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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技术法律控制问题是STS研究的重要问题。从技术主体利益多元与法律公益确 定、技术客体变动不居与法律相对稳定等两个方面分析了现代技术控制的法律困境,认为超 越困境的关键在于技术与法律的协同,从方法论层面提出了超越困境的法律协同机制,指出 协同机制主要靠技术行动者来实现,并从技术的结构分层角度从技术器物层、制度层和观念 层等三个方面对法律协同机制进行了构建,为技术法律控制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可供选 择的视角。

  关 键 词:技术控制;法律;协同机制
  
  技术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自然、人类和社会。由于技术负荷价值的双重属性,客观上需要对 技术进行控制,而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无疑使技术与法律具有了交流对话的基础, 因此,科学、技术与法律(Science, Technology and Law,简称STL)也就自然地进入了STS研 究领域群[1]。当前,人们对具体技术进行法律控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在国内外S TS领域中从整体上对技术法律控制问题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本文在对技术控制的法律困境进 行反思的基础上,试图从方法论层面提出超越技术控制的法律困境的一种范式,为技术法律控 制问题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可供选择的视角。
  
  一、 现代技术控制的法律困境
  
  技术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而法律作为一种控制技术的手段,同样有其 自身的作用机制。有效完成技术的法律控制任务,实现技术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提出有效对 策的前提是对技术控制的法律困境的分析和解读。
  1. 技术主体利益多元对法律公益确定的挑战
  现代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固然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是各个层面的技术主体的现 实利益是技术选择的决定性因素。技术主体在技术选择中存在着各种利益的冲突,这种冲突 是技术主体基于技术利益差别和技术利益矛盾在实现各自利益的过程中发生的利益争夺。“ 各种利益之间之所以发生冲突和竞争,就是由于个人和这些集团、联合体或社团在竭力满足 人 类的各种需求、需要和愿望时所发生的竞争。”[2]正因为如此,针对同一技术而言 ,不同技术主体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那么不同技术主体“私益”的价值选择与作为“公益” 的一种工具表现形式的法律判断之间必然产生矛盾。当然,由于法律所代表的“公益”具有 相对性,这种矛盾表现的层次也不尽相同,主要表现为个人与团体,小团体与大团体,个人、团 体与整个人类等各个层次之间的矛盾。技术主体在进行技术选择的过程中,有的出于政治上 的考虑,有的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有的出于社会发展的考虑;同时,技术选择的主体包括 工程师、科学家、企业以及管理决策者、国家及其相关政府机构、国际组织、社会公众等等 ,形成了不同利益集团的选择。在多元技术主体利益博弈的过程中,技术主体之间必然都以 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法律公益不会成为技术主体伦理思考的出发点。同时,公共 利益被视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法律是为实现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3]。公 共利益不限于物质形式,而且涉及精神层面,包括文化、风俗、习惯等利益。不仅如此,受个 体感觉和兴趣影响所形成的利益及其利益价值的认定,还会受不断发展的国家社会情形所左 右,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变化和差异。因此,在法律上如何界定技术选择中的“最大多数”、 “公共”,技术选择中“公益”由谁来主张和维护,主张维护的边界又在哪里等等,在技术自 身复杂性和技术主体利益多元的条件下,在法律框架内对公共利益进行清晰的法律界定困难 重重。
  2. 技术客体变动不居对法律相对稳定的冲突
  法律对技术的控制源于技术发展所衍生的社会关系,法律是对现实技术关系的控制,技术变 革与发展必然先于法律的变革与发展,这体现了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品格。但法律的稳定性也 导致了对发展中的技术控制的滞后性,在技术的历史发展脉络中,从最早的技术规范到1474年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专利法再到现代技术法律控制时代,法律对技术的控制总是滞后于技 术的发展。这是技术与法律关系发展的必然,说明法律对技术的控制只能建立在实然的基础 之上,尽管法律可以对技术发展进行预见性的控制,但是不能对尚未产生的技术社会关系进行 控制。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莫里茨•石里克(Moritz Schlick)所说,被认做是最终规范或最 高价值的那种规范,一定是作为事实来自人类的本性和人类生活的[4]。按照这样的 逻辑思路,法律对技术的控制,将在技术不确定性条件下进行价值判断,不得不面对决定所产 生的后果不同于决定时预测之后果的现实,很可能导致技术的法律控制无法实现预期目标的 困境。正如哈佛大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项目前主任梅塞纳(Emmanuel Mesthene)所指出:“技术 为人类的选择与行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但也使得对这些可能性的处置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 态。”[5]梅塞纳深刻分析了技术的法律控制不确定性,但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表明了 现代技 术的变动不居性对法律自身稳定性的空前挑战。以日本数字技术的发展为例,现行日本《著 作权法》在最初实施后10年内几乎没有修改。但是,从1984年至1999年进行了11次修改,这 样频繁的修改,究其原委,大都是由于数字化技术的影响所导致的。而随着知识社会的进一 步发展,今后这样的倾向还会更加明显,修改的速度还会加快[6]。日本著作权法律 制度 的修改是适应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而作出的回应,这种修改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其速 度还会不断加快。在不断修改的过程中,法律一方面填补了技术法律控制的“空白”,但是 频繁的法律修改明显对法律稳定性提出了挑战,使技术主体的行为预期变得不可确定。不可 确定本是技术的“特权”,但是这种“特权”在技术法律控制过程中又转嫁给了法律本身, 以稳定性为基本价值的法律反而变得不可确定。技术与法律的这种冲突加剧了法律自身的不 稳定性,破坏了法律的自稳性品格,在这种必须面对的困境中,寻求一条可能获得法律和技 术协调发展的路径是我们必须思考的课题。
  
  二、 超越困境的法律协同控制方法
  
  不管对于技术主体,还是技术客体,技术的法律控制似乎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科林格里奇困境 (Collingridge dilemma):试图控制技术是困难的,而且几乎不可能。笔者认为,之所以 陷入技术的法律控制困境,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将技术作为一个巨系统,在试图打开“技术 黑箱”的同时,忽视了技术系统之外的社会系统(包括法律、伦理等)。人们将技术看做一 个动态的过程,而将法律看做一个被动的静止的工具,技术和法律之间的信息交互之门关闭了 ,因此,试图超越技术控制的法律困境的钥匙,只有从“技术—法律”动态的系统中开启。
  
  1. 技术与法律系统整合
  既然我们试图从“技术—法律”系统中寻求克服技术控制的法律困境的方法,那么,首先需要 确认“技术—法律”系统具备耗散结构系统的特征。如前所述,在法律对技术的控制过程中, 法律离开技术,就失去了控制的基础和动力;技术离开法律,就失去了发展的方向,两者只有 融为一体才能实现技术的法律控制目标。同时,现代技术的价值负荷和法律的人文属性, 促使其与其他社会控制系统(如道德伦理、社会政策等)进行广泛的信息交流,这都决定了 “技术—法律”系统的开放性。其次,技术与法律之间的矛盾使其始终远离平衡态。 技术的 法律控制最大的困境来自于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和法律发展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 的产生,使技术亚系统内部在不断产生新技术的同时,也不断催生新的技术社会关系,客观 上需要法律去调整和控制,使法律亚系统不断打破技术亚系统内部平衡态。再次,技术与法 律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非线性的。在技术的法律控制过程中,若“技术—法律”系统中各个要 素 是线性的(单一的、对称的、加和的),那么这个系统的要素组合就只会有量的增加,而不会有 质的飞跃。“技术—法律”系统强调的是技术主体间的相互关联和协同共生,主要包括技术 亚系统和法律亚系统之间相关技术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和“技术—法律”系统各主体与外部 主体的交互作用,而这些交互作用成为“技术—法律”系统的动力结构。最后,“技术—法 律”系统存在着明显的“涨落”。在“技术—法律”系统中,由于技术亚系统中各个要素之 间的非线性作用,不断产生新的技术,首先打破了技术亚系统已形成的平衡状态,率先在该 亚系统中产生了“微涨落”。 以后,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系统开放、远离平衡态、非线 性作用),该“涨落”会波及法律亚系统,他们之间可能发生竞争,即表现为技术法律控制 过程所出现的矛盾,导致“涨落”缩小甚至消失,使系统呈现为无序状态;他们之间也可能 发生协同,即表现为产生支配技术的法律控制系统的序参量技术规范、法律制度和法律 观念,使“微涨落”被迅速放大,转变为“巨涨落”,使系统呈现为有序状态,推动“技术 —法律”系统的构建和发展。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技术—法律”系统作为耗散 结构系统的结论,为超越技术控制的法律困境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上的思路。
  
  2. 技术控制的法律协同方法
  在系统的演化过程中,竞争和协同是相互矛盾和相互依存的,它们互相制约又互相促进,使 系统形成活生生的有序结构[7]。如前所述,“技术—法律”系统通过非线性的竞争 和协同作用实现动态平衡,技术与法律相互竞争,竞争的表现形式就是技术与法律之间的矛盾 ,使“技术—法律”系统“涨落”缩小甚至可能消失,而没有“涨落”,系统便无法实现动态 平衡。但系统中存在竞争,就必然伴随着协同,协同作用的发挥使“涨落”在相互叠加中得到 了放大,促使“技术—法律”系统的动态平衡,按照这样的逻辑分析,我们可以认为走出技 术的法律控制困境的关键,就是要在技术的法律控制过程中,实现技术与法律的相互协同。“技术—法律”系统的开放性决定了技术与法律需要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在 这个动态的开放系统中,既包括技术亚系统、法律亚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换,也包括各自亚系 统内部的新陈代谢,更包括“技术—法律”系统与其他系统的信息交换。但我们论及的旨趣 在于技术的法律控制实现,更多地侧重于技术亚系统和法律亚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换,当然, 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忽略其他信息的交换。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在系统与环境之间不断进行物 质和能量的交换过程中,信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使得这种交换以最合理和最有效的方 式进行,并能调节与控制系统的状态和功能。而按照控制论的观点,控制就是对系统信息进 行分析、比较、判断的有组织有目的的过程。系统论、控制论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在“技 术—法律”系统中,实现技术控制的法律协同的关键是法律(执行信号)信息与技术(被控 变量)信息之间的有效交换,以实现增加技术正价值、抑制负价值的控制目标。因此,信息交 换 必然需要交换对话平台,由于技术和法律的自主性决定了技术亚系统和法律亚系统有其特定 的系统结构和“系统语言”,对于技术来讲,法律不可能也不应该直接将“法律语言”强加 于技术亚系统中,否则将造成技术亚系统的紊乱。那么这种平台如何搭建呢?技术和法律之 间的信息交换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两个亚系统之间必然存在反馈渠道,才能使施控系统 (法律)实现对受控系统(技术)的控制,反馈渠道是信息交换的载体,信息交换的实 现主要是技术行动者通过反馈渠道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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