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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落霞”系列小说中的“帝师”形象

  [摘要]二月河在“落霞”系列小说中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最为出色的当属于伍次友、邬思道、方苞等人的“帝师”形象,这些帝师形象是明清历史演义小说中“军师”形象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才子”形象的结合体。在他们的身上寄托了作者的政治理想,作者正是通过伍次友等人的“帝师”形象,重塑了儒家思想至高无上的地位。

  [关键词]二月河;落霞小说;军师;才子;帝师形象;儒家思想 
  
  当代作家二月河先生所营建的“落霞”系列历史小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卷帙浩繁,百科全书式地展示了清代最强盛的130余年的历史生活画卷。作为历史小说,最重要的是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历史的主体是人,人的活动构成历史,只有通过描绘历史人物的具体行动才能反映一定的历史。 二月河小说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塑造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其中写得比较成功比较出色的当属于伍次友、邬思道、方苞等人的帝师形象。
  
  一
  
  历史小说既是历史又是小说,这就要求它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虚构。历史小说起源于史传文学,“但史学毕竟不是文学,一部廿五史只是为历史小说准备了丰富的素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史传著作只是历史小说的间接来源,历史小说的直接来源却是古代那些靠‘舌耕’谋生的说话艺人。”[1]276二月河历史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在总体框架上,在主体情节的发展上是依据历史真实而展开的,但在史料的积累上,也有众多的像《清稗类钞》之类的稗官野史。这种创作态度,为作家展开自由、丰富的艺术想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凭借着大量的阅读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确凿可靠的知识,凭借着在史料基础上的认真精密的思索、考证和研究,二月河的系列作品才会写得如此潇洒自如。”[2]
  二月河小说中的人物或确有其人,加以挖掘渲染;或本无其人,加以虚构演绎,从而表现了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卓越的构建能力。伍次友、邬思道和方苞三人是以帝师身份出现的。从通常的英雄谱排行榜来看,这些人无疑是排在最上面的,他们人品好,声誉高,以天下为己任,同时又能淡泊名利,碌碌无为的寻常政客固然不能和他们相比,就是学富五车、政绩卓著的名相能臣如张廷玉、熊赐履等人,在人们心目中也是不能和他们相比的。这样的人物当然是不存在的,是作者极力虚构的形象。伍次友,正史、野史皆无其人,这完全是作者按照心目中理想人物杜撰出来的一个形象,正是这个杜撰出来的形象,牵动了千百万读者的心,为之感叹不已。邬思道,仅是野史中记载的一个人物。李岳端的《春冰室野乘》中有《田文镜之幕客》一节,记载“邬某者,绍兴人,习法家言,人称为邬先生。”邬思道曾问田文镜是否想当名督抚,并帮助田文镜起草参隆科多的奏疏。“疏上,隆科多果获罪,而文镜宠遇日隆。”后田文镜心胸褊狭、无端猜疑,故意疏远邬思道,邬思道非常生气,辞别而去。自此文镜奏事,“辄不当上意,数被谴责。”不得已又招邬思道回来[3]。后来雍正也知道了邬思道,并在田文镜请安奏折上暗示了此事。
  方苞作为“桐城派”领袖,著名散文家,虽在康熙时“入值南书房”,雍正时也当过侍讲学士,乾隆时任礼部侍郎等,但他始终只是一个文人,而且因戴名世案牵连,一生坎坷,虽老有善终,但在政治决策方面并未发挥很大作用,和小说中“布衣宰相”之说相去甚远。鲒埼亭在《方苞神道碑铭》中曾评论说:“古今宿儒,有经术者或未必兼文章,有文章者或未必本经术……唯是经术文章之兼顾难,而其用之足为斯世斯民之重,则难之尤难。前侍郎桐城方苞公,庶几不媿于此。”[4]149这几句话可以看作是对他的最高评价。在其他史料中很难见到这样的评价。《清儒学案小传》只说他:“於诸经,尤深于《三礼》、《春秋》。”[4]159朱克敬在《儒林琐记》说世宗授方苞为“侍读学士,以年老许扶杖上殿。”[4]158沈廷芳在《方望溪先生传》中说得较为详细:“圣祖召入南书房,试文者三,每奏御辄嘉叹。世宗召见,因弱足不任行,世宗命二内侍翼至殿陛,顾视叹者久之。乾隆元年,入值南书房,擢礼部左侍郎。二年复教习庶吉士兼文颖馆、经史馆、三礼馆总裁。”[4]157在《清史稿方苞传》中所叙也大至如此。况且,康乾之际,清统治者为了笼络人心,如此施恩惠的也不仅仅是对方苞一人。“作者把这样三个或虚构,或传说,或并未参预中枢机要的人物写成了帝师,在政治决策、政治斗争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他们探究封建君王的政治权术,也就是所谓的‘帝王之术’,从而深刻揭示了封建政治文化的特点和根源。”[3]
  
  二
  
  细心的揣摩一下,我们会发现,二月河笔下所塑造的帝师形象是明清历史演义小说中军师形象与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才子形象的结合。说到“军师”两字,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三国演义》中羽扇纶巾、宛若神仙的诸葛亮,除了诸葛亮之外,在明清的历史演义小说,还有很多类似的形象,如《列国志传》的姜子牙、《西汉演义》中的张良、《说唐》中的徐懋公、《英烈传》中的刘基等等;说到才子的形象,当然离不开曹子建、李太白、苏东坡等人的形象,才思敏捷,聪明绝顶。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塑造出来的人物,在人们的心目中自然是会有崇高威望的。
  演义小说中的这些军师,常常于乱世之中隐居山野,研经习儒,清高飘逸,不求闻达。但他们的骨子里面是渴望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希冀解人主之烦忧,拯民众于水火,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些军师们有几个共同的特征。其一,在出仕之前,他们往往隐于草野之中,修身养性,以待时机。作家们按照儒家“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固有思路来描写这些军师。诸葛亮隐居隆中,长达十年,看似世外闲人,实则不然,他自比管、乐,以“君子之儒”自命,说:“君子之儒,心存仁义,德处温良;孝于父母,尊于君王;上可仰瞻于天文,下可俯察于地理,中可流泽于万民;治天下如磐石之安,立功名于青史之内。”由这一番话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诸葛亮是渴望“立功名”、“垂青史”的,其鸿图大愿,溢于言表。其他如姜子牙隐居渭水,“不钓鱼鳖,独钓王侯”;张良圮桥求书,欲为“帝王之师”;刘基隐红罗山,习兵书,欲辅贤君而救生民。他们身在山林草野之间,却心系天下苍生。正是由于知识分子有着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和忧国忧民的使命意识,所以每逢战乱,他们便免不了要受到时代的感召,在内心激荡起儒家入世思想的巨波,并不由自主地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5]。其二,这些军师往往自高身价,非常关注自己所依附的人是否有做帝王的禀赋、才干,对自己又信任到什么程度,能不能以师礼待之,只有以师礼待之,他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干。先秦时,鲁穆公要以子思为友,子思很不高兴,坚持要对方尊之以师。孟子也说:“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6]也是要居于师位。儒家的先贤们这些举动,对后世的军师们影响很大,最典型的当然是“三顾茅庐”,直到刘备拜倒在地,泪沾袍袖,衣襟尽湿,诸葛亮才答应出山相助。历史演义小说中的其他军师也莫不如此。他们既然被帝王尊之为师,那么出于对知遇之恩的报答,当然他们也是忠贞执著,义无反顾的。其三,这些军师最为动人心魄之处总是体现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卓越的军事才华上,他们腹有良谋、善布阵法、驭将有方、用兵如神、长于外交,通天文、识天象、晓阴阳、知奇门遁甲,甚至于能呼风唤雨、驱神驭鬼,极具神异色彩。其四,历史小说中的军师们高人之处,还在于他们能够不居功自傲,功成身退。他们对统治者“只可同患难,不可共享乐”,以及“功高震主,君疑臣忌”、“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等残忍本质的认识是深刻的,所以他们能持明哲保身之道,知时而退,保全一生的名节。明清演义小说中的军师形象无疑对二月河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三
  
  二月河小说中的伍次友,神清气爽,体态潇洒,没半点俗气,是有名的江南才子。但他虽满腹经纶,却忧时伤事,“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多年寒窗苦读,进京赴考,凭借自己的才华,是完全能够取得功名的。但他却激于义愤,不惜得罪权贵鳌拜,交了一份《论圈地乱国》,不但功名全无,反而为自己惹来杀身之祸。这正是他以天下为己任、以苍生为重的儒家思想的体现,这样的人格是极其高尚的。康熙为伍次友的学识、修养所折服,不惜屈尊拜师,处处执师礼,应该说,在康熙的身上,也寄托了作者心目中的明君形象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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