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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与科学地理学

【内容提要】本文在当今学术话语空间转向的背景下,分析了科学风格和科学现场(主要是实验室)空间化研究的情况,认为科学知识空间化导向的科学地理学研究相对于“普遍主义”对科学知识的理解是一个进步,但因为它强调社会化的空间概念,所以又有着强烈的否定科学理性的“特殊主义”色彩。
【关键词】社会空间/空间转向/地方主义


【正文】
关于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和科学知识,人们一直是奉行普遍主义的观念在客观本体论、方法论和逻辑结构上探讨它们的普遍价值意义。但在最近的10多年中,随着在众多学术话语中空间转向的明显出现,空间和地点问题也成了科学和科学知识社会研究关注的焦点。在“科学知识社会学”这一标签下,许多学者不仅研究了科学实践的地理特征,而且分析了科学知识的空间特质。本文就是要考察科学知识话语空间转向的文化背景,展示在这一转向过程中有关科学知识空间化研究的进展情况,并就科学地理学作出相关的评论。
    一
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与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哲学等学术领域对文化生活中的空间特质的重视密切相关,这里将首先简略考察一下一般学术话语空间转向的情况。
(1)空间化的历史  关于历史空间化的问题是随着法国后结构主义学者福柯(M.Foucault)的写作开始的。在福柯看来,空间、知识和权力问题乃是建构历史的核心问题。他反对对历史做线性的目的论的解释,而是非常强调历史的非连续性和中断性。他集中地对规范的理性观念进行了颠覆,并表明规范的理性观念在历史上都是偶然的。因此,福柯把知识当作是权力的形式,并把自己关心的问题转到社会中权力的地点性、特殊性和情境性运行上,因为他坚信权力的分析就是空间的分析。他指出:“知识一旦按照区域、领地、移植、置换、过度来加以分析,人们就会捕捉到知识作为权力形式和传播权力效应的过程。”〔1〕
福柯在这里已将空间概念坚固地植入了文化的探讨中。在此基础上,萨伊德(E.Said)根据“思想和理论处于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种情境到另一种情境、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旅行之中”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出发,提出了所谓“旅行理论”〔2〕。不过,在萨伊德这里,知识的转移过程绝不仅仅是复制,还包含着改造,因为循环和转译是相互构成的,思想和理论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才能获得把握,知识是时间和地点的产物。他承认福柯在性的、处罚的和收容所的历史中对权力或知识的描述,但他认为福柯的权力概念走的太远,使其普遍化了。萨伊德集中考察了文化与帝国主义的问题,并将自己的考察看作是一种对历史经验的地理学探索。这一点明显地体现在他的《东方主义》一书中,在该书中他解读了“东方”观念的形成过程,认为它是在后启蒙时期西方人在政治、文化、军事、意识形态和虚构意义上的多重创造的结果。
(2)本土化的文化 随着福柯和萨伊德等人的历史写作的问世,一些社会和人类学理论家也开始展示了他们的本土化策略,使空间性概念进入了对社会生活和文化意义的探讨中。这些学者主要包括格尔茨(C.Geertz)、高夫曼(E.Goffman)、吉登斯(A.Giddens)和莱菲布勒(H.Lefebvre)等人,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文化本土化的研究。
格尔茨的大部分人类学研究都是致力于对理解的理解,具有强烈的本土主义倾向。这种企图可以从他在1981年在耶鲁大学法律学院以“地方知识:比较视野中的事实和法律”为题的演讲看出。他反对被接受的司法智慧具有普遍意义的看法,认为法律和人种学只是地点的技艺或知识,它们在空间、时间、阶级、问题等方面都具有地方性特点。例如,巴厘(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印度等的司法系统就有相当大的差异。
高夫曼的符号互动理论也强调了地点在构造社会互动中的作用。在他看来,日常生活中共同在场的关键作用与人体的空间性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有利于人群集合的情境,如集会、社会场合、非正式见面等,能为人们提供进行具有结构意义交流的动因。诸如工地、体育场、聚餐会、舞池以及实验室、大学和研究小组等等集合地点都是共同在场和集中交往并进行符号互动的竞技场。
与高夫曼有所不同,吉登斯在其社会学理论中考虑到日常生活的常规化,把人看作是在不同互动地点或环境中处理事务的动因,不同的互动地点或环境常常使人们进行分区以有利于常规的社会实践。这种对分区的强调使吉登斯卷入了在各种社会生活规模上的从国际到国内的一般区域化分析方法。他认为,空间并不是沿着社会群聚形成的虚空维度,而是按照它被互动系统的包容来考虑的社会空间。
对于这些话语,地理学家们表示了巨大的热诚。他们表明,任何社会理论都必然以不同的分析方式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时空构造问题。在他们看来,尽管物理空间似乎相对恒定,但社会空间却是一种人类的建构,空间是被生产的或被占据的空间,因此空间结构是以一种微弱但却重要的构造方式与社会关系或社会中的权力关系相联系的。正因如此,地理学家莱菲布勒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指出:“作为一种社会产物,空间性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持续得到增强或被再生产的……空间性和时间性,人文地理和人类历史都在复杂的社会过程里相交叉,创造出永恒的深化的历史的空间结果或社会生活的时空构型,并赋予巨大社会发展运动和日常活动再生实践以形式。因此,空间的生产(和历史的创造)可以被描述成为是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手段和结果。”〔3〕
(3)情境化的理性  哲学话语的空间转向来源于许多不同学者的写作。卡塞(E·Casey)的《重回地点》对“我们占据的地点”进行了哲学的考察,因为地点有不同的表现,如具体定位、居住点、建筑环境、荒地和实验场地等,而这些往往与我们做什么和怎样定位自己有关。对于卡塞来说,只有通过这种对地点的考察,我们才能够了解自己的生活地点是处于怎样的迷失景况。
泰勒(Ch.Taylor )在《自我的根源》一书中抓住了现代人经常经历的“空间迷向”,发现现代人自我的分割与人们在所谓“道德空间”(当然也是一种社会空间)里寻求权力、自我、美德和理性探索定位的限制有重要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麦克英特(A.MacIntyre )注意到自我、美德和理性探索的定位与环境有着广泛的联系,因为我们不能独立于意向来规定行为,也不能独立于构成意向的环境规定意向。他认为某种理性断言只是就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在哲学和伦理探索的发展中相应于超越特定时代的实践推理和评价标准才是有用的。自然科学的优秀理论之所以为人们所接受,不是因为它们满足了任何超验标准的要求,而是因为它们超出了先驱乾的理论,因此被证明是正确的。当代自然科学确立了自然科学的历史,也重建和定位了哲学和伦理探索的历史。这里,麦克英特并没有更深入地探讨自然科学知识的空间问题,只是想强调地点实践的伦理和政治意义,诸如权力、公正和福利等所谓普遍性的道德原则只是在特定的环境中才具有发言权,实践理性总是地点化的理性。
沃特斯托夫(N.Wolterstorff)也以类似的方法讨论了理性的本质。他认为相信某事为如此的原因必然会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同,理性的边界要经历根本的历史的变迁,就象存在理性历史学一样,也存在一种理性地理学。理性的变化依赖于人们所处历史的、社会的、个人的背景,即社会空间,理性只有针对特定的人和特定的情境才好测度,理性总是情境化的理性。
哈拉维(D.Haraway )通过“定位的理性”重新评价了客观性的概念。他抛弃了客观性与无地点性同一的观点,将客观性同特殊性、部分性、地点性和情境性联系起来,提出了所谓的“社会空间的定位”观念。他认为必须恢复对形象化的科学依赖。在传统意义上,形象化是用来对认知主体与探索客体的隔离,但实际上形象化总是具体化的,因而总是地点化的。因此,所谓客观性就是具有限制性的地点,就是情境化的知识,客观性与地点的具体化和被占据的社会空间存在内在的联系。
上述这些学者都广泛地涉及到了认知的定位、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使地点问题进入了学术的对话中,并由此选择了诸如情境、社会空间、环境等作为自己的学术语言。尽管他们很少去关注自然科学与空间的关系,但这种学术话语的空间转向却注定要使人们去讨论科学的地理空间问题。
    二
就自然科学发展而言,传统科学史家、科学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都主要是根据科学家人数、发表论文数量的多少注意到了科学中心的地理转移问题,即近代以来科学中心先后出现了从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四次较大规模的空间迁移。但是,对于这种现象的一般宏观考察,并不意味着真正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因为它仍然是基于科学理性普遍原则进行探讨的。
对于前面一般历史、文化、理性空间化概念是否适合于自然科学知识的空间解释这一问题,人们一直心存疑虑,因为客观性、内在逻辑性、普遍理性等长期以来被看作是考察科学和科学知识的最基本的信条。但自7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原因的探讨以及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哲学话语的空间转向,人们逐渐注意到科学知识的空间分析有着广阔的天地。
(1)科学风格的区域化问题  尽管人们探讨科学区域化问题只是最近的事情,但科学风格在不同区域上的不同表现却很早就得到了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的承认。这是因为在科学内部不同的民族空间往往执行不同的科学制度安排。但这也只是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社会、政治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因此,似乎仍有必要比较一下不同区域对一些关键科学理论(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接受情况。在这方面,格里克(Th.Glick)考察了达尔文主义在中国、日本和挪威等国家的区域渗透,注意到达尔文进化论在这些不同的地点遇到了不同哲学的、宗教的和社会的反应。而古德曼(D.Goodman)于1991 年出版的《科学欧洲的兴起》一书则收集了多篇论文,比较了不同国家不同时间的科学发展,以显示不同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条件对科学的影响,特别是把从15—17世纪伊比利亚、意大利、中心欧洲、法国和苏格兰的科学传统作为研究的主题。他认为促进欧洲科学发展的关键原因在于城市化的水平、众多民族国家的竞争和城镇规则的寡头政治本质,正是政治权威的多重中心和无数个自主的城市中心培育了与初生的欧洲科学密切联系的竞争机制、资本主义制度和商业发展。
但是,详述不同制度、政治、宗教和社会因素的科学输入并不等于对地方主义理解科学事业的完全展示。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科学陈述的认知内容是否是以科学研究的民族风格为条件的?这个问题在尼克尔森(M.Nicolson)那里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他坚持认为,尽管现代科学具有国际主义的特征,但植物生态学研究由于不同的地区风格而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法国生态学家布劳恩—布兰凯特的系统仅仅是基于植物种类构成,而克莱门特的分类则来自植物生理学和植物形态学。但这种生态学的生态解释并不能说明两种分类系统更为广泛的差异,特别是克莱门特的生态单元为什么是具体的有机论的,而布劳恩—布兰凯特的生态单元又为什么是抽象的问题。而且,使用生态建构论模式也难以解释来自英国和俄国生态学的反证。于是,尼克尔森转向了背景因素,“以表明植物学共同体的思想……是在社会背景中建构和由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共同体的内外社会目的构造起来的。”〔4〕他解释说, 克莱门特不喜欢将植物系统进行过度的分割,这反映出了美国中西部科学的学院背景,在那里克莱门特曾经致力于农场主、林务员和放牧者的问题和依赖演绎的植物学规律进行标准化耕作的研究工作。这样的背景与法国纯粹科学的传统是截然不同的。如此,不同地区的科学风格便进入了科学知识的认知内容中。
当然,科学风格的区域化也表现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上。康里(Y.Conry)、特克莱(A.Thackray)、英克斯特(I.Inkster)、莫雷尔(J.Morrell)等在这方面都做了不少研究,特别是夏平(S.Shapin )等人详尽地考察英国的布里斯托尔、爱丁堡、纽卡斯尔、约克郡和伦敦等地的不同科学风格。例如,成立于1832年的爱丁堡哲学学会乃是资产阶级需要的产儿;当在1820—1860年期间经济出现了衰退时,布里斯托尔的科学制度却培育了无实用性的科学学科,这反映出了人们对地方社会精英的信任;纽卡斯尔的一些重要科学制度的特征与该市不信奉国教的亚社会结构有关,特别是其中地质和多种工艺学会有意地远离“谦逊”的科学传统,而赞同实践的有用性。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了科学文化的区域特征。
(2)科学现场的社会空间问题  科学现场就是特定类型的共同在场的地点或场所,主要包括制度、会议、科学学会、野外场地、实验室空间等。不同的社会关系成了这些空间的特性,它们与科学知识产品有着重要的关系。而实验室空间是学者们特别重视的考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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