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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哲学思想;思想批判;春秋战国

                                  一   
  春秋战国动乱550余年,其间战火连绵,诸侯争霸,生灵涂炭,人民遭殃,社会长期处于兵燹和混乱之中。
  春秋时期始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将首都从镐迁到洛阳。之后,郑庄公首先称霸,平王时“周郑交质”,各以太子住在对方作为人质;桓王时郑伯祝聃射中王肩,周王的军队被郑国打得大败,从此,“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郑国之后,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对外扩张,形成很大的霸业;管仲死后,桓公任用小人,以至于自己死而无葬;后宋襄公短暂称霸,晋文公、楚庄王继而争霸几十年,发生过多次大战,最后在宋国大夫向戌的调停下晋楚弭兵,共为霸主,齐、秦与之结盟,其他国家还要朝贡;中原的烽火暂息,但东南的战火又燃起来了,吴王首先称霸,随后越王勾践成就了春秋时最后也是最大的霸业。到公元前474年,春秋时代结束。
  进入战国时期以两件事为标志,一是魏、赵、韩三家分晋,三个大夫瓜分了晋国;二是田氏代齐,田姓长期居于相位,终于称君。战国之后,只剩齐、魏、赵、韩、秦、楚、燕七个大国,大家力量相当,谁也无法称霸。不过,实力还是有相对强弱的时候。始则经李悝、西门豹等改革的魏国力量最强,后来齐国的孙膑围魏救赵、减灶诱敌,在桂陵之战、马陵之战大败魏国的庞涓,同时,秦国打败了势力不断扩张的楚国,这样,齐国与秦国形成双雄并立的局面。但是随后乐毅率领六国军队打败了齐国,齐国差点亡国,只剩莒和即墨两地,最后田单用火牛阵收复了一些失地。但齐国还是衰落了,只剩强秦。长平一战,秦国打败了六国中实力稍强的赵国,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最终扫平天下,结束了战国纷争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倡其说,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阴阳家、兵家、纵横家、农家、杂家等纷纷登台亮相,中华文化处于鼎盛时期。
  秦始皇当政后,建立郡县制,也就是层层施控、上级命令下级的人治官僚制度(现代政治文明是法治分权的制度),同时,他采取法家的消灭文化的愚民治国态度,焚书坑儒,苛刑酷政;结果,秦祚短促。汉朝初时,吸取秦亡教训,“与民休息”,萧规曹随,采纳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大大增强了国力。但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进入了漫无止境的意识形态独尊的时代,文化趋于毁灭,民族的活力和创造性被窒息。
  这就是中国的特点,国家纷乱才有文化繁荣,国家“太平”必然文化灭绝,“太平”就是政治专制、文化专制、官府垄断资源。
  所幸我们有孔子、老子、庄子,否则我们无以面对人类文明。

               二   
  孔子首先是个伟大的教育家,是第一位人格独立的教师。他首次向民间普及教育,改变了学在官府、官师不分的局面;他提出“有教无类”(一切人拥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的思想,为后来的科举制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也使得中国哲学成为大众化的知识;他主张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对师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主张以“仁”为教育的核心,让人们自爱而爱人,行“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提倡知仁行仁、中庸中和、“不忧”、“不惑”、“不惧”的修身要求,认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温而厉”,“恭而安”;他主张面对道义,学生不必谦让,“当仁不让于师”;他注重人格感化,率先垂范:“其身正,不令而行”;他承认学问是从学习而来的:“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重视年轻人,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如果孔子不问政治,一直做教育家的话;如果他不被后来的统治者利用,被神化,成为棍棒的话,那么,他一定是个完美无缺的人,是个让我辈仰之弥高、顶礼膜拜的伟人。  
  孔子奠定了科举制度的理论基础,但这科举却成为统治者巩固专制制度、避免社会对抗的工具。科举使得贵族与平民双向交流,特别是使得老百姓可能“当官”,这让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小民垂涎欲滴,自觉放弃了改良坏的制度、推翻暴政的想法。
  与其说孔子是个哲学家,不如说是个政治思想家。他提出了“仁”、“礼”、“和”、“大同”等思想,目的是治理社会,扭转动乱的局势。
  中国人急功近利,不做见不到眼前利益的学问。
  所以,即使像孔子,其哲学理论也是支离破碎、缺乏理论深度、不成体系的,但作为政治理论家,他却是伟大的。
  孔子的“仁”就是要统治者停止攻杀,时刻想到人民的利益;要诸侯贵族“能近取譬”,以己度人,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为别人想一想:你想利益,别人也想,为何抢夺,为何贪得无厌?你想活命,别人也想,为何杀戮,为何不尊重别人?你不想饥寒交迫、妻离子散,别人也不想,为何让别人骨肉分离,血流成河?
  孔子要统治者施仁,克己复礼,克制自己,自觉不贪不夺,讲人道,爱别人,这无疑是对牛弹琴。他不讲民众的监督、人民的主权,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等人相差甚远。
  学生问孔子如何治理社会,孔子曰:“也必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也就是说,他要让君臣父子、各种社会关系符合它的称号,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主要像个君主的样子,不能胡作非为,臣子要像个臣子的样子,不能犯上作乱,父亲要像个父亲的样子,不能有违父道,儿子要像个儿子的样子,不能悖于孝道。因此,孔子要求恢复周礼,对社会“齐之以礼”,实行礼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使人民“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样就形成一个有道的社会了。
  中国人治理社会流于人治,从来以“精神文明”教育为主,辅之以惩罚人的刑法。孔子反对法治,认为那是外在的强迫,不如从内心顺化、教化、奴化人民来得高明。而西方人重视法治,不相信任何人,认为权力必然带来腐化、堕落,必须对之加以监督;法治首先是保护人权,其次才是惩罚人;精神文明必须建立在法治、民主、平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
  “礼”的运用便是“和”,儒家强调“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流(不流于众俗)。”日本人自称是“大和”民族,早年宪法即规定“和”的民族精神,如今日本的企业间也是既讲竞争又讲协作,他们法人参股,各企业命运相通,同时,每一个企业内部劳资间、上下级间亦构成一个和谐的命运共同体,所以,儒家的“和”的精神在日本得以很好的体现。反观中国––––––“和”的概念的发源地,人与人倾轧,面和心不和;企业与企业出口时争相削价,致使国家损失惨重。所以有人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几个中国人是条虫。
  儒家信命。孔门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正因为相信命,因此,孔子相信上天委托给自己的使命–––––––“天生德于予”;“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也正因为相信命,所以,不患得患失,心胸博大–––––––“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君子坦荡荡!”
  中国人大多是命定主义者,所以,少有闯劲,少有冒险,少有抗争。
  孔子信命、畏天,但不相信鬼神的存在,“子不语怪、力、乱、神”。子路问他鬼神之事,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说:“敬鬼神而远之”。有人问死的问题,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
  中国人大抵是无神论者,尽管民间有许多支离破碎的鬼神信仰。但如信孔子、关公、妈祖、灶王、土地神、八仙、菩萨等,与其说是信鬼神,不如说是以此寄托对生活、生命的留恋。
  如此无超然的信仰、无纯正的宗教,有时对社会发展是有利的,但在社会剧变时期它会导致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瓦解,所以,中国人的世俗思想、价值观很容易发生动摇、崩溃。如晋时、明末、“五四”时期、“文革”时期。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人”。可见,孔子有浓郁的道家出世思想。它也说明,中国文化的儒道互补是儒中有道,道中有儒(老子庄子也有治世的思想)。
  但孔子为什么没有出世做隐士呢?隐士们讥讽他“累累如丧家之犬”,在无道的乱世还到处奔忙,可孔子回答得很好:“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易也(假若是个有道的社会,我孔丘就不参与改革了。正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我要挺身而出!)”
  可见,孔子有一种气节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有一种乐观进取、追求“道”的精神:“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志于道,据于德”,“朝闻道,夕死可矣。”
  孔子追求“道”,但“道”不等于“真理”。中国人没有多少是非之心、正义感、真理意识。“真理”一词本来就不属于汉语的话语系统,是外来的。
  有人问孔子:倘若儿子偷了人家的羊,做父亲的知道后是应当包庇还是揭发儿子呢?孔子答:应当包庇儿子。因为伦理高于正义!
  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也就是说,老百姓中有坏的东西,圣人也应当包容它。
  庄子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可见在中国,有权有势的人总是霸占了仁义真理,长此以往,老百姓当然对正义之类的东西概念模糊了。所以,赵高指鹿为马,大家只好频频点头。
  于是在现实中,中国人对错误的、丑陋的、恶的东西往往能熟视无睹,甚至助纣为虐。


  模糊是非以至于成为一些人的修身准则,庄子提出“齐是非”,白居易要求自己“心中泯灭是非心”,郑板桥的一句“难得糊涂”风靡千百万、几个世纪的中国人。
  所以,中国社会往往恶势力横行,人们一方面只顾保全自己,另一方面也不择手段地行事。
  中国人没有多少正义感,但有“正气”感、“气节”意识,也就是为社稷牺牲、为皇帝效忠的思想。
  孔子之后,孟子的思想成为主流,其人性本善、仁政、天人合一、天民的学说,以及“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主义影响深远,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思想;稍后,另一大儒荀子主张人性本恶、礼法并重、天人相分、勘天(战胜大自然)、天地人三才平等这些类似于西方的思想,反映了中华智慧的旁支,终究没有引起中国人观念的革命。
  孟子之仁政学说、民本学说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如朱元璋之类的流氓皇帝对他恨之入骨,撤了他的牌位;但孟子的学说的欺骗性也是很大的。
  孟子重视人、民心、自我的作用,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因此他告诫统治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后人根据他的思想又提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其实,老百姓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愚民、暴政也使得人民麻木畏惧,所以,坏蛋皇帝再多,王朝往往也能绵延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可见,所谓载舟覆舟实为中国人的欺人之谈!
  孟子还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此为明君清官的理论基础,人民总是如此翘盼,可现实总是昏君暴官。
  孟子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政府放在第二位,统治者放在第三位;此理论诚可贵,可专制社会何曾做到过这样?谁不是把统治者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呢?除非在民主社会,选民可以把不顾人民利益的统治者赶下台。
  孟荀以降,出现了董仲舒这个“圣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原始的儒家科举制是他的功劳,他主张以德治取代刑治,改变秦的暴政;他规定“三纲五常”,从内心奴化人民;他发明天人感应学说,提出皇权授命于天;他运用五行生克循环解释王朝更替,以“天不变,道亦不变”巩固封建道统;他根据《公羊传》中的三世说“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以及《礼记》中的三世说“乱世”――“小康”――“大同”描绘了中国人的太平盛世梦想,其实是中国人治境界的乌托邦;他的科举倡议保证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灌输,保持了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沟通,成为一剂麻醉药,使得老百姓屈服于专制统治和升官发财的梦想。
  孟子又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养“浩然之气”,此话乍一听不错,可仔细一想:何为“贤”?多数无非是溜须拍马,熟背八股的人;何为“能”?多数是八面玲珑,四平八稳的人;何为“浩然之气”,无非是效忠统治者、视死如归、两袖清风、养心寡欲的圣贤。  
  不过,孟子达到了中国人治社会的最高境界。
  汉以降,王充的唯物主义、范缜的无神论、张载的以气为本体的学说、程颐程颢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李贽黄宗羲王夫之戴震唐甄的反僵化儒学、反一人专制的思想等等独树一帜,成为无思想时代的彗星。其中尤以程朱理学影响深远。程朱把孔子的“仁”、“义”、“礼”、“道”等都概括为“理”,认为“万物皆是一个理”,“天下只有一个理”,它“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一物须有一理”,“物我一理”,“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们把封建纲常伦理看作是万古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程颢更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反对寡妇再嫁;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此“以理杀人”、“礼教吃人”不知让多少人牺牲其下呀!
  程朱的同时,陆九渊(陆象山)发挥了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唯心观点,提出“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后来,明朝的王阳明(王守仁)又提出,心是世界的本源,天下无心外之物,无心外之理,此“心”即“良知”,又称“天理”。所谓“良知者,心之本体。”他继承了孟子的人心本善理论,提出“致良知”,“破心中贼”;他发展了中国人的“道”“器”合一的一元论观点和世俗主义思想,提出“知行合一”,“心”“理”合一,“日常伦理即道”等。陆王心学代表了宋朝以后中国人的回归内心的倾向和人治社会崇尚“兴公灭私”的道德之态度。
  古代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现代有“儒家资本主义”之说。其实,日、韩等的成功不能简单地归于儒家。因为这些东亚的国家和地区既崇尚儒家的“和”(如日本)、“孝”(如韩国)、“礼”(如新加坡)等,更崇尚资本主义的竞争、市场、自由、平等、民主等,而后者才是其西化后文化的内核。
  历史上,儒家对经济发展是起了阻碍作用的。它鄙视劳动人民,鼓吹“学而优则仕”,它逼迫有才华的人都走上“做官”之路,孔子斥责问稼问圃的樊须为“小人”,孟子更将“义”“利”对立,这些都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
  但经过重新解释的儒家言论可以为现代的经济管理、行政管理服务。日本“工业之父”涩泽荣一首先将《论语》运用到企业管理,他开设了“《论语》讲习所”,倡导“论语主义”、“道德经济合一说”、“义利两全说”、“论语加算盘说”,认为“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即讲道德、信用可以带来物质利益,而在牟利时要讲究道德、信用。
  日本东芝公司总经理土光敏夫,丰田公司创始人丰田佐吉、丰田喜一郎等人都喜欢都《论语》,丰田喜一郎还将“天地人知仁勇”用作自己的座右铭。日立公司创始人小平浪平把儒家的“和”、“诚”列为社训。日立化成公司总经理横山亮次说:“日本人的终身就业制和年功序列制是礼的思想的体现,企业内工会是和为贵思想的体现。”三菱综合研究所的中岛正树称“中庸之道”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住友生命的会长新井正明以“其身正,不令而行”为座右铭,住友的总理事小仓恒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建立事业的头一个条件,也即尽本分、尽责任。松下幸之助认为,企业家要仁爱惠众,要生产出象自来水一样多而便宜的产品以回报社会。  
  日本人善于“洋为‘日’用”,“古为今用”,而中国人为仁义道德所束缚,专事注经训诂。

               三
  道家的老子是策略派,不是教人隐遁,而是教人改变生活的策略;庄子是境界派,也不是教人遁世,而是教人提高人生的境界。
  庄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反传统思想与尼采的思想接近,他的反异化思想与萨特的思想相象,但后者比他晚两千多年;他的哲学影响了佛教,成为禅宗的主要思想来源;他奠定了中国艺术(山水画)、中国文学(田园诗)的基础,他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民族精神(如阿Q精神),代表了中国文人的理想(如精神自由、天人合一)。
  庄子处在“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天崩地坼的社会大变动时代,他这样描述道:“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淆乱”,“无耻者富”,“人者厚貌深情”,“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千世之后,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凡人心险于山川”,“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所以,庄子感叹“人之生也,与忧俱生”,“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患溃痈”。于是,他竭力逃避现实,“以天下为沉浊”,追求精神自由、天人合一、超脱隐逸的“天放”、“神人”生活。他“傍日月,挟宇宙”,“独往独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乘云气,御飞龙,骑日月,游乎四海之外”;他想象如大鹏作“逍遥游”,如姑射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他“奔逸绝尘”,“自藏于畔”,“心与天游”,“天人契合”:他弃世无累,“栖之深林,浮之江湖”,“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事之业”。庄子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啊,逃避专制现实,躲到堂而皇之的乌龟壳里,逍遥自在!
  中国文化的儒道互补实际上是统治者的专制与老百姓的愚昧、知识分子的退避互补。  
  庄子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如何达到这样的境界、获得精神自由呢?他认为,对待生死寿夭,要齐生死,“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而不悦,死而不祸”,“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万物一府,死生同状”,“寿则多辱”,所以,生死寿夭不必多虑。对待富贵贫贱,要齐贫富,“富则多事”,何必去追求呢?“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何必要占有整个森林、整个河流呢?对待得失毁誉是非,也要齐是非。如果把得失看作是“藏天下于天下”,就不会患得患失了;毁誉也要“两忘而化其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因此,庄子说:“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这既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宽容万物”,“兼怀万物”,心胸博大,也反映出了根深蒂固的阿Q精神。
  即使像庄周这样的超脱的人也摆脱不了世俗的羁绊,这正是中国人的超切主义生活态度(而不是西方人、印度人的向宗教的超越)。庄子即是主张在现实中隐,他说:“吾将曳尾于涂中”;“我周旋于亿万人间,如处独焉,如蹈虚焉。御至纷如至少,视多事为无事”;“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身而弗见也,非闭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遭治世不避其任”;“入其俗,从其俗。”


  要在世俗中隐,就要收敛光芒,学习燕子的处世法则,不惹人注目:“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鸟兽不恶,而况人乎!”同时,隐逸于俗又不要失其内在的独立性:“外化而内不化”,“其声销,其志(独立人格)无穷。”
  中国人的聪明智慧都用在了如何在乱世保全自身、适应世俗上,不会想到如何避免乱世的出现。
  像老子一样,庄子也主张有技巧地生活:“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比老子的“不敢进寸而退尺”,“后其身而身先”更为狡猾),同时,他又反对使用谋略:“无以巧胜人,无以谋胜人,无以战胜人!”
  庄子使用的是不露痕迹的最高谋略。
  庄周是相对主义者,他认为事物的属性都是由主观认识决定的,而不是客观性质决定的,所谓大小、长短、好坏、美丑、生死、男女等,从“道”的高度来看待,都是等同的;因此,他反对“有畛”,反对象猴子一样无事自扰地区分“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庄周故事:给猴子橡子吃,早上三个晚上四个猴子不干,早上四个晚上三个猴子大喜)。他“齐万物”,认为“天地一指,万物一马”,“物无贵贱”,“直木先伐,甘井先竭”,“万物齐一,孰短孰长”,“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是亦彼矣,彼亦是矣,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
  庄子如此混淆“是”“非”、“有”“无”,也是中国人的是非感淡薄的一个反映。
  反仁义、反文明、反异化是庄周的社会观的主要内容。他认为儒家的圣人、贤士、智慧、爱民、仁义等皆不足取:“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摘珠毁玉,小盗不起”;“举贤而民自乱,任知则民相盗”;“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乎好知”;“爱民,则害民之始也”;若讲仁义,盗贼也有仁义:“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可见,仁义是虚伪的,“诸侯之门仁义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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