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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的辩证觉解与“哲学立场”的确立

【内容提要】“哲学立场”的自我澄明是关系到哲学存在及发展的重大问题。在此问题上,“经验的立场”与“超验的立场”二者各执一端,彼此对立。只有超越这二者的知性对立,立足于对“现实生活”的辩证觉解,“哲学立场”这一问题才能找到自己坚实的根基。

【关 键 词】哲学立场/现实生活/辩证法

【 正 文 】
哲学是否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立场”?哲学的“立场”是否可能以及何以可能?随着国内哲学理论思考的日渐深入,这一重大问题正在浮出水面,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在此方面,有两位学者各执一端的观点颇值得引起人们重视:赵汀阳在一系列著述中提出“无立场的思想”的观点,何中华对赵汀阳观点的批评与回应。(注:何中华:《“无立场的思想”可能吗?》,载《哲学研究》1997年第10期。)笔者认为,两人的争论使“哲学立场”这一问题尖锐地凸显在人们面前,使人们难以回避。本文愿以两人的讨论为背景,在此发表一点个人看法,以推动对此问题的探讨。
一、“哲学立场”的自觉:哲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前提
我们每年有上千篇哲学论文在公开学术刊物发表,有数十部哲学理论研究专著和教材问世,这些论文和专著都把自己的工作定位为“哲学研究”,把所探讨的问题认同为“哲学问题”,然而,很少有人回到问题的前提去对“哲学立场”进行提问和反思,而这恰恰是哲学得以安身立命的带有根本性的大问题。何中华通过与赵汀阳的对话,把“哲学立场”这一富有挑战性、具有根本性的问题上提升到了自觉的层面并昭示于人们面前,使人们不得不直面它并认真地作出回答。
所谓哲学立场,一般而言,是指“任何一个哲学建构者所须臾不可离的根本出发点,具有视野与前提两重含义。”(注:何中华:《“无立场的思想”可能吗?》,载《哲学研究》1997年第10期。)但在更深层面上,追问“哲学立场”,实质就是要叩问“哲学的发言”所具有的存在权利与合法性根据究竟为何、哲学在人类全部文化形式中应具有何种特殊姿态等重大问题。用赵汀阳的话讲,它意味着对这些问题的自我反思:“哲学该怎样搞?能怎样搞?或者说,搞哲学意味着什么?”(注:赵汀阳:《哲学操作》,载《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它要求哲学把目光从对世界、人生,对种种争论不休的问题的关注中抽身回来,返归自身的本源,探寻哲学安身立命的根本。
对哲学立场自觉的澄明与申辩是所有真正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常识以及实证科学、宗教等文化形式凭借其在人们生活中的直接功效而显示它们的存在理由和价值,这也就是说,它们存在的立场具有“自明性”;与之不同,哲学的立场却从来就不是自明的,需要澄清。从历史上看,一切哲学派别在建构其理论体系时,总是毫无例外地包括两个最基本的内容:第一是自身的基本概念以及由概念的展开所形成的理论体系,第二便是对其哲学立场的理论阐明和论证、对它所具有的合法性根据的自我申辨,而且就根本而言,前者之所以可能,必须依赖于后者的坚实性与可靠性。一种没有对“哲学立场”进行自觉阐明与有效辩护的哲学必然是一种糊涂的、无根的哲学,即使它对众多问题喋喋不休地发表了无数看法,也会因为其缺少对“哲学立场”的自觉而仍为“意见”,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哲学境界。对哲学立场的充分自觉是哲学成为哲学的必要条件。
在今天,对哲学立场的自觉澄明具有更加迫切的时代意义。从当代西方哲学的实际来看,对传统哲学基本立场的怀疑与否定,对哲学立场的重新定位与反思,已成为理解整个当代哲学最为重要的线索之一。无论是科学主义思潮,还是人本主义思潮,都把背离传统哲学的理论立场作为基本出发点,从各个方面否定传统哲学作为最高智慧和第一原理的自我期许;到更为激烈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那里,传统哲学的立场更遭到了空前的否定,例如,罗蒂的“后哲学文化”概念,就希望通过一种没有主导原则、没有最高原理、没有理论中心的新的文化构想,彻底取代以往哲学作为最高智慧、一级真理的“元”立场,从而使当代哲学对传统哲学立场的否定与质疑达到了顶点。
与此同时,当代哲学还有另一些哲学家为在新的时代捍卫与重新确立哲学的立场作出了切实的努力,这一点集中地体现在回归现实生活世界这一趋势上。自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以来,这一概念引起了20世纪许多哲学家的重视与 共鸣,维特根斯坦对“生活形式”的强调,日常语言学派对语言日常用法的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日常生活批判”的高度重视,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等人对“生活世界”的阐述……,都共同地体现了这些哲学家回到“生活世界”、立足于“生活世界”重建其哲学立场的致思取向。(注:参见衣俊卿:《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回归》,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从上述这一世界性哲学发展的宏观背景出发观照何中华与赵汀阳的对话,这种对话便获得了一种更为深广的意义,他们不仅对当代哲学所提出的“哲学立场”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细致思考并作出了积极回应,尤其可贵的是还从不同角度切入了哲学立场的“生活基础”这一层面,自觉地把哲学立场的确立,同对生活意义的觉解内在地联系在一起,表明了两人的致思与当代哲学的最新动向具有深层的一致性。
具体而言,由于对“生活”的觉解采取了一种“超验”的态度,何中华实质代表了一种“超验主义”的哲学立场。正如他自己所声明的:“哲学立场只能是超验意义上的不可还原、不可归纳的逻辑自明性前提……哲学不需要明证,它唯一需要的只是超验的自明性本身。”(注:何中华:《“无立场的思想”可能吗?》,载《哲学研究》1997年第10期。)正是在“超验本体”的展开中,哲学为人们提供一种超越现存生活的理想生活和高远意境,从而引导人们不断超越固有限制去追求一种应然的生活。哲学在对“超验自明性”的澄明中,显示了所有其它学科都不能代替的功能因而构成了它不可剥夺的独特立场与存在合法性。
与何中华相对,赵汀阳则代表了一种关于生活的“存在论立场”(虽然何中华认为赵代表一种“隐蔽的经验论立场”,赵自称“无立场的思想”,但笔者仍认为“存在论立场”是较恰切的概括)。他认为,对于哲学而言,“生活事物是唯一能够利用的存在论事实,”(注:赵汀阳:《论可能生活》,第13页,三联书店1994年版。)而且,生活的意义不依赖于任何外在于生活的“意义”,生活的意义在于生活本身,生活的意义是“自足”的,具有“自成目的性”,因此,“生活首先是一个存在论事实,在它的存在论问题被阐明之前,任何断言都是没有根据的,唯一正当的方式是仅限于生活这一存在论事实所能分析出来的东西作为根据”,(注:赵汀阳:《论可能生活》,第21页,三联书店1994年版。)由此出发,“纯粹的思想反思的意义在于它能够进入生活……一个有意义的哲学问题或者是一个对生活有意义的思想方法问题,或者是一个生活观念问题。”(注:赵汀阳:《论可能生活》,第186-187页,三联书店1994年版。)
很显然,何中华与赵汀阳的哲学立场具有鲜明的精神气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根源于二人对于“生活”的不同觉解。从何中华超验主义的哲学立场出发,赵汀阳显然是“以一种隐蔽的经验论立场在处理超验的形而上学问题,亦即是以一种非哲学的方式谈论哲学而已”;而从赵汀阳关于生活的存在论立场出发,何中华恰恰是在生活之外谈论生活,因而正是存在论立场所要禁止的,所以何中华的哲学立场显然要被赵汀阳归属于“旧哲学”的范畴。
在我们看来,何、赵两人由于对生活的不同觉解所形成的不同哲学立场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它标志着中国哲学工作者对哲学立场的思考已真正走向自觉。但我们认为,由于两人在觉解“生活”的意义时,都只抓住了其中一个片面的环节,因而其由此出发对哲学立场的思考带有很强的知性思维的痕迹。其实,两人间的对立并非绝对不可消解,我们完全可以吸纳他们各自的合理内核,整合出一种更具理论包容力和说服力的哲学立场,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对“生活”进行真正辩证的觉解与完整的阐释。
二、“现实生活”否定性统一的辩证本质
我们认为,哲学对生活的自觉理解,既不是如何中华那样单纯注目于“超验”的理想生活一极,也不是象赵汀阳那样把生活局限为一个“存在论事实”,而是把生活觉解为一个多层面、多向度内容否定性统一的辩证结构,正是在这种辩证结构的澄明中,生活才获得了其完整的意义并具有了真正的现实性,从而成为了对每个人而言的“现实生活”。
对于“现实生活”辩证结构的揭示,可以从“纵”与“横”两个方向着手。
从“纵”的方面看,“现实生活”是历史性与超越性的否定性统一。
历史性是现实生活的内在环节。人的确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是生活方式与道路的“自由选择者”,但人决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与选择自己的生活,而总要受到一定历史前提的牵引与制约。赵汀阳再三强调“生活的意义在于创造可能生活”,但他明显地对生活的这一历史性维度重视不够,他忽略了“创造”从来就是受到限制的“创造”,总是受到创造者、选择者的“前见”与“视界”制约。
承认生活的历史性,意味着生活的“有限性”与“非至上性”,但这决非说人因此失去了超越性,恰恰相反,正是历史性及其导致的生活的有限性和非至上性,为人创造自己的生活 提供了真正的自由和可能,如果人象上帝一样能洞察并预见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摆脱了所有历史的规定和限制,那么人也就没有、也用不着自我超越自我创造了。可以说,人的历史性为人的无限开放性提供了真实的可能,人的生活就是不断在有限性中超越有限性并不断敞开自我超越的空间的过程中生成的。这种有限性与无限性、非至上性与至上性、历史性与超越性的否定性统一,正好构成了生活的辩证法。它表明:
(1)生活的历史性意味着生活不是绝对自由意志的产物,如果否认生活的历史性,就等于把人提升到“上帝”的地位,结果只能是现实生活的遮蔽和抽象。
(2)生活的历史性、有限性并不意味人的宿命与无为,相反,承认生活的这一现实规定性正是人不断超越、创造新生活的前提和基础。“超越性”同样是生活的本质规定之一,这意味着,生活就是“要决定我们将会成为什么,就是着眼于明天”,“生活就是与明天的连续不断的触碰”。(注:何·奥·加塞特:《什么是哲学》,商务印书馆,第122页。)
(3)正是生活的这种历史性与超越性之间的否定性统一,才构成了生活的“现实性”与具体性。只有对生活这种辩证关系的自觉体认,才能使人真正脚踏大地,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任何对这种辩证关系的割裂,都只能导致生活的瓦解与抽象。
从“横”的方面考察,人的生活同样是一个辩证的结构,它是“自然生活”与“超自然生活”或“理想生活”二者的否定性统一。
人来源于自然这一事实,决定了人身上始终禀赋“自然本性”,因此人的现实生活总是内在地包含了“自然生活”这一内在的环节。但人的生活之所以叫作“人”的生活,又表明了人决不局限和顺应“自然生活”,如果说动物产生于自然、顺应于自然因而也“生活”于自然的话,那么人则以自然生活为条件,同时又超越自然生活去创造自己“属人”的生活。“自然生活”需要通过人的创造性活动,经历“二次生成”,获得真正的“现实性”品格。
这也就是说,对于人的“现实生活”而言,构成人的“现实生活”的,除了“自然生活”这一环节,还包括“超自然生活”,如果说自然生活构成了人的“潜在”生活,那么超自然生活则是体现着人的目的。对理想生活的追求,表明了人虽来源于自然,但又具有超越自然限制的性质,“超自然性”是现实生活的根本规定之一。
“理想生活”属于尚在追求中的生活,在此意义上它也不直接就是人的“现实生活”,只有通过人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一方面把潜在的“自然生活”升华为“理想生活”,另一方面把“理想生活”转化为“现实生活”,“现实生活”方能真正生成。因此,同“自然生活”一样,“理想生活”也只有通过创造性实践活动的转化,对人才具有现实的意义,也才能获得现实性品格。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的“现实生活”一方面区别于潜在的“自然生活”,另一方面又区别于意向性的“理想生活”,但同时又是二者的否定性统一。它既是自然的,又是属人的,既富有感性的内容,又具有理性的筹划和选择,既是因果性的又是目的性的,等等。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彼此矛盾的维度与力量都集结在一起,从而使现实生活形成为一个丰富、复杂的否定性统一体。因此,如果把这一由多种矛盾内容组成的否定性统一体知性地割裂开来,必然会导致现实生活的失落与遮蔽。如果把潜在的自然生活夸大为现实生活,必将使人沉溺于自然功利生活而不能自拔,反之若把纯粹的理想生活等同于人的现实生活,则必将使人陷入空幻虚假的生活而同样脱离人生的真实。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的现实生活决不是单一层面、无矛盾的干瘪存在,而是多层面、多向度的复杂存在,是多重矛盾关系的否定性统一体。要理解与把握人的现实生活,首先就意味着,要理解与把握构成现实生活否定性统一本质的那些矛盾关系,而这正是最为困难、最为复杂的事情。因而事情往往是这样的:人虽然每天都在“生活”,但往往最不了解自己的生活,这正象中国古诗所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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