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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自“五四”运动以来,现代中国科学观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变。“科玄论战”的结果确立了科 学受尊崇的地位,“实用至上”的科学观限制了纯理论研究相对独立的发展, 对“伪科学”的批判突出了科学精神的核心价值,科学文化的比较研究开启了对科学的多元 化理解。现代中国科学观的演变,是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和冲突的社会环境中展开的。对科 学的误解和误用在一定时期内在所难免。不断清除对科学的误解和误用,正是中国科学事业 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

  关 键 词:科学观;科玄论战;实用至上;伪科学

  Abstract: Sinc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e view on modern science evolved and underw ent several major changes and, as the result of the historic argument of scienceagainst metaphysics, science prevailed. However, the “Pragmatic Approach First ” view on science restricted th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the puretheoretical research. The criticism to “pseudo-science” highlighted the corevalues of scientific spirit, while the comparative study on science and cultureopened the diverse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So, the evolution of the view on m odern science in China went forward in such a social environment that the Chines e and West cultures were mingled with each other and, meanwhile, they were in co nflict. In such a historic background,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use of scienc e were inevitable to a certain extent in a certain period. To eliminate uninterr uptedly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use of science is necessary to guarantee the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science in China.

  Key words:view on science; argument of science against metaphysics; pragmatic approach fir st; pseudo-science
  
  20世纪以来,“科学”成为现代中国最为流行的词汇之一。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不仅改 变了我国的经济和社会面貌,还伴随着“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现代思想 范畴,逐步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然而,“科学”这个词汇表征的是一个多义的概念。 在不同的年代,人们对它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并衍生出各种不同的行为。回顾现代中国科学 观的演变历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助于不断清除对科学的误解和误用,从而保证中国科 学事业的顺利发展。
  
  一、 “科玄论战”带来对科学的尊崇
  
  现代中国科学观的形成始于“五四”运动前后,“科学”与“民主”成为当时全社会关注的 焦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遍访欧洲,于1920年发表《欧游心影录》,宣告“科学万 能之梦”的幻灭,倡言中国孔老墨人生智慧可以济西方文明之穷。1922年,梁漱溟发表《东 西文化及其哲学》,公开为孔子和儒学辩护。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视科学为解决 中国社会问题的良药,认为科学不仅是反对封建思想文化的锐利武器,而且是指导人们认识 社会和人生的最有效方法。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 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 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科学主义 与人文 主义两大思潮之间相互激荡,导致了1923年开始的一场大论战。论战的一方是以张君劢、梁 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另一方则是以丁文江、胡适、唐钺等人为代表的“科学派”。
  在这场论战中,“科学派”占了上风,最终几乎呈一边倒的格局,这表明现代科学显然已渗 入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意识之中。“科学派”的胜利与当时的社会需要密不可分。20世纪 早期的中国面临着可能亡国灭种的危机。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传入中 国。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要自强就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在这种背景下,科学的、 理性的人生观显然更符合当时变革中国社会的需要,更容易为向往进步与富强的人们所接受 。源于近代西方的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对当时落后的中国来说,是新鲜的和先 进的东西。坚持用科学的、理性的人生观指导自己的行动,曾经使许多有志之士和热血青年 接受了作为科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
  经过“科玄论战”,科学在人生与文化领域展示了更普遍的意义。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竞 相以“科学”学说自命,人文学科也兴起了一股运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热潮。在20世 纪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朝野各派政治力量无不用“科学”来解析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实践。 以胡适和丁文江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曾在20年代呼吁建立“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 ,体现了一种将政治科学化、现代化的诉求。到了30年代和40年代,这些要求发展成为直接 提倡“专家政治”。最终“随着向各个社会领域的这种扩展,科学的内涵也不断被提升和泛 化 :它在相当程度上已超越了实证研究之域而被规定为一种普遍的价值-信仰体系”[ 2] 。这场论战引发了全社会对科学精神和科学价值的重视。论战后的几十年中,科学广为流行, 成为这一时代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主题。
  明末以来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从动机、方法到内容,都要到传统文化中寻求学理上的支 持和证实。“科玄论战”之后情况恰好相反,文化的各个层面都从科学中寻求支持和证实。 科学替代了神,成为万物的尺度[3]。1938年出版的赵曾珏所著《科学与技术》一书 对当 时的科学技术价值观作了较全面的概括。书中指出:“科学虽纯粹以寻求真理为目的,但是了 解自然的结果,即得以利用自然,控制自然,了解愈彻底,则利用愈充分,控制愈周密,终 至得以‘利用厚生’,提高人类生活的水准,增加生产的效能,使国家民族臻于富强之境。 ”这种对科学的社会应用绝对加以推崇的倾向,很容易忽视科学的不适当应用可能出现的负 面效应。得到过度尊崇的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很容易成为一种新的“经学”。
  
  二、 “实用至上”的科学观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们的科学观发生了明显变化。当时强调科学研究要为社会主义生产建设 实际服务,将其作为新时代科学事业发展的基本原则。1950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华全国自 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强调,旧中国的科学事业是一部分科学家沿着个人兴趣在 小圈子里研究的,有着孤芳自赏、脱离现实的特点,是跟在欧美人后面的个人摸索。今天, 科学家需要改变孤立分散的个人研究和散漫自由的作风,组织起来,加强科学工作的计划性 和集体的联系,使科学研究服务于农业、工业、医学、国防、文化的建设[4]。使科 学事 业发展同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相结合,总体上是必要的。但当时对“科学”的理解,很多时候 泛指“科学技术”,更多强调的是技术研究与应用。这样很容易使人们忽视对自然科学基础 理论研究的关注,造成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某种不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注重直观体验的传统思维方式,对这一时期科学观的形成和普及产生了 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国古代科技活动中逻辑思维作用不够明显,往往用经验和试验取代专门 的科学实验,强调科学技术成果的“经世致用”,对纯粹的理论研究持排斥的态度。这就使 得很多人以为科学实践就是通过亲身试验取得成效,而通过总结经验得出的普遍认识就是科 学规律。加上当时政治生活中注重搞群众运动,简单地理解“实践出真知”,因而逐渐形成 一种“实用至上”的科学观,甚至将抽象的基础科学理论研究视为“唯心论”,从意识形态 角度加以“批判”。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事例,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对数学家齐民友教授的“批判”。齐民友 教授主张数学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应该重视基础理论学习,当时被视为“数学教学的唯心 论”。《人民日报》1958年8月20日发表报道:“驳倒数学教学的唯心论-武汉大学一场 ‘百团大战’辨明数学必须联系实际”,其中谈到“大多数老师和同学受到了教育,认识了只 有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发展数学,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数学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当时还 有所谓“一把大锉捅开微积分的奥秘”的报道,实际上用形象直观但很不严格的具体实例取 代微积分概念的严格的形式化定义,这实际上是一种倒退。“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可以将许 多反科学的主张和事件冠以“科学”的标志,诸如“亩产万斤”、消灭麻雀、“小高炉”遍 地开花等事情都是在“科学"的旗号下得到宣传推广的。其实这类事件并不具备真正的实效 ,但仍有人出头论证其“合理性”,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当时宣传上“实用”的需要[5] 。
  “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得到进一步强化。这一时期曾经将相对论、公 理化方法和宇宙学等现代科学成果视为“唯心论”加以批判。在教育界“开门办学”,“工 农兵上大学、管大学”,中小学课本中原来的数理化生知识变成了工农业基础知识,用什么 学什么,“没用”的知识一律不学。“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尊崇的只是能够直接体验到功效 的科学知识,这和科学的本质特征相去甚远。科学起源于古希腊探求理性和智慧的文化传统 ,强调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萨顿认为:“科学的主要 目的和主要报酬是真理的发现,而科学已经产生的和它正在产生的无穷无尽的财富只不过是 它的副产品而已。”[6]“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限制 作用,不仅影响了基础科学研究的深入,也使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受到严重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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