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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伦理蕴涵与实践路向

  [摘 要]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有着丰富的伦理蕴涵。在梁氏看来,中国传统社会组织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基本特性在近代西方思想传入后遭受极大破坏。乡村是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形成和孕育的基本单位,因此,建设新社会组织需要从乡村伦理入手开展自救式的乡村建设运动。而梁氏在其乡村建设实践中突出强调的“乡农学校”激发农民进取心、倡导“合作主义”信仰、“熟习”推动科教融化、“信任”促进金融流通等举措,正是从乡村社会的伦理特征出发提出的路径设定。

  [关键词]梁漱溟;乡村建设;伦理

  Abstract:As a representative of Neo-Confucians,Liang Shuming’s rural construction theory is rich in its ethic implications.In Liang’s eyes,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al organization that centers on ethics and division of trade were destroyed after the modern Western thoughts were introduced.As the rural areas were the basic unit in the forming and gest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ethic spirit,to construct a new social organization must begin with rural ethics to launch a self-saving rural construction campaign.In practice ,Liang focused on “peasants’ school” to inspire peasants’ enterprising spirit,advocated the spirit of “cooperationism”,and used his “familiarity with peasants” to promote amalgam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and the “peasants’ trust” to facilitate financial circulation-these were the path he set for rural construction from the et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ural society.

  Key words:Liang Shuming;rural construction;ethics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社会遭遇前所未有的激荡,无数志士仁人为挽救民族危机、实现国家富强,艰难地探索中国前进的道路。作为中国文化最执着的守望者,梁漱溟不赞同维新革命,认为它抛弃中国传统伦理精神,是“先进后进自己捣乱自己否定之一部滑稽史”[1]106。在他看来,“今后除非中国民族更无前途,即亦没什么自救运动再发动起来,如其有之,此新运动之趋向,将不能不从‘民族自觉’出发”[1]110。由于中国社会从组织构造来说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因此,“从农村入手”便是“民族自觉”的出发点。在梁氏看来,中国的问题不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不是“贫、愚、弱、私”,而是“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没办法”[2]22。因此,梁漱溟从中国传统社会组织构造的伦理特性出发,发觉乡村的破坏,并由此认为,进行一场以伦理精神的改造为核心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建设新社会组织构造的“最后觉悟”。
  
  一、中国传统社会组织构造的伦理特性
  (一)伦理本位
  在梁漱溟看来,西方社会自中古以来在“团体与个人、个人与团体,一高一低、一轻一重之间,反复不已”[2]25。而这种反复的根源,恰恰是因为西方人始终是在集团中生活。与此相反,中国传统社会组织构造因缺乏集团生活而无法映现个人问题,从而使“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的伦理关系在社会构造中的特殊地位得以凸显。人自出生起便在与人相联系中生活,并由此产生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情谊关系,也随之带来亲疏厚薄渐次应尽的义务。
  进一步而言,伦理关系作为一种情谊关系,必然依循“以对方为主”的人类情感特征,“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者”[2]25。由此,中国社会也就成为一种伦理本位的社会。其突出表现为3个方面:第一,社会方面。家庭产生的天然关系是最基本的人生关系,人必“亲亲”。家庭关系无任何缺陷是人生最圆满的事情,反之,鳏寡孤独等家庭关系的缺憾是人生之大不幸。由家庭、宗族在相互情谊基础上约定的礼俗不仅影响家庭成员,而且渐次推及影响到师徒、邻居、朋友等。第二,经济方面。按照财产的大小、亲戚关系的远近而产生“分财”或“共财”之义。同一家族内的自家兄弟、亲戚以至朋友,应在经济上互相体恤、互相帮助,彼此承担或重或轻的义务关系。换言之,在情理的影响和约束下,一个庞大的伦理经济体实现自身的经济生产和分配的全过程。第三,政治方面。由家而国,即全国上下依靠家庭伦理教化的延伸安排政治组织。在君臣、官民之间,不存在如西方的个人、国家、法律之强制约束,只有依家庭情谊推及的一系列伦理关系。按照伦理关系中各自所处的地位,承担相应的伦理义务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伦理关系相安的同时,政治关系也达到理想与和谐。
  (二) 职业分途
  在梁漱溟看来,从中世纪农奴与贵族的对立到近代资本家与劳工的对立,西方社会的阶级对立始终存在。而在中国,由于生产工具与生产工作始终无法真正分属两部分人,因而无法出现所谓阶级对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伦理性原因,使得中国成为一个职业社会而非阶级社会。在中国,土地因可以自由买卖而具有随时转移性和分散性,较难形成垄断。加之对于遗产采用不同于西方长子继承的均分制,难以形成有利于扩大再生产的资产集中和资本的绝对性垄断。由此,“生产工具被一部分人垄断”这一阶级对立社会的产生基础无法形成。生产工作者在生产工具上各自劳动,取得相应的劳动成果,只存在一种职业上的区分。在政治上,中国社会各阶层具有均等的参与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可谓是中国社会政权开放性和参与性的生动写照。中国传统社会采用通过考试制度选拔的官吏制度,使其政权不似西方社会那样垄断于贵族手中。士、农、工、商并列为四民,其间只是职业分工的不同。并且,四种职业具有流动转换性,希冀参与政治的农、工、商均可以通过“读书考试”踏入仕途[2]25-27。
  
  二、近代以来西方思想传入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冲击
  梁漱溟认为,近代西方个体本位、权利思想的传入,使中国传统社会以伦理关系支撑的社会结构受到强烈冲击。近代西方思想以“我”作为逻辑起点,处处要求个人权利并向外抗争,这在相当程度上动摇了中国传统社会以对方为重、强调义务的谦让思想。表现在家庭与家族关系上,家族成员之间要求自身权利,不再顾及父子、兄弟、朋友原本的情谊关联。依照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一家财产属于共有,家庭对每一成员都承担或远或近的义务;而在西方近代思想中,家庭无须对其成员承担此义务。两者的矛盾与冲突十分显见。表现在政治上,忠君之意也在西方思想之影响下悄然而变。在伦理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关系的和谐稳定依赖于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伦理关系约束。然而,近代西方思想的传入却在相当程度上消解着这种伦理关系和义务观念,将原本可约束性的政治关系打乱,由此造成连年动乱。不仅如此,西方在近代发展之后逐步走入“反近代”时期,近代与“反近代”思想的交织、混合与争论,更造成中国思想界进退维谷的境地。在伦理关系上,依中国的理、西方近代的理还是“反近代”的理,全国上下无法形成一个相安妥帖的说法。
  西方思想在冲击中国社会之伦理本位的同时,也破坏其职业分立的社会状况,并逐渐形成垄断而又非阶级对立的社会。教育方面,在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士阶层不再避讳谈“利”,而是试图运用自己的知识和头脑谋求利益。因此,士希冀通过知识取得利益,商则为了获取更多利益而接受教育,意在由“士”而获“权”。由此,士与商在功利思想的影响下走向融合。易而言之,士通过教育上的垄断权,获得政治上的机会优越权和经济上的获利优先权。这种权与利的优越与优先又强化其教育上的垄断权,最终形成士与商在教育上的绝对性垄断。经济方面,传统农业生产者只会使用旧式零碎分散的生产工具,伴随西方思想而传入的新的生产技术、经营方法和理念,有利于资本的迅速集中和扩大再生产。因此,资本上的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并产生经济机会上的垄断。政治方面,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最终导致考试选拔制度形同虚设,政权参与机会被少数人操纵和垄断。由此,教育、经济、政治3个方面的垄断逐渐形成又相互影响。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缺乏一种自上而下的、保障垄断的社会秩序,因而,阶级对立的社会也就无法真正形成[2]27-29。
  
  三、乡村伦理关系的“破坏”与“救济”
  近代以降西方思想对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构造所造成的冲击,根源在于破坏了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伦理关系。因而,重建此种伦理关系和伦理精神,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逻辑选择。在梁漱溟看来,中国传统社会组织构造是由乡村渐发端倪并逐步萌芽生长而发展生成,乡村在中国社会结构和伦理文化的变化发展中具有典型意义。“中国原为乡村国家,以乡村为根基,以乡村为主体,发育成高度的乡村文明。”[2]578-580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和主体,中国的文化、法制、礼俗、工商业等,无不“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2]10。而在西方近代文明、“反近代”文明和俄国共产主义文明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影响中,乡村亦是破坏的重中之重。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梁氏视乡村为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形成和孕育的基本单位,以此为逻辑起点,认为建设新社会组织的关键在于认识乡村伦理关系的“破坏”,并由此从乡村伦理入手展开“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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