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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看周恩来外交思想

  摘要:周恩来是举世公认的杰出外交家,他的外交思想博大精深。周恩来深邃的外交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外交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而且还折射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火花。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角度进一步探究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关键词:中国传统 周恩来 哲学文化 外交思想
  
  周恩来从小受到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他的思想中处处可以找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下的烙印。外交思想是周恩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当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影子。周恩来曾提出:外交行动要“见机行动”,要抓住时机,“守如处子、动如脱兔”;对待外交矛盾时要“恪守后发制人的原则”,“决不开第一枪”,“退避三舍,“有来不往非礼也”,“要礼尚往来”;要善于根据不同的外交问题,分别采取“针锋相对”,“外松内紧,引而不发”,“有备无患”,“细水长流”,“见缝插针”等方法区别对待处理。周恩来在外交场合曾公开承认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其外交风格的影响。他在1963年会见埃及客人时就阐发过中国办外交的思想:“我们中国人办外事有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要等待,不要强加于人………这些优秀的哲学思想来自我们优秀的民族,不完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文化的角度去进一步研读周恩来外交思想。
  
  一、和平共处与中国传统“和为贵”的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和为贵”、“尚和合”的哲学思想。这种和合不是异质事物简单相加堆砌,而是各种不同性质的事物相互对立、冲突继而融合趋同的一个辩证过程。《国语》中就有“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充耳”、“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之论;《庄子》中也提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中庸》的作者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体现了中为本,和为道的思想。《易传》则强调“天人合一”,靠“和”来协调融合。《易传》中有“夫大人者,与天地和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之说。以上这些都反映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天人合一”、“和为贵”的思想内核。这些论述着重强调了异质事物对立斗争,再而融合再生的过程。这更是一种和谐共生共存之道。周恩来在外交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的精髓。“和合之道”成了其和平外交思想的重要一“元”。
  周恩来外交思想的重要方面就是和平共处。在周恩来经历的众多外交事件中都体现着他追求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外交理念。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恩来被任命为总理兼共和国的首任外交部长。新中国成立伊始,外交政策、方针和外交任务究竟是怎样?中国的外交往何处去?这不仅是外界所关心的,更是新中国外交事业不容回避的问题。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一开始就坚决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将“和平共处”“革命不能输出”的思想贯彻始终。
  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做过这样的论述“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要同苏联人民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情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是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和平成为我国外交的一大目标。1950年,正当美国企图将朝鲜战争扩大化时,周恩来就约见了印度大使潘尼迦,他指出“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在和平中建设。过去一年中我们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极大的努力。美国政府是靠不住的”。1953年6月,周恩来在阐述国际问题的主要矛盾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这一重要思想时就指出“我们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一切国际纠纷。”“帝国主义既怕和平,又怕战争,我们都不怕,不怕和平也不怕战争。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 1954年,周恩来正式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不仅是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事件,而且对世界外交事业深刻的影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作为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准则。争取和平,在和平中共处事是周恩来在外交事业中孜孜以求的。
  
  二、求同存异与中国哲学的异同观
  
  “同”与“异”是一对哲学命题。中国哲学文化中对这对哲学命题有十分精辟的论述。在中国哲学史上“和”与“同”是相互区别的两个哲学范畴。古人有道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古代的哲人一方面强调事物之间的差异性,明确地指出承认差异性的必要性。《荀子》中写道“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知异名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荀况从名实相副的角度论述了承认事物差异性的意义。宋朝哲学家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指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这段话说明了“太极”是基于“异”存在。另外一方面,古代哲人又辩证的看到事物的差异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矛盾对立双方可以实现转化。有“求同”的可能性。在这方面有比较深刻论述的是道家创始人老子。他在《道德经》中指出“反者道之动”,“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老子通过阐述大小、难易、高下、祸福、有无等一系列矛盾在特殊情况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以上的这些论述都是关于“同”与“异”关系的思辨。这里两者的内涵应该是“和合”而不是“去异”。承认差异并不是一定要消灭差异。“和谐统一”是一种新的境界。
  “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是周恩来对中国哲学辩证思维在外交领域的创造性发挥。周恩来的一生经历了无数的外交风云,他总是冷静沉着,细心观察,善于在对立中积极寻找一致性,以更好地减少对立冲突,尽量扩大共识。这一点也是周恩来高超的外交艺术的生动体现。对于“求同存异”,他在会见埃及客人时谈到“处理涉外分歧的时候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事情总是勉强不得的”。1955年,周恩来率团参加亚非会议,当会议遇到逆流陷入僵局时,周恩来发言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亚非国家的共同之处是“是要解除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与支持,而不是相互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与对立”。纵览周恩来的一生,他总是诚挚而又耐心地实践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时至今日,这一点依然是指导着中国办外交的重要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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