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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的内涵

  摘 要:新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代表安德鲁•费恩伯格在分析以往技术理论不足的基础上 提出了技术批判理论,从传统法兰克福学派抽象地批判社会转向对社会中最为常见的技术现 象的批判。从理论基础、价值目标、理论内核、方法论框架和批判主题等方面对这一理论展 开了剖析,其中理论基础是对传统技术哲学“接受还是放弃”技术的两难困境的分析,价值目 标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解放,理论内核是民主的理性化,使用的是社会建构论研究技术的方法 论框架,批判主题是告别敌托邦。

  关 键 词: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敌托邦

  Abstract: Andrew Feenberg,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Frankfurt scho ol in the United States, brought up the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through an alyzing the insufficiency of earlier theories of technology and turning the focu 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39;s criticism from abstract social critique to common te chnological facts. This theory is discuss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its basis, tar get value, theoretical core, methodology frame and theme of critique. Among themthe theoretical basis is analyzed for that the technology is in a dilemma overbeing accepted or being given up as argued in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technolo gy; the target value refers to human being#39;s libera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coreis the rationalization of democracy; the methodology frame is that used to stud y the technology on the basis of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the theme of critiqueis farewell to dystopia.

  Key words:Andrew Feenberg;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Frankfurt school; dystopia
  
  安德鲁•费恩伯格(Andrew Feenberg)是马尔库塞的学生,新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在美 国的主要代表,他从传统法兰克福学派抽象地对社会展开批判转向对社会中最为常见的技术 现象展开批判,提出了技术批判理论,并自1991起在十年中写下了“技术批判三部曲”:《技 术批判理论》(1991,2002年新版本《改造技术》)、《可选择的现代性》(1994)和《追问技 术》(1999)。本文将从理论基础、价值目标、理论内核、方法论框架和批判主题等方面剖析 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的内涵。
  
  一、理论基础:在“接受”和“放弃”之间
  
  技术理论是对技术的整体认识和系统观点。学术界存在多种技术理论,如技术工具论、技术 价值论、技术乐观主义、技术悲观主义等。这些理论相互交叉,其侧重点又各有不同。美国 技术哲学家阿尔伯特•伯格曼(Albert Borgmann)在《技术和现代生活的特征》(1984)[1]一书中,把以往的技术理论归纳为技术工具论和技术实体论两类。技术工具论把技术 视为时刻准备服务于它的使用者的“工具”,它自身不包含价值,是价值中立的,在任何环境 下都能保持同样的效率标准。技术实体论则认为,技术构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系统,将整体社会 重构为一个控制对象。这个系统具有扩张性,最终将侵入每一个前技术时代的领域,形成作为 整体的社会生活。这样,技术就不仅是一种手段,还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化力量,能够 冲破所有传统的和现存的价值体系,进而变成一种环境和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所无法抗拒的 “天命”。在技术面前,人只有两种选择,或者退回到传统,或者接受对技术的盲目崇拜。费 恩伯格借鉴了这种分类方法,并在分析这两种技术理论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他的技术批判理论 。
  在费恩伯格看来,尽管技术实体论和技术工具论有许多不同点,但它们对待技术都采取了“ 接受或者放弃”的态度。可如果技术仅仅是一种不关心价值的工具,它的设计和结构就不是 政治争执的问题,只是它的应用范围和效率问题;而如果技术是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载 体,我们就会由于或者追求把技术推进到非理想的状态或者退化到一种更原始的生活方式而 受到谴责,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改变它,因为在这两种理论中,技术都是命运。工具理论 视技术为其他社会方面所建立的价值的颠覆者,实体理论则把一种自主的文化动力归因于 超越了所有理论传统中相对抗的价值观的技术。它们的根本症结在于把技术看做一种既成的 事物,看做不能改变、只有接受或者反对的事物,这正是众多试图通过对技术设置道德的或 政治的限制以创造出一个有着根本不同形式的工业文明失败的缘由。
  正是以对这两种技术理论的批判为基础,费恩伯格提出他的技术批判理论,并声明其目的是“ 在一个近乎单向度的技术世界中找寻一种识别并解释内在张力的方式”[2]106。受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思想的影响和社会建构论的启发,费恩伯格把技术安排构 想为以类似于按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座架”建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产生实践,形成 认识的顺序。从不同的技术安排中和不同的观点中涌现出不同的世界,它给人类的某些方面 以特权,也使其他方面处于边缘,这样,技术既不单纯是工具,也不是独立的工艺系统,而是非 中性的社会性产物,是一种悬置于不同的可能性之间的“矛盾的”(ambivalent)发展过程。 不仅在技术的使用中,而且在技术系统的设计中就已经渗透进了社会的价值。因此,技术“不 是一种命运,而是一个斗争的场所。它是一个社会的战场,或者用一个更好的比喻,是各种因 素相互争论的产物(parliament of things),各种文明的替换物在它之上,进行着论争并作出 决定”[3]13。技术的生成过程就是技术的价值负荷过程。
  费恩伯格把技术的批判理论与工具论和实体论作了比较,认为它与后两种理论分别都有一致 之处,是对后两种理论的超越。首先,批判理论同工具论都拒斥埃吕尔或海德格尔的宿命论 ,在技术的胜利面前,它没有绝望,也没有要求人的精神从远离社会的如宗教或自然的领域 里复活,而是设计出一条介于放弃和乌托邦之间的道路。当然,它必须跨越将激进知识阶层 的遗产与当代世界的技术专业知识分离开的文化障碍,并解释如何重新设计现代技术,以便 使它适应一种更自由的社会的需要。其次,技术批判理论认为技术命令(technical order )不仅仅是一定量的工具,而实质上以或多或少的“自主的”模式构成这个世界,统治阶级 和精英们的价值和利益正是在理性化过程中和机器的设计中甚至在这些过程确定一个目标之 前就确定好了,从而正如马尔库塞早就提出的那样,技术理性已变成了政治理性,它介于意 识形态和技术的界面,代表了一定阶层的价值观和利益。
  
  二、 价值目标:人的解放
  
  费恩伯格明确地把技术批判理论定位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之内,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和 法兰克福学派最早确定了这个方向。他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思想家一样,把马克思作为批 判理论的开山,并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景气的形势下宣布自己是“新马克思主义者” 。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目标就是“人类解放”,而他在对技术的批判中始终贯 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价值目标。
  这种理解与马克思哲学的传统是一致的。人的解放是马克思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在马克思 那里,尽管“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4],但“人类 解放”绝不仅仅是“政治解放”,它不仅仅使人成为“物的依赖关系”下的自由个体,而是指 人类最终摆脱心灵的束缚和阶级压迫后的全面的解放。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 批判了当时把“人类解放”等同于“政治解放”的观点,认为“政治解放”只是从形式上获 得自由,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而“人类解放”则包括摆脱思想束缚,打碎精神枷锁,必须 消灭私有制,以获得“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 富这一基础之上的自由个性”[5]。可见,马克思之“自由”同鲍威尔等人所说的政 治解放并不相同。
  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思想,对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中表现 出来的人对物的全面依赖展开激烈批判。霍克海默从一开始就把“批判理论”称为“批判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理论源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目标并非仅指增长知识,还 在于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在马尔库塞看来,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 象化,使人获得解放,马克思的基本观念是人的实现,由此才产生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但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把革命的目的看做是改变下层大众的贫困生活状况,使工人获得今天资本 家所拥有的财富,在马尔库塞那里,革命是要解放在工业社会被压抑的人的否定向度,恢复 原本属于人的本能的方面,使人得到全面发展,从而改变人的需要及其满足的性质,建立一 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由于马尔库塞的革命的动因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他的革命理论中也 就有着不同于前者的革命主体和革命道路。
  费恩伯格曾于20世纪60年代师从马尔库塞并研读海德格尔的思想,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 ”后一起探寻社会革命的组织和道路问题,他直接承继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价值理念,试图寻 找使工业社会发生激进变革的方式,以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压抑的人的潜能。具体说, 就是通过技术理性的重构,重现技术的解放潜能,使那些受到压抑的人的利益得以实现,这 样,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就从技术哲学转向技术政治学,从技术的民主化引出社会的民 主化问题。
  
  三、 理论内核:民主的理性化
  
  尽管技术成为现代问题之源,但技术问题的始作俑者却是理性的分化导致的技术理性对现代 社会的统治,由此对理性的批判不仅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共同的主题,而且是整个西方马 克思主义甚至是整个现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批判主题。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 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受韦伯的影响,他们对“理性”的理解始终处于分裂状态,哈贝马斯 “技术理性”和“交往理性”的二分法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费恩伯格同样以对“理性”的批判与改造为基础展开其技术批判理论,进而建构起他的技术 民主化和可选择的现代性理论。不同的是,费恩伯格对“理性”的批判与改造既不像早期法 兰克福学派那样在纯粹的思辨哲学领域中进行,也不像哈贝马斯那样在语言哲学的领域中进 行,而是在技术政治学的视域内展开的。他提出,传统技术哲学认为技术理性只关注效率, 从而人为地造成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其实,现实世界的多样 性注定了理性的分化具有相对性。
  在费恩伯格看来,技术理性并非只包含单纯的效率(即科学理性),而且包含了社会意义和文化 视域两个方面,技术并非既定的事实,而是等待确定的未成事物,它既可能保护等级制度,也可 能用来建立民主制度,费恩伯格把后者称为“民主的理性化”[6]或“颠覆的理性化 ”[7]131,以取其对现实社会的否定与颠覆之意。这种否定与颠覆恰是理性的本质 功能,与马尔库塞所说的技术理性的“单向度”形成鲜明的对比。“民主的理性化”始于技 术本身的后果,始于围绕技术媒介而推动人类活动的各种方式。正是这种行动坚守技术民主 化的许诺。技术政治学预示了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技术作为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 种社会“法规”,将从这些新型的公众的协商中产生。“民主的理性化”是实现那些被系统 忽略或拒绝了的技术潜能的附属方案的结果,为使技术民主化提供了可能性。“技术民主化 ”就是扩大技术行为参与者的利益范围,要求对那些缺乏金融资本、文化资本或政治资本的 社会角色开放技术设计过程。技术的民主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设计上的民主化,另 一个是在技术行为中的外行和专家、客体和主体间权力分配上的民主化,费恩伯格称其为“ 深层民主化”[7]142,以区别在法律程序中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并不改变技术领 域中现实的权力关系的变化。
  从“民主的理性化”到“技术的民主化”是一个从理论到现实的过程。“民主的理性化”表 现在技术的设计过程中,是对技术理性的修正与改造,这是思想上的改造,而“技术的民主化 ”则是技术方案的实施过程,是把理论物化的实践过程,是具有民主特征的技术现实化的过程 。理论的先在性反映出人类行为的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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