正从城市扩展到周边的乡村,那么就回到远离城市的家乡,也许在那儿才能找到安抚自己灵魂的精神圣地。文本中,子路代表着维系中国几十年伦理纲常的儒家文化;漂亮刚健胸襟开阔的西夏则代表着城市文化中健康充满活力而积极向上的一面;曾经在城市有过堕落卖笑生涯的乡村姑娘苏红已全然丧失了乡村的淳朴而染上了庸俗萎靡贪图享乐的城市恶习;敢作敢为匪气十足的蔡老黑则是古代“侠盗”精神在现代乡村的遗存。子路对故乡有着种种美好的回忆,并以作为“纯种汉人”而自豪,因此,怀乡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回归理想的精神栖息地。但是这个乡村乌托邦同样逃脱不了城市文明的吞噬,精神家园彻底荒芜,现代都市中的种种丑恶在这里一样不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昔日美好的乡村变得同城市一样狰狞恐怖,显露荒野之气。先前那些淳朴善良的乡亲们也变得面目可憎了,有为了金钱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的苏红,有为了争抢木材而凶狠打斗的男人们……子路本着职业习惯热衷于研究家乡的方言土语,也是意图留住高老庄原生态的文化模式。但最终他还是失望了,而且连生理功能都丧失了,失望之后更是绝望。无奈之下,他毅然决然地告别故乡,告别了曾经让他满怀希望和自豪的土地,并且痛哭“恐怕以后再也不回来了”。至此,高子路的精神回乡之旅宣告失败,也预示着作家的迷茫和徘徊,家园失落了,该怎么办?与子路的寻而不得不同,西夏这个具有异质文化的都市人却表现了不寻常的包容性,她对这个闭塞愚昧的山村不仅没有丝毫不适,反而很快地融入其中。她被村民随处乱扔的碑板深深地吸引了,代替子路做了一次寻根行动。从远古的记载中,西夏发现了子路的先人拥有崇高的人性和优秀的文化传统。这似乎意味着处于日薄西山的传统文化仍然具有涵化万有的力量,故而,在子路选择逃离时,西夏却选择了留下,继续自己对高老庄文化的追寻。也许这只是作家的愿望之所在,也是他精神文化的理想:“以原始的本土文化为基础,在吸收优秀外来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产生出一种新质的文化,并以构建我们的精神家园。”西夏就是他的希望,虽然很渺茫,但既然已经留下,也不能说全然不可能[1]。
  陈忠实在《白鹿原》中揭示了近一个世纪文化失衡状态下的民族生存本相,意图寻觅失掉的民族惊魂,重塑我们赖以发展的精神绿洲。经过几年的思索,陈忠实终于找到了,那就是维持白鹿原生存发展的儒家文化——“仁义”。20世纪中国的历史是个折腾的历史,白鹿原本是关中大地上一块和平乐土,以白嘉轩为代表的儒家正统管理着这块安逸的土地,人们过着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生活,彼此和睦,互助互利以传统儒家精神形成“仁义白鹿村”。但这是历史折腾前的稳定状况。随后,历史风云变幻,在这里演出了一幕幕闹剧,外来的文化意识使得传统文化的优劣矛盾突变尖锐,导致白家和鹿家的关系日益恶化;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也是空前紧张。由此,白嘉轩和女儿百灵断绝了父女关系,鹿家大少爷在新婚第二天就离家出走,从此与自己的家庭分裂。于是,这里有家庭的斗争,有党派之间的阶级斗争,有农民武装的斗争,形形色色的革命运动和斗争在这块原本宁静的大地上无休止地展开。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这样翻天覆地的折腾中失去了自我,迷失在历史的浪潮中,唯有白嘉轩超然物外,权当是在耍猴,他坚持自己的做人准则,始终挺直腰板,从不向任何一方妥协。仁义是他坚持的为人准则,与鹿三、冷先生等“义交”,对折断其腰肢的黑娃,对曾经批斗过他的乡党们,他都能表现出仁者的胸怀;但是对违反礼教,以人欲犯天理的人,他则表现出残忍暴虐,绝情绝义。仁义和无情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传统文化中的优劣对抗,反映了作家实施“批判地继承”传统的真正内涵。我们的家园应该寻溯回传统,这是民族的必要性。要让我们的心灵留一块净土,以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好的养料来升华自己的人格,做个“朱先生”式的人物。而儒家文化的精髓就在于仁义、道德感化、人格高尚等,这些都是灵魂安居所需要的精神养料。最后,在小说的结尾,当白鹿原已变成一片废墟,白嘉轩和鹿子霖这两个象征着两种不同文化精神的人物聚在一起,显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白嘉轩气色滋润柔和,脸上的皮肤与所有的器官不再紧绷,全都现出世事洞适着的平和与超脱,骤然增多的白发和那副眼镜更添了哲人的气度。而鹿子霖呢,已是一个丧失全部生活记忆的疯子,像一头畜生在田地上趴着找吃的……显然这是作家的精心安排,也是对人生不言而喻的一种领悟。谁来构建新的“仁义白鹿村”?真正的白鹿精灵到底是什么?我想答案在陈忠实的笔下已渐渐明晰,这就是我们民族得以维系和发展的优秀传统文化,正如雷达所说的“废墟上的精魂”。在物质化的今天,人们的灵魂却找不到安息的场所而四处飘荡,陈忠实的寻找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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