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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对《伽利略传》的创作、修改和传播的历史过程做出分析,展现这一过程中科学、政治、文化以及公众等诸种因素间的互动关系。进而表明,布莱希特对于《伽利略传》的创作和修改,以及黄佐临所执导的《伽利略传》在中国的传播所反映的:西方对于科学的认识的逐步变化,和中国对于科学的认识的相应滞后;以及此滞后所带来的一些后果。
关键词:伽利略传 布莱希特 黄佐临 科学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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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是德国现代杰出的戏剧家和诗人。他的史诗剧流派被誉为世界第三戏剧流派,他所著《伽利略传》亦被认为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不朽剧作。《伽利略传》共有三个意义不同的版本。第一版的意义首先在于反法西斯的政治斗争,后两版则主要传达了对科学以及科学家社会责任的思考。布莱希特依据其对科学和科学家工作的理解,以及当时的政治形势、文化状况、公众素质等等,对剧本不断做着调整、变动和修改。《伽利略传》内容和意义的变迁,反映着对科学的反思逐渐占据了布莱希特思想的核心。
布莱希特的戏剧思想及其代表作《伽利略传》皆是中国戏剧界所熟悉的。事实上,正是黄佐临执导的《伽利略传》作为文革后上演的第一个外国戏,在观众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掀起了中国戏剧界学习布莱希特思想的热潮,进而推动了中国现代戏剧的改革。黄佐临执导的《伽利略传》和布莱希特的原剧作有相当大的不同。黄佐临将原剧中关于科学的认识和对科学家的评判,作了省略、替代或者淡化。黄佐临如此改编该剧的目的,是要适应当时的历史条件以保证它演出的成功,进而为传播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作铺垫。黄佐临此举初步实现了他的原初意图,但也带来了许多未曾预料到的影响和后果。

一 布莱希特对《伽利略传》的创作和修改

《伽利略传》第一版写作于布莱希特流亡丹麦期间。1938年10月,布莱希特写完了《伽利略传》的第一版。1943年9月9日,《伽利略传》第一版在苏黎世剧院首次公演。[Peter Thomson and Glendyr Sacks, 1994, pp. xxii-xxiv] 布莱希特写作《伽利略传》只用了三周,但准备和构思的时间很长。事实上,早在二十年代他就想写一个关于伽利略的剧本。不过只有到了一九三三年,当年发生的两个事件才为该剧提供了基本立意。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在莱比锡开庭审理国会纵火案,此前在伦敦的进步人士举行了对立审判。布莱希特积极参与筹备伦敦的对立审判,并在随后写了一份关于这场审判的提纲。他把国会纵火案的审理看作成一场真理与谬误的斗争,所以他在审判提纲的第三部分写道:“真理总有机会表现出来:被告,以季米特洛夫为首。” [恩斯特•舒玛赫,1974,第183页]此后在莱比锡的审判中,季米特洛夫在辩护词的结尾引证了伽利略,“伽利略被惩处时,他宣布:‘地球仍然转动着!’具有与老伽利略同样决心的我们共产党人今天宣布:‘地球仍然转动着!’历史的车轮向着共产主义这个不可避免的、不可压倒的最终目标转动着……”。[武克全,1992,第279页]同年,距宗教法庭审判伽利略正有三百周年,文明世界为此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这些事件中所蕴涵的真理与谬误斗争的意义,促成了布莱希特写作《伽利略传》的基本想法。
那个时代是法西斯横行肆虐的日子,许多人以为西方文明就要彻底崩溃,失去了对人类未来的信心,相信要陷入一个永恒的黑暗时代。于是,布莱希特写该剧就“是要描绘一个新时代的不加粉饰的图像”,一个“给世界带来繁荣的自然科学以及音乐、戏剧的新艺术的伟大时代”,展现向新时代发展的可能性和最终的胜利。[贝托特•布莱希特,1990,第340-345页]《伽利略传》第一版首先针对的是法西斯的统治。布莱希特在该剧中以科学类比真理,以科学的胜利象征理性的胜利,用对伽利略的纪念寓意新时代必将到来。这样就借《伽利略传》为当下的反法西斯运动叙述了一场关于真理的决定性斗争,确立真理在历史中最终会获得胜利的印象,激发观众依靠理性为重建真理而斗争。
在《伽利略传》第一版中,伽利略被塑造为一个有智慧的、懂得忍耐和等待的人。他对教廷表面上的屈从为他赢得了时间,完成了《对话》,并将其交于安德烈亚,使之公布于众,为科学做出了贡献。剧中的伽利略因其对科学的贡献而得到了颂扬,他对教廷的屈服也被认为是聪明的。此间,对伽利略的描述和评价直接地就为替德国纳粹政府服务的科学家提供了行为的借鉴模式。他们可以以伽利略为鉴,像剧本中的伽利略一般行事,弥补自己所作的罪孽,为人类进步发挥积极作用。这样,《伽利略传》第一版有了对科学家的指导意义:科学家在背叛真理之后,仍可依靠自己在知识上的创造来弥补罪孽。
由此可知,《伽利略传》有两方面的意义:为反法西斯运动描绘一场真理与谬误之间的殊死斗争,和为替德国纳粹政府服务的科学家提供借鉴模式。但后来,布莱希特再谈起《伽利略传》创作的缘起时,说“《伽利略传》是我在流亡生活的最初几年中在丹麦写成的,当时正在研究原子分裂的尼尔斯•波尔的助手们帮助我复制了托罗密的世界模型”; [贝托特•布莱希特,1990,第340页] 甚而还说“《伽利略传》这出戏(见《尝试》第十九卷)是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之间在丹麦流亡时写的。报纸上登载了德国物理学家打开铀原子的消息。”[恩斯特•舒玛赫,1974,第184页]在布莱希特的这些说法中,他将创作《伽利略传》的缘由与原子分裂的研究直接联系起来了。可事实上,奥托•汉和弗里茨•施特拉斯曼的铀原子裂变试验成功的消息首次出现在报纸上是一九三九年的一月份。在此之前,布莱希特已写完了《伽利略传》。布莱希特后来这样做,是想强调《伽利略传》与科学及科学家之间的关联,表明他创作该剧是为了表现科学家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从而使《伽利略传》第一版和第二版在思路上更加连贯,并凸显两者在现实寓意上的不同。
1944年10月到1945年10月期间,布莱希特在演员查理士•劳顿帮助下,对《伽利略传》的第一版作了较大的改动,完成了《伽利略传》的第二版。1947年7月31日,《伽利略传》第二版在美国洛杉矶的皇冠剧院首演,演出了十七场。1947年12月7日,《伽利略传》第二版改在百老汇的埃里奥特剧院演出。查理士•劳顿是在美国上演的《伽利略传》中伽利略的扮演者。[Peter Thomson and Glendyr Sacks, 1994, pp. xxiv-xxv]
《伽利略传》第二版的写作和上演期间,布莱希特一直流亡于美国。在对第二版的产生作历史分析之前,首先粗略的考察一下这一阶段布莱希特的思想经历是有必要的。在美国,布莱希特遇见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阿多诺,并与他们之间就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发生了论战。布莱希特不同意马尔库塞把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去强调的做法,将其批判为“对真正的变革全然不关心,明显地缺少唯物主义的观点。”[维尔纳•密腾茨威.,1978,第327页]同一时期,布莱希特也和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汉斯•莱欣巴赫相互交流,在布莱希特看来,汉斯•莱欣巴赫是新的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者和供给者,但他并不赞同汉斯•莱欣巴赫在哲学上的实证主义。这一时期,他还大量的阅读了普郎克和海森伯格的著作,并与辩证法联系起来寻求理解。
1945年8月,美国在广岛和长崎两地投掷了原子弹。此后,反法西斯战争就迅速结束了,但人们并没有感到胜利的轻松,反而陷入对毁灭的恐惧之中。人们对该事件的发生及后果的质问,成了普遍的趋势。对科学的意义以及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的讨论,成了世人关注的焦点。这对于布莱希特对于伽利略的理解有了巨大的影响,他说,“巨弹的可怕威力使我们要用一种新的、更尖锐的目光去分析伽利略同他那个时代的统治当局的冲突。”[贝托特•布莱希特,1990,第340页]他不再认为伽利略对当局的屈服是聪明的,值得颂扬,而认为这是对民众和社会的背叛。同时,在战后,为德国纳粹政府服务的科学家中的大部分人没有被审判,反而被美英诸国作为高级人才争夺、保护和重用。这些科学家中有一部分人是法西斯医生,他们的实验早已超出了基本的伦理道德的范围。布莱希特认为《伽利略传》第一版指出的科学家赎罪之路,对这些法西斯医生是完全行不通的,留给他们的只能是审判。这样,《伽利略传》第一版中对科学家的借鉴意义就不仅没了类比的基础,而且也是行不通的。
同时,布莱希特认为“一切艺术都汇总在一个最伟大的艺术,即生活的艺术”。[贝托特•布莱希特,1990,第42页]新时代的核心意义应该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幸福。而自然科学以及音乐、戏剧等等,或是为人类共同生活服务,或是对其加以描述、表现。根据这一思想,布莱希特重新对现实做出判断:新时代曾经可能存在,而现在它是否能存在已经成为了一个问题。这一问题的形成,核心在于科学已经背弃了人民大众和社会斗争,而同“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贝托特•布莱希特,1990,第345页]科学不再是为减轻人类生存的苦难而服务,它成了压迫体系中的一部分。那么,自然科学就很难作为新时代的标志,已不能把它和真理相互类比。在此种情况下,《伽利略传》第一版意义的基础就被彻底动摇了。
故此,布莱希特写《伽利略传》第二版,来纠正第一版在思想上的偏失。他在第二版中仅仅表现“一个新时代的破晓,并企图修正对新时代破晓认识上的一些偏见。”[贝托特•布莱希特,1990,第343页]这些认识上的偏见,主要指相关于科学的错误认识。由此,布莱希特在第二版中把思想的重心完全转移到科学上,重新确立了自己对科学的看法。布莱希特指出“科学的唯一目的是减轻人类生存的苦难”,[贝托特•布莱希特,1980,第122页]科学家必须遵循老百姓的意志,他们的知识只能被用来造福人类。科学的意义和科学家的功过都必须据此做出最终的判断。他认为:科学家如果只关注科学的发展而不考虑其他价值,就会使科学丧失意义并带来新的灾难;如此行事的科学家只是“一群富有创造才能的侏儒” [贝托特•布莱希特,1980,第122页],是人类的敌人。
故此,布莱希特对第一版作了巨大改动,在剧本最后一场加进了伽利略承认是由于害怕而放弃学说的一场戏。并指出“背叛是罪行,而且不管著作有多么重要也抵消不了这一罪行” [贝托特•布莱希特,1990,第363页],从而明确地否决了在第一版中对伽利略的评价。在第二版所描述的历史过程中,新天文学和物理学曾经具有很大一部分的社会意义,与人民大众相接近,并为一切进步的事业进行斗争。由于伽利略的背叛行为,“新天文学变成了一门界限分明的专门科学,” [贝托特•布莱希特,1990,第342页]并因此受到统治阶级的关注,得以顺利地发展。此后,科学就逐步丧失了价值判断,而成为了纯研究。在该历史过程中,伽利略的背叛行为是导致这一转折的关键。所以,伽利略的背叛被判决为对整个人类的罪行,并“被看作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原罪’。”[贝托特•布莱希特,1990,第342页]如此,第二版就获得了不同以往的现实寓意。科学家们已经具有了对自己的发明成果不负责任的权利,得到了政府和大工业组织的全力支持。这一合流以核武器的生产为标志,并直接威胁到全人类的未来。故此,布莱希特对科学家做出了判决:社会的叛徒,人类的敌人。
这样改编之后,剧本的现实寓意变得更为丰富多样。剧本隐喻着对奥本海默的审判、超弹计划的实施、1947年后科学家的处境以及民众的恐惧等诸多事件。剧本所具有的多层面的丰富意义,和人物因被置于更尖锐的冲突中而获得的生动性,也提高了剧本的美学水平,使其更易于被公众所接受。1947年《伽利略传》在美国公演时,很受观众的欢迎。但由于新闻界的反对和经济上的困难,只演了很短的时间,观众仅有一万多人。对此,布莱希特说:“这种新型的剧目和演出,由于美国这些剧院的组织形式是得不到许多观众的。”“这样的演出只能在另外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下才有可能。”[沃尔夫拉姆•施莱克尔、李健鸣,1979,第40页]同时期,布莱希特受到了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监视,演员查理士•劳顿亦被他的律师建议最好终止和布莱希特的合作。[Peter Thomson, Brecht’s lives, 1994, pp.35-36]然而,所有这些事件对于布莱希特来说,不过是验证了他对当前形势的判断。
《伽利略传》第三版修改于1954年至1956年期间,此时布莱希特已经回到了民主德国。他在政府的支持下创建了柏林剧团,开始全面地实践他的戏剧理论和演剧方法。由于有政府的财政赞助,布莱希特可以对《伽利略传》作长期的排演,以达到满意的戏剧效果。相对于《伽利略传》第二版,第三版的主要改动是在第十四场伽利略进行自我判决的部分加入了积极的内容,即自然科学家必须做出希波克拉第式的誓言。除此之外,“只是演出前个别的、正常的调整”。[恩斯特•舒玛赫,1968,第191页]加入希波克拉第式的誓言后,对全剧的结构没有什么重大影响,仍保留了对伽利略的批判倾向。但使全剧的主题发生了变化,由判决变为了教育。确切地说,《伽利略传》的第三版意义已不再是对科学家的判决,而发挥了对科学家进行教育的功能。
对《伽利略传》主题变化的理解,需要进一步考察布莱希特的科学观。布莱希特认为,科学是生产力,它能否发挥进步的作用,取决于它是否被人民所掌握利用。也就是说,对科学的意义的判断,取决于它是否与人民休戚相关,是否服务于新的社会生产方式。据此,他对伽利略的评判是“他建立了一门新的物理学,但他又为这门物理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制造了困难;他成为新的生产力的创造者,但他又是这一生产力的社会叛徒。”[凯泰•吕莉克-魏勒,1966,第264页]布莱希特认为,科学技术一旦为人民所真正掌握,不仅会带来对自然的变革,更会带来对社会的变革。而且,科学技术作为最先进的生产力,对于建立人类共同生活的幸福是至关重要的。
当布莱希特在柏林剧团排练《伽利略传》时,民主德国已是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为《伽利略传》的排演提供了经济支持和各种方便。此时,布莱希特看到了科学为人民所掌握,服务于新的生产方式的历史机遇,并确信这是能实现的。这与《伽利略传》第二版修改和上演时的形势完全不同了。布莱希特不再迫切需要《伽利略传》第二版中对科学和科学家判决的姿态,而必须解决如何重新把科学和科学家纳入为人民服务的轨道中。这样,在《伽利略传》第三版中,通过对伽利略一生的舞台叙述,为科学家们提供了一个受教育的场景。伽利略曾在新时代的历史关头背叛了人民,成为了人类的敌人;在当下新的历史机遇面前,科学家们可以重新进入对社会进步做出贡献者的行列。同时,布莱希特根据科学减轻人类生存的苦难的目的,要求科学家必须做出希波克拉第式的誓言。
《伽利略传》共有三个意义不同的版本,其写作时间前后有二十余年之久。其间,布莱希特的思想有了长足的发展。他逐渐认识了科学和科学家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进而以科学和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为自己的思考重心,形成了诸多有益的看法。他用戏剧的形式将它们传播开来,并不断根据自己思想发展和历史的要求做着修正。

二 《伽利略传》在中国的传播

《伽利略传》在中国的传播,就话剧史上的意义而言,是布莱希特的戏剧思想在中国传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黄佐临等一批戏剧工作者意图改革中国戏剧,以布莱希特的戏剧思想突破中国自有话剧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推动中国新时期戏剧的发展,进而建立起对中国传统戏曲有所继承的现代戏剧形式。选择布莱希特有两方面的方便能取之处:第一,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他的戏剧表现形式和中国戏曲相通。作为西方戏剧的一个主流的代表者,他给了中国传统戏曲以相应的位置,并将之引入自己的戏剧思想之中。故此在当时的历史境况下,对戏剧界而言,引入布莱希特对于改革中国戏剧是唯一合理可行的选择。
早在1951年,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和作品就被引进中国,并随之有了舞台实践。当年,黄佐临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座谈会上,用了六个小时介绍布莱希特,却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同年,他排演了史诗剧《抗美援朝大活报》,遭到了批判,被认为是形式主义。在1959年的国庆十周年献礼上,他排演了布莱希特的《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作为中德文化交流节目,结果却很失败,它的演出没超过十一场,而观众只有四成。在1962年的广州创作座谈会上,黄佐临作了题为《漫谈“戏剧观”》的长篇发言,提出了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的三结合。这篇发言随即在《人民日报》和《戏剧报》上全文发表,在戏剧界引起了极大地震动。但在1964年6月以后,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戏剧界实际上已提前进入了劫难期。布莱希特戏剧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就此停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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