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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诸侯有三宝: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他已经认识到了,在国家的实际治理中,百姓是尤为重要的力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孟子·尽心下》)得到诸侯的赏识可以成为大夫,得到天子的欢心可以成为诸侯,得到百姓的拥护才可以成为天子。由此可见,在百姓、大夫、诸侯、天子的层层结构中,天子的地位最高、最尊贵,但也只有得到百姓的拥护才能成为天子。失去了民心,天子也就不复存在了。可见孟子“民贵君轻”的含义是,民是社会和国家的根基,万万不可动摇。对统治者而言,取得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那么统治者究竟应该怎样做才能处理好与百姓的关系从而得到民众的支持呢?具体来说。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做起:
 
一、 经济上要富民、惠民
  在孟子以前,孔子就主张在经济上惠民。他说:“养民也惠,”(《论语·公冶长》)“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日》)孔子认为君主治理国家首先应该富民、惠民,给人民好处,就着人民能得利益之处而使他们得利。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百姓富足了,国家才能富强。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富民、惠民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制民之产”。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就是说,英明的君主规定人民的产业,一定要使他们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儿;好年成,丰衣足食;坏年成也不至于饿死。然后再去引导他们走上向善的道路,老百姓就会很容易听从乐。“制民之产”是使百姓拥有固定的产业,即“恒产”。有了“恒产”百姓就不会颠沛流离,犯上作乱了。所以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惟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孟子·梁惠王上》)对于普通的老百姓而言,如果没有固定的产业收入,也就没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再加以处罚,这就等于陷害。所以说,英明仁德的君主应该首先使人们有固定的产业收入,这样百姓就会有“恒心”,就可以安居乐业,发展生产了。
  要使百姓有“恒产”,就必须从划分土地界限开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汗吏必慢其经界。经界即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滕文公上》)就是说,如果田界划分得不正确,田地的大小就不均匀,作为俸禄的田租收入也就不会公平合理,所以暴虐的君主和贪官污吏就要打乱正确的田界。如果田界正确了,给百姓分配田地,都可以毫不费力地作出决定了。在这里,孟子看到,土地界限划分的重要性,认识到田界如果划分不正确,暴君汗吏就会大肆兼并土地;土地被大量兼并,百姓就会失去“恒产”流离失所,以至于违法乱纪。
  在如何正确划分经界的问题上,孟子主张实行“井田制”照孟子所说,“井田制”就是国家把土地划成许多小块,每块一百亩,九块一组,排列成井字形。在一组中,中间一块是公田其余八块为私田,授于八家农民使用。八家农民合力耕种中间的公田,收入归土地的所有者,其私田的收入农民可以自己享用。“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孟子·滕文公上》)按照孟子的设想,“井田制”可以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无论埋葬还是搬家,都不离开本乡本土。
  从事实上讲的确我国古代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一切矛盾、问题都由此而来:一切斗争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争夺土地。孟子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主张公平分给农民土地,以此作为“仁政”的开始。在此基础上,他还主张实行适宜的赋税制度,即“助法”。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日:“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推行的这种税收制度,即“助法”,是古代就已经使用过的夏代用的是“贡法”,商朝用的是“助法”,周朝用的是“彻法”。它们的税率都是十分抽一,但对比而言,“助法”应该是最好的税收制度。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贡法”不分年成好坏,非收满一定的数额不成。那么,丰年尚且好说,可是到了灾年,农民连养家糊151都不够,根本无法承受。对比而言,实行“助法”.在井田中,“中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区,但借助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复税其私田。”这种“九一而助”的税收制度对农民来说.确实是三者之中最有利的。除了推行“井田制”,主张实行合理的土地税收制度以外,孟子还建议“薄赋敛”。
  易其田畴.薄其赋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扣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带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尽心上》)重视耕种。减轻赋税,就可以使百姓富足。与此同时,还应该节约消费以礼而行,要让百姓的粮食像水火一样多,这样百姓就会有仁德了。“薄赋敛”不仅是指减轻农民的土地税收,而且还应该包括对社会其他阶层在税收上的优惠政策。
  总之,孟子试图通过经济上的各种政策来惠民、富民。因为他知道,首先要从物质上满足人民的要求,让他们拥有自己固定的产业收入,并且减轻国家的各项税收,这样百姓才能安居乐业,人心才能稳定,天下也才能安定。
  二、政治上要宽民、爱民
  孔子曾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政”是指法制、禁令。“刑”是指刑罚。政和刑都是强制性的规范,只能制约民众的外在行为,不能养成内在的羞耻心、价值观。人们虽然不违背规范,但那只是为了规避惩罚,他们并不认为违背规范是可耻的。“道之以德”是通过为政者道德人格的魅力与其德行的感召,兴起民众为仁向善的心志.在内在心志的驱动下,自觉自愿,自动,自发地效法为政者的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在这里,孔子将道德和刑罚、政令作了对比,他发现道德的社会效果更好。很显然,他反对统治者对百姓实行严刑峻法,认为统治者应该选择道德,对百姓进行“内心统治”。
         继承了孔子的上述主张,同样反对虐政。“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孟子·离娄上》)他劝说统治者不要残害百姓,如果暴虐百姓太厉害,就会身死国亡,不太厉害,也会身危国削。孟子反对连株,提出“罪人不孥”。他说:“昔者文王之治歧也,耕者儿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孟子·梁惠王下》)这是说,从前周文王在治理歧周的时候,对农民的税率是九分抽一:对做官的人给以世代承袭的俸禄;在关卡和市场上,只稽查,不征税:任何人到湖泊捕鱼,不加禁止。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对于犯罪的人,刑罚只及于他本人,不牵连到他的妻室儿女。在孟子看来,英明的君主应该对百姓施行“仁政”.应该宽民、爱民,应该“与民同乐”。《孟子》一书中记载着这样一段经典对话: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簧之音,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日:“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箭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在这里举了欣赏音乐和打猎两个例子,试图告诫梁惠王不要将自己的快乐强加在人民的痛苦之上。作为统治者,应尽力去关心人民的疾苦,努力施行“仁政”,使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要真正做到以民为本,“与民同乐”。
三、思想上要教民、化民
  孟子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他认为好的政治措施不如好的教育更能得到人民的理解。善政只能使人民敬畏,善教才能使人民喜爱。为了得到民心,必须实行好的教育。因此,孟子主张要在“富民”的基础上,对百姓进行道德教育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也。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日校,段日序,周日庠;学则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
  庠以养老为义,校以教民为义,序以习射为义,皆乡学也。学,国学也。孟子认为教育民众不仅要有国学,更重要的是应该大力兴办“庠”、“校”、“序”等乡学。兴办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对百姓施以人伦教育.让百姓明白人与人之间的各种道德关系,以及相关的各种礼仪和行为准则。同时,这也是孟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他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父子之间有骨肉之亲,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夫妻之间挚爱而有内外之别,老少之间有尊卑之序,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统治者教民、化民的目的就是要教导人民如何处理这五种人际关系,了解这五种关系中内含的各种礼仪规范。“明人伦”的具体要求是让百姓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孟子认为,人们在劳动之余,“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就能够“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孟子·梁惠王上》)在家做孝顺父母、敬重兄长的子弟,出门则是忠于君主的臣民。这样不仅可以有效防止“放辟邪侈,无不为已”的社会动乱,而且百姓也愿意忠心耿耿地为君主效力。“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
  在孟子看来,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社会实践水平各不相同,因此,圣贤施教,当各因其材。教育百姓的方法归纳为五种:“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教也。”(《孟子·尽心上》)就是说道德教育中,有像及时的雨水一样滋润万物的,有成全品德的,有培养才能的,有解答疑惑的,还有以自己的善行来正己正人的,这五种便是君子教育的方法。通过道德教育,孟子试图将道德规范根治于人民的内心之中。这样,民心就会归服,人民就会认同并且自觉服从统治者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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