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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时期儒家的思想:春秋时期的代表是孔子。 孔子主张礼治,反对法治。礼的意义在古代甚为广泛,指国际间交际的礼节仪式,贵族的冠、婚、丧、祭、餮等典礼,包括政治制度、道德规范等。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后继周者,虽百代可知也。”(《论语·学而》)似乎周礼是千秋不变的规范。晋国铸了刑鼎,他尖锐地反对,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

  1、在经济方面,他反对封建的田赋制度而极力维护西周以来的田赋制度。《左传·哀公十一年》:“季氏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私于冉有日:‘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尔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妨焉’。”

  2、孔子主张维护等级制度的正名思想。他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合乎“礼”的等级制度。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跏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

  3、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论语·颜渊》记载:“颜渊问仁。子日:‘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又问“克己复礼”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4、在伦理思想方面,孔子主张仁。孔子的“仁”的基本精神是教人根据周礼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他的“仁”一般不包括劳动者。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曾子以忠、恕,二字概括“仁”的涵义,是比较接近原意的。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在哲学上,孔子主张天命观。孔子主张天命,一次,他受到匡人的围困,他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天”是宇宙万物无言的主宰者。孔子认为他自己就是秉承天命而说话做事的。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他把恢复周礼看做是自己的历史使命,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

  6、在教育上,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

  7、在品德方面,他主张“宽、耻、信、敏、惠、温、良、恭、俭、让”等。

  战国时期儒家的思想:代表是孟子。孟子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的学说。他认为实行“仁政”,就必须“制民恒产”,让每家农户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有起码的生产资料;“勿夺农时”,保证农民有劳动的时间;“省刑罚,薄税敛”,使人民有最低的物质生活条件;加强道德教育,使人民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孟子看到人民遭受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苦难,企图采用这些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不过它对发展生产还是有好处的。同“仁政”学说相联系,孟子还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他认为君主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取得和保持统治地位,因此他主张国君要实行“仁政”,与民“同乐”。对于残害百姓的国君,国人可以杀。商纣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武王伐纣,他认为杀得对,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虽然有同情人民、谴责暴君的一面,但他的政治思想还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所以他又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这种观点长期以来成为替剥削制度作辩护的理论根据。

  孟子 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

  孔子与孟子的区别

  孔子与孟子同为儒家文化的大师,都推崇“仁”的思想,都讲求“仁者爱人”,但是二者却有着较大的区别。首先,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则偏向愤世疾俗。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自然要以身作则,要别人大气,自己就得是个敦厚的儒者长者。在原则上则义正词严,毫不妥协。当他发现鲁国国君的臣子享受了不该他享受的音乐时,他也会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孔子的敦厚中是蕴藏着凛凛正气的。

  孟子则不同,孟子更偏向愤世疾俗。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在那个时期内诸侯们交相攻伐,仁义早被抛诸脑后,“兴灭继绝”的传统也烟消云散,然而,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孟子把个人与社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以解民倒悬为己任,自然是看不惯诸侯们的那一套的,百姓的血流在他的眼中,哀号回荡在他的心中,这更激起他的愤世疾俗。孔子也愤世疾俗,只不过他最大的愤怒也就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则不同,他是“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孔子的愤怒是出世,孟子的愤怒是入世,是一股豪迈之情,自信之气,他越愤怒越要入世,正如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从对后世文人的人格的影响来看,孟子的影响超过了孔子。

  其次,从他们对“仁”的看法来看,孔子是大厦的奠基者,孟子是大厦的建立者和完善者。孔子针对“春秋无义战”提出了“仁”思想,他并没有将“仁”的思想形象化具体化,“仁”还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孟子则在“仁”的基础上将其形象为“不忍之心”,并建立“性善论”来对其进行论述,进而提出“仁政”的概念。由“仁”到“仁政”是一种从社会道德到社会政治的一个飞跃,这种飞跃将能更好的巩固“仁”的观念,并能更好地施行“仁政”。

  最后,从具体的施政来看,孔子的施政纲领比较简单原始,孟子的施政纲领则详细具体的多。孔子治理天下,不外“礼乐”二端,他的礼就是不僭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的乐就是“浴乎沂,风乎舞雩,沐而归”,简单说来就是简政施仁。孔子也赞同发展经济,他很赞同管仲,他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他也赞同用适当的刑罚来惩戒,不过,他不赞成滥施刑罚。孟子则不同,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可诛杀“独夫”,虽多了点杀伐之气,却表现出其朗朗正气;他认为乐也当用来治理国家,“古之乐犹今之乐”,为君者当“与民同乐”,以此来教化百姓。孟子不赞同刑罚,只因战国时期各国刑罚太甚,他认为施刑是“网民”,他倒赞同教化“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而他最赞同的是发展经济“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无夺其时,十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的经济就是“教养”二大端,毕竟“仓廪实而后知礼节”。

  综上所述:春秋时期的儒家主要主张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而战国时期的思想主要为孟子和荀子的思想。孟子:民本思想、仁政学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明于天人相分”的自然主义天道观;“化性起伪”的性恶论。他们的不同主要是时代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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