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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与探索

  摘要:文章从《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和克劳蒂亚不同命运的对比出发,对文化传承和社区责任感两方面进行分析,力图揭示莫里森心目中黑人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文章进一步指出:在美国黑人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莫里森代表着一种从抗议转向自我探索的变化。

  关键词:《最蓝的眼睛》 托妮·莫里森小说 文化传承 社区责任感 迷失探索
  
  一、引言
  
  著名的非裔美国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妮·莫里森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在情节上并不复杂:小说以秋、冬、春、夏为叙述框架,讲述了年仅11岁的黑人女孩佩科拉在遭生父强奸,继而怀孕,早产了一个很快就夭折的婴儿后,在无人关心帮助的情况下堕入疯狂状态的悲剧故事。然而,《最蓝的眼睛》所呈现的佩科拉一家及整个黑人社区生存的困境和心灵的痛苦却让读者时时感到一种无法排解的沉重和窒息。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样的悲剧?凯特·富布鲁克(Kate Fullbrook)曾一语中的地指出,导致如此悲剧的根源是包围他们的占主流地位的白人文化。正是由于长期生活在白人文化的侵蚀下,黑人自身的价值观和审美观逐渐地被扭曲和异化,致使他们丧失了自我,迷失了方向。
  究其本质,文化和种族原无优劣贵贱之分。但是,当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在同一社会相遇时却完全可能因为其各自的经济、政治实力和影响的差异而形成强势和弱势的区别。强势文化往往强化现存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并凭借其有力地位,对弱势文化发起不断的冲击,借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和作为统治者的天经地义。在美国,白人始终在政治、经济上占有无可比拟的统治地位,因而他们的文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强势文化或主流文化。白人总是自视高人一等,认为其是正统、文明、高尚和智慧的化身,而黑人则是卑下、野蛮、愚蠢和异教徒的代名词。在奴隶制尚未废除的年代里,白人甚至认为黑奴是“一块可供他们任意书写的白板”。浸润在这种制度下,黑人被剥夺的岂止是自由和尊严,从更长远和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说,他们被剥夺的是自己的身份、语言、集体、历史和包括上述文化内涵在内的近乎所有属于本民族和自我的“意识”乃至“无意识”:他们通过他人的视角看世界;他们借助他人的心灵感悟自然万物;他们既存在,也已消失。
  挣扎在族裔文化意识淡薄的氛围里,佩科拉当然毫不例外地受到了白人文化的影响。她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作为一个黑人的丑貌,想象着如果她长得漂亮,特别是拥有一双白人女孩的蓝眼睛,这双蓝眼睛就会看到一个五彩缤纷的幸福世界。蓝眼睛成了她灰暗生活中的最后一线曙光和唯一追求。可蓝眼睛却是白人衡量美的基本标准,因为美意味着“金色的头发,白色的皮肤,而最重要的,是蓝色的眼睛”。显而易见,蓝眼睛是白人强势文化的象征。佩科拉对蓝眼睛的祈求说明她已内化了白人文化意识,并希望能被白人认可和同化。然而,佩科拉是绝不可能被白人社会认同的。巴巴拉·克里斯廷(Barbara Christian)指出,佩科拉对蓝眼睛的渴求“包含了黑人文化和白人文化300年间不成功的交流”。佩科拉的悲剧正是源于她文化属性的变异。一方面,她属于黑人群体;但另一方面,她和她的群体却仰慕白人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佩科拉的悲剧与她自身、她的父母和生活环境密切相关。她是父母堕落和混乱生活的产物,--,一是家庭及整个黑人社会变态的受害者。同时,佩科拉也是白人文化的牺牲品,而《最蓝的眼睛》是“一本新奴隶叙事”。换言之,通过对佩科拉悲剧的探讨,特别是通过将她和克劳蒂亚不同的命运加以对比,我们不难看出,在托妮-莫里森的墨汁中流淌的已不再仅仅是一种对黑人民族苦难外在因素的抗议,她已将小说的触角伸向了深刻的自我反思与探索。
  
  二、传统文化的断层与传承
  
  音乐是黑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劳伦斯·列文(Law-rence Levine)指出,“黑人民乐和其他形式的口头传统能使他们公开和单独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获取快乐,并能使他们的传统和价值观念不朽,激发新的内心表达……”。“布鲁斯”(blues)音乐是黑人民乐中最大众化的音乐之一,黑人以个人的倾诉并以自由感伤的民歌形式逐步形成了这种音乐。有关布鲁斯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布鲁斯属于抒情音乐,歌唱者在传唱中表达自己的感情。尽管布鲁斯主要体现的是“个人问题和/或经历”,戴维斯从妇女的歌唱声中观察出“个人困难的公开交流有助于促进黑人集体社会意识的发展”。贝克(Hurston A.Baker,Jr.)更是把布鲁斯形容为“来自黑人群体的匿名嗓音”。
  在《最蓝的眼睛》中,克劳蒂亚先后两次以深情的笔触讲述了妈妈歌唱甜美的传统布鲁士斯歌曲的情景。第一次描述的是母亲经常歌唱的抒情歌曲“困难时期”中的片断,如W.C.亨蒂创作的“圣路易斯布鲁斯”歌曲中广为流传的“害怕看见日落”那句。在年幼的克劳蒂亚看来,没有妈妈歌唱的星期六是“孤独、烦闷的”,而充满妈妈歌声的星期六则意味着希望和可能。她甚至认为,歌词中暗含的痛苦和忧伤似乎因母亲那甜美温馨的嗓音而不复存在,“在妈妈充满喜怒哀乐的歌声里,伤心的往事不再令人心碎,反而使我相信:痛苦不仅可以忍受,还甜蜜蜜的。”。正是这种“确信”使得成年后的克劳蒂亚得以度过种种难关。克劳蒂亚第二次提到的是母亲歌唱关于火车和阿肯色州歌曲的情景。从母亲的歌唱中,敏锐的克劳蒂亚听出了对自由和民主的呼唤。母亲的歌唱激发了克劳蒂亚的想象力和渴望,使她在遇到任何困难时都能临危不惧、沉着应战。不难看出,布鲁士乐这一黑人传统文化的代表,是贫困中他们仍能保持家庭幸福、女儿健康成长的原因之一。
  当克劳蒂亚幸福地从母亲那里吸收文化甘泉时,可怜的佩科拉却没能从母亲身上获取任何黑人文化滋养。母亲波琳没能给孩子们带来关心、爱护和文化甘泉。“对她来说,爱就像一口井,她从那儿抽取出最具破坏力的情感……竭力去窒息那些需要爱的亲人。”她让儿子老是想着逃离家庭。使女儿充满了“对成长的恐惧,对他人的恐惧,对生活的恐惧”。小说中最令人心酸的场景之一是佩科拉不小心打翻了她妈妈在白人家熬果酱的锅,波琳对她先是一阵捶打,接着又把她推个人仰马翻并补上了几个耳光,随后就把吓哭的白人小女孩抱在怀中安慰。至此,由波琳所代表的母女关系的异化和人性畸变昭然若揭,而亲眼目睹自己母亲对他人的如此关心和爱护,却给一直渴望爱、不知爱为何物的佩科拉留下了一生难以愈合的伤痛。渐渐地,年仅11岁的、尚未形成自己价值观的佩科拉把母亲对自己的厌恶和一切不幸都归结于自己没有像白人小姑娘那样的蓝眼睛。因此,克劳蒂亚遇到困难时可求助于她的布鲁士乐,而佩科拉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幻想着拥有一双蓝眼睛,直至最后陷入疯狂状态。可以说,正是母亲人格的变态和价值观的异化,促使了佩科拉对蓝眼睛的渴望,这也是导致她精神分裂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她截取了女儿的生命,致使她无可挽救”。被忽略、被歧视和自我尊严、自我价值的丧失,加速了佩科拉的最终毁灭。
  然而,在我们批评和谴责波琳时,我们不应该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波琳本人也是自人文化价值观念的受害者。波琳出生于南方的一个农民家庭,先天跛足,相貌平平。儿时的她就一直被家人和邻里冷落,无人关心她做什么,甚至无人注意到她的存在。在家中11个孩子中,她是唯一没有绰号或小名的。在她看来,绰号和小名非常重要,只有那些引人注目的孩子才能拥有它。因此,孤独的波琳从未从家中获得幸福或任何归属感,“她觉得自己从来就不属于那个家,或者说她哪儿也不属于。”她的家中也无任何欢快、祥和的气氛或凝聚力。家人的冷落让波琳觉得自己无足轻重,而家中的空荡更不可能带给她任何文化营养。可以想象,成了母亲之后的波琳也不可能像克劳蒂亚的母亲那样,向自己的女儿传递类似布鲁斯的黑人文化营养。
  如果说儿时的波琳由于生活在文化贫瘠的家庭而缺乏黑人文化熏陶,那么成年后的她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被白人文化所同化了。在随着丈夫乔利从南方来到北方后,孤独、空虚、倍受他人歧视的波琳,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只好从电影中寻求慰藉。不知不觉中,无任何文化根基的波琳接受了好莱坞电影中大肆宣扬的白人文化审美观和价值观。银幕上宣传的美的标准成为了她衡量现实中一切事物的天平。渐渐地,她发现和电影中所热烈褒扬的白人俊男美女相比较,她粗俗的丈夫实在不值得爱,因为“白人男人懂得怎样照顾好自己的女人”,而当接过襁褓中的女儿,她也禁不住感到:“上帝呀,她真丑。”很显然,白人文化的价值标准已慢慢浸入她的心灵,她已忘却作为妻子和母亲应有的柔情和爱心。波琳在白人费希尔家的工作,进一步地加速了她心灵的扭曲和人格的裂变。对白人社会的崇拜与对黑人包括自己和家人的鄙视,使她在人格上产生了严重的裂变。至此,她扭曲的心灵已完全倒向白人文化。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母亲所接受的白人价值观又传递给了女儿佩科拉。
  在小说的末尾,佩科拉精神的完全崩溃进一步映衬了克劳蒂亚健康的成长。儿时健康安全的家庭生活背景给予了克劳蒂亚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黑人文化的熏陶和自尊自爱,这使得成年后的克劳蒂亚能非常客观理智地、从各种不同的视角讲述她和佩科拉儿时的故事。通过佩科拉和克劳蒂亚不同命运和两家对文化的不同态度的对比,托妮·莫里森暗示黑人文化才是黑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黑人惟有继承和发扬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并以之为自豪,才能在以白人文化为主流文化的美国社会真正找到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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