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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与西方科学的输入和传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对西方科学的逐步深入的认识和理解,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向大众普及科学、重塑国民素质对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将赛先生大张旗鼓地请进了中国,很快中国社会上就掀起了一场传播、普及科学的浪潮,并使科学取得了“无上尊严的地位”,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至今有着深远的影响。许多爱国志士深知赛先生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就指出:“欲救中国于萎糜不振之中,惟有力倡科学化”,“现在中国多不知科学为何物,最要先输入科学思想。” 科学家顾毓琇先生也曾撰文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固有的文化,以科学的知识充实中国现在的社会,以科学的精神光大中国未来的生命。” 科学的宣传和普及始终是近代中国社会及有识之士们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五四运动的一面旗帜──《科学》杂志自1915年创刊至1950年共发行32卷,成为当时传播最广、影响最大、读者最多的一本综合性科技期刊。1934年,在陈望道先生主编的《太白》杂志上首次出现了以小品文形式传播科学知识的科普文章, 科学小品文以其短小、生动、活泼的文风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同期的《科学大众》、《科学的中国》、《科学画报》、《通信自然科学》等均是向广大社会公众普及科学的阵地。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在五四前夕写的杂文《热风•随感录三十八》中说道:“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 因而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先生也翻译撰写了大量的科普作品,以促进国人认识科学,达到“改造精神”的目的。教育家陶行知在30年代初提倡科学下嫁运动,意即把科学下嫁给工农大众,并在《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资助下创立了向儿童系统普及科学知识的机构──自然科学园。在这一时期,董纯才、贾祖璋、温济泽、顾均正、竺可桢、高士其等均创作了大量的科普作品,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中国各阶层的知识分子及其学术组织、社会团体都纷纷加入到了向人民大众普及科学的行列。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科学普及事业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将科普工作视为一项国家事业给予了较高的重视。几十年来,我国的科普工作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提高国民科学素质等方面功不可没,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本章通过清理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脉络,试图概括其发展状况以及我国对科学普及的认识过程,并作简要评述。

2-1 组织建设时期(1949—1958)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国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第43条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曾一度设立了科学普及局,中国化学史专家袁翰青教授任局长。该局负责领导和管理全国的科普工作,提出了“科学普及工作也必须做到明确而深入地为当前的生产建设服务” 的要求。在国家根本大法中写入向广大劳动人民普及科学知识的条文,并在中央政府部门设立科普机构,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1950年8月18日至24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简称科代会)在北京清华大学礼堂召开。吴玉章在开幕词中指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中国科学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地要努力参加巩固胜利和建设新国家的工作。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科学工作不再依靠私人的提倡或所谓‘慈善’性的援助,而是明确地成为国家的事务。”科学界“当人民自己掌握政权以后,进入和平建设的时候,要紧的便是怎样做好科学的深入研究和广泛普及的工作。” 科代会明确了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实行理论联系实际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在处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上,应当遵循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原则。为此,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或者“科普协会”)两个组织。前者以团结号召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以促进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为宗旨;后者以宣传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技术水平为宗旨。此后不久,1951年10月原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的建制转入中央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因而科普协会就成了我国科普工作的实际推动者和组织管理者。
科普协会以“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提高人民科学技术水平”为宗旨,规定了自身的任务是:“组织会员通过讲演、展览、出版及其他方法,进行自然科学的宣传,以期达到下列目的:
(1)使劳动人民确实掌握科学的生产技术,促使生产方法科学化,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发挥力量。
(2)以正确的观点解释自然现象与科学技术的成就,肃清迷信思想。
(3)宣扬我国劳动人民对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借以在人民中培养新爱国主义精神。
(4)普及医药卫生知识,以保卫人民的健康。”
可见,科普协会一方面重视为经济建设服务,使我国劳动人民掌握科学的生产技术,促使生产方法科学化,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强调用科学的观点解释自然现象与科学技术成就,肃清封建迷信思想,宣扬我国劳动人民对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培养科学的世界观和爱国主义精神。
建国伊始,百废待新,百业待举。科普协会提出“一面筹建组织,一面开展宣传工作”的方针,首先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分会筹备机构,同时结合全国性运动开展科学技术的普及宣传活动。至1955年底,全国科普协会会员已有38000多人,会员工作组有874个,并在110个县、市建立了支会。 此时,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 1956年,我国经济、文化建设空前高涨,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科普协会的组织建设工作也大大加快了步伐。这一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了科普协会分会筹委会,至此,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西藏和台湾除外),均建立了科普协会的组织机构。到1958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成立省一级科普协会组织27个,市、县建立科普协会组织近2000个,许多地区在厂矿和农村建立了协会的基层组织。根据1958年6月我国11个省、市的统计,共建立基层组织4.6万多个,会员、宣传员102.7万多人, 初步形成了一支浩荡的科普大军。同时,科普协会配合当时国家的中心任务,如抗美援朝运动、爱国卫生运动、工业化建设、向科学进军等展开了广泛的、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从1950年8月科普协会成立到1958年9月,8年间科普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共开展科学技术普及讲演7200万次,举办大小型科普展览17万次,放映电影、幻灯片13万次,参加人数总计达到10亿8千万人次。
在这一段时期里,科普基础设施建设也迈出了新的步伐。1950年4月,中央文化部科普局决定在北京建立一所以广大工农兵为对象,配合国家建设事业开展科普工作的新的人民科学馆(国家自然博物馆前身),将其作为全国的示范点,以期指导全国各地人民科学馆事业的发展。建馆筹备处成立后,当年就先后筹办了“大众机械”、“动物的进化”、“可爱的祖国”、“苏联的科学技术”等5个展览。科普局撤消后,该馆几经变迁,最终演化成为北京自然博物馆。1957年9月北京天文馆举行了开馆典礼,从此中国诞生了第一座天文馆。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修建的一座大型科普活动专用场所,北京天文馆对普及天文知识和宣传我国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新中国的科普出版事业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兴办的。最初是编辑出版中央科学讲座的讲演稿,印成科普小册子。1954年,原由上海民本出版公司创办,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科学大众》杂志移交科普协会接管,至此科普协会有了自己的科普刊物。1956年夏,全国科普协会建立了科学普及出版社,许多地方科普协会也纷纷建立了编辑出版机构。到1958年6月底,共有6种发行量较大的全国性科普期刊出版,即《科学大众》、《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学科学》、《科学普及资料汇编》和《天文爱好者》,另有地方性通俗科学报刊32种。全会共出版了文字资料29.9万种,发行6300多万份,还编制了大量的形象资料,如科普箱、挂图、幻灯片等。
在建国初期的9年间,党和政府对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中国的科普事业已经初具规模,科学技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这一时期科普工作的特点是:第一,围绕国家经济文化建设,并强调为政治和对敌斗争服务,以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如在1952年的爱国卫生运动中,科普协会会员在3个月当中就组织了6000多次演讲;第二,呈现出全民办科普的局面,科普组织遍地开花,蓬勃发展,为以后的深入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第三,科普工作的重点是在我国大中城市,以工人和干部为主要普及对象。总之,作为起始阶段中国科普工作以科普宣传、组织建设为主,更深入广泛地科普实践活动还有待于下一阶段的具体实施。

2-2 广泛实施时期(1958—1966)

1958年9月18日至25日,科普协会与全国科联联合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并宣布科普协会与全国科联合并,从此我国的科普工作归入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2-2-1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建立
1958年2月,全国科联向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并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召开科联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一个月后,科普协会也提交了《科普党组关于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给中宣部的请示报告》,提出根据各地跃进形势,总会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因而有必要“召开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动员广大会员迎接即将到来的技术革命的新任务,健全协会的领导机构,制定协会会章和五年工作发展纲要,推动协会工作的大跃进,使协会更有效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同意全国科联、科普协会召开代表大会,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科联、科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批准在1958年8月下旬召开。
在进行会议的准备工作过程中,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都意识到在当时的形势下,科联组织已向工农群众敞开了大门并开展了一些科普工作,同时科普组织也在大搞群众性的科学研究,因而在实践工作中两个组织实际上已经开始走向汇合。各地也普遍要求把两个团体合并,两个组织的干部和科技工作者以及著名科学家竺可桢、茅以升等也提出把全国科联、科普协会进行合并,共同组织成一个统一的科学技术团体,以适应当时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全国科联主席李四光、科普协会主席梁希分别表示同意这种意见。因而在会议召开前夕,中共全国科联党组和科普协会党组联合向聂荣臻副总理并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建议科联、科普合并的报告》。经中央批准后,1958年9月18日至25日,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了联合全国代表大会。
9月23日,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决议》,正式宣布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两个团体进行合并,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科学技术团体,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中国科协)。该决议规定:“中国科协的基本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密切结合生产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其具体任务有6项,分别是:
“(1)积极协助有关单位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改革的工作;
(2)总结交流和推广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先进经验;
(3)大力普及科学技术知识;
(4)采取各种业余教育的方法,积极培养科学技术人才;
(5)经常开展学术讨论和学术批判,出版学术刊物,继续进行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改造工作;
(6)加强与国际科学技术界的联系,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和国际科学界保卫和平的斗争。”
中国科协副主席范长江在作大会总结报告时,结合科协是科学技术群众团体的特点,提出科协工作的总精神是:“坚决依靠党的领导,密切结合生产,放手发动群众,迅速壮大科学队伍,把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不断推向新的高潮。” 我国的科普工作从此由原来的科普协会转入中国科协。

2-2-2 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
中国科协的成立,将科学家所进行的大量科普工作同原科普协会的专职科普队伍及广大群众的科学普及和试验活动更加协调一致地结合起来了。
《1959年全国科协工作规划要点(草案)》指出,科协工作“应当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紧密结合工农业生产,以解决生产中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总结交流并推广生产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发明创造和先进经验为中心,” 要求各学会配合有关部门为技术革命群众运动贡献力量。科协的工作因而既带有科研攻关的内容,更多的则是技术推广的工作。在“大跃进”的时代背景下,自1959年初,一些省市科协通过学会协同科研、生产、教学部门的科学技术人员开展了以送技术到工厂、农村的技术上门活动。技术上门活动从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总结群众生产中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如农作物的技术管理,机械制造、使用和维修等;二是组织先进技术推广队、服务队、讲师团等,推广新技术、新工艺和先进生产经验,如农作物丰产经验、畜牧业的机械化、自动车床等;三是组织攻坚队、医疗队、突击队等进行技术会诊以解决生产中的技术关键问题,如怎样防止小麦倒伏、如何保证煤气发生炉的安全等。技术上门活动规模有大有小,活动时间可长可短,长的一至两个月,短的仅几天。形式多样、方式灵活的技术上门活动对解决当地生产技术问题,促进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实际运用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很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因而很快在许多地区广泛开展起来。据河北、江苏等九省市的不完全统计,到1960年4月,省、市科协及部分专、市、县科协共组织进行了技术上门活动11800次。
在广大农村,1958年以后,群众性的试验研究活动蓬勃开展起来了,农村科学实验活动的广泛开展成为这一时期科学技术普及的主要形式。1961年4月,在全国科协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几点意见(草案)》,要求“科协组织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基层工作,特别是加强各种群众性科学技术研究小组和专业组的工作,把广大农村的科学技术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并加以培养提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逐步形成一支有力的群众性的科学技术队伍;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专门学会,与各业务部门配合,把各行各业的科学技术力量适当调动起来,开展各种服务农业的学术活动。” 在这一时期,农村的科学实验活动发展很快,各级科协开展了大量的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农村科学实验小组1964年全国发展到40多万个,1965年增加到100多万个,参加人数约有700万。仅上海科协在郊县就成立群众性实验小组6200个,有4.6万多人参加活动。
在科普读物出版方面,从1961年起少儿出版社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丛书(共8册),收入科学小品1000多篇,至1964年就印了580万册,“文革”后仍有再版,成为中国科普出版史上一套具有深远影响的科普丛书。科教电影的创作与发行工作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使用面积6万多平方米,有“科学家之家”称号的北京科学会堂也于1964年元旦正式对外开放。
从1958年到1966年的8年间,尽管中间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波折,但我国的科普事业还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科普工作的重点从大中城市转向了广大农村,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技术上门活动、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得到了广泛深入地开展,成为这一时期我国科普工作的主要形式。

2-3 衰落停滞时期(1966—1976)

中国科协成立之后,我国科普工作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的大好势头由于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而遭到衰落和停滞。
在“文化大革命”中,科技工作者及科技团体的各级组织均遭到了空前的破坏。科技团体被迫中断活动达十年之久,极个别学会冒着风险、顶住压力进行了一些有限的科普活动,如广州市航海学会顶住了“四人帮”的干扰和压制,坚持开展以普及科学知识为重点的群众性科技活动。1973年,为了适应华南地区航海事业发展的需要,广州市航海学会恢复了组织,围绕急需解决的航海技术问题,编写了各种科技资料近30万份。从1973年到1977年4年间,该学会共举办了200多次报告会、讨论会,参加活动人数达10万人次,还编写拍摄了《船舶避碰》、《船舶救生》等科教影片和幻灯片,编绘了关于帆船防御台风的科学知识的连环画册,并组织宣传队前往全省沿海和沿江各港口,向广大船员、渔民进行宣传普及。“文革”当中,一些科学家也竭其所能艰难地开展科技活动,被称作“没有学会的学会活动”。河南省农学会著名玉米育种专家吴绍 揆教授被下放到商丘县劳动期间,帮助农民办起了科学试验站,向农民传授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培养了一大批农民技术员,使贫穷落后的五里扬大队变成了一个高产稳产的生产队,该试验站1979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先进单位。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面对国家科普工作的一片凄凉萧瑟的衰败情景,更是心急如焚,大声疾呼,在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向作政府报告的周恩来总理呼吁:科学普及工作现在无人过问,工农兵群众迫切要求科学知识的武装,请对科学普及工作给予关心和支持。
在10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酷岁月里,我国科普事业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各类科普活动基本上停滞下来。科普出版社机构被撤消,人员被遗散,大批科普刊物被迫停办。1970年,全国总共出版了《科学实验》和《科学普及资料》等两、三种科普杂志。各地科学小报在“文革”当中亦被统统砍掉,使科技报刊事业遭受严重摧残。1972年后,情况才稍有好转,有少数地区由当地科技局主持复刊,并改名为“某地科技报”。

2-4 恢复发展时期(1976—1990)

10年浩劫结束后,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科协得到恢复,科普事业重新焕发了生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1977年8月25日至27日,中国科协举办了“科学家、劳动模范同首都青少年科学爱好者大型谈话会”活动,由此拉开了中国新一轮科学普及高潮的序幕。活动期间,黄子卿、杨乐、张广厚、闵恩泽、林兰英、胡传锦、蒋明谦等著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参加了座谈会,鼓励广大中学生学好科学知识,打好数理化基础。这是一次推动青少年科普的大型活动。谈话会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中国科协、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参加谈话会的科学家们相继收到了来自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中学生、知识青年和一些教师、家长的1000多封来信。这期间,新华书店有关数理化的参考书、自学丛书,几天之内便销售一空。该谈话会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此后相继有9个省市举办了类似的谈话会,初步掀起了我国广大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的高潮。
1978年3月28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周培源以中国科协代主席的身份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就科协和学会工作提出了四点意见,其中第三点为“积极开展科学普及工作,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作出贡献,”要求“科协和各专门学会要运用一切手段,密切结合工农业生产实际,积极开展科学普及工作,”第四点讲到要“推动广大青少年向科学进军”,要求 “大力开展青少年的科学技术活动,”“积极为青少年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创造良好的条件,提供方便,……组织青少年进行力所能及的科学实验活动。”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高潮和科学技术浪潮的到来,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
同一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国工作重心的全面战略转移对科普工作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在这一项带有战略性、全局性的任务面前,”中国科协“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距1958年第一次科协全国代表大会整整22年后,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种背景下终于在北京召开了。大会确定了今后科普工作的发展方针和基本任务,指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应当围绕四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面向生产,面向群众,面向基层。普及的内容要从生产建设的需要出发,从群众的工作、生活、学习的实际出发,因地因人制宜,既要注意普及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也要注意有针对性地普及先进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和科学管理的知识,以及有关计划生育、保障人民健康和破除迷信等方面的知识。” 这一规定从理论上明确和肯定了我国科普要从四化建设的实际工作需要出发,为发展振兴经济服务,从而为以后一个时期我国的科普工作奠定了发展方向。在1986年6月召开的中国科协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一方针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和发展:“在今后五年这一关键时期,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中国科协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奋斗,为实现‘七五’计划贡献才智。”“大力推动科学技术普及和技术服务工作,为振兴地方经济服务。” 在农村,“要努力适应广大农村对科学技术不断增长的新要求,配合‘星火计划’,抓好科技培训和适用技术的普及推广,”培养农民技术员和农民企业家,“帮助贫困农民依靠科技脱贫致富”;在城市,“进一步加强科技咨询服务工作,五年内争取帮助1万个城市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依靠技术进步,降低消耗,提高质量,增加经济效益”;同时,“繁荣科普创作,评选优秀科普作品,组织力量编辑出版向工人、农民传授技艺的科普教材,继续开展破除迷信、卫生保健和其他日常生活化的宣传普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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