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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思想在当代的理解
汉唐人读《孟子》,是把它看作一部子书,与其他先秦诸子放在一起评头论足。宋明人读《孟子》,则把它神圣化权威化,看作不可质疑的儒家经典。现代把孟子还原为普通人以后,人们又开始议论《孟子》一书的种种疑点。几千年来对《孟子》的理解,几经变化。
 
由于《孟子》的体例是学《论语》的,东汉赵岐称其为“大贤拟圣而作者也”,不像其他诸子的著作有完整的体统,所以,其中有一些细节不一致和前后抵牾。尽管同《论语》相比,《孟子》的叙事方式由警句变成了段落,话语有了事件背景,但依然存在着同《论语》类似的问题。还有,孟子不像孔子那样谦让,说话比较大胆,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而不惜夸张,或者剪裁资料为己所用,改造史实以支持自己,批评论敌时偶尔歪曲原意,说理不以事实为重,全靠气势震慑对方。所以后世有些人往往会觉得孟子是个“说大话”的高手。在解构“宏大叙事”的背景下,《孟子》还有多少说服力是有疑问的。
 
反过来,我们还要看到,《孟子》确实戳到了一些人的痛处。由于孟子言辞激烈,而且对君主颇有微辞,所以往往引起在位者不满。根据明人笔记《双槐岁抄》卷一“尊孔卫孟”条的记载,朱元璋就曾经收拾过孟子。“上尝览《孟子》,至土芥寇雠之说,大不然之,谓非臣子所宜言,议欲去其配享。诏有谏者,以不敬论,且命金吾射之。”结果引起了刑部尚书钱唐抬着棺材抗议。“唐抗疏入谏,舆榇自随,袒胸受箭。曰:臣得为孟轲死,死有余荣。上见其剀切出于至诚,命太医院疗其箭疮,而孟子配享得不废。”《明史 · 钱唐传》的记载大体相同,还增加了一句史料:“然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云。”即删掉一些当时认为《孟子》一书不恰当的内容,出版“洁本”。这位主持删订《孟子》的儒者,就是翰林学士刘三吾。根据刘三吾在《孟子节文》题辞中的说法,删节的原则是那些有可能引起以下抗上、“抑扬太过者”,共85条。删掉的这些条文,“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一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则高不至于抗,卑不至于谄矣。”永乐年间,朱棣根据大臣的请求,恢复了《孟子》一书的原貌。这个古代删书的故事很有一些意思,反映了官方对《孟子》态度的变化。
 
可见,《孟子》有不同的读法。在民间,往往会因为孟子的言过其实、议论夸张,抵消其弘扬道义的力量;在官方,往往会因为孟子的抗上姿态和不服从精神,感到不爽,压抑其批判社会尤其是批判政权的权利。如果过分受这两个方向的诱导和逼仄,就有可能认识不到《孟子》的真正价值。以现代为例,即便是管理学中广为尊崇的德鲁克的著作,也具有类似于《孟子》的瑕疵,例如其中有些论证说理不够充分,有些举例是否真实大有可疑,有些说法亦带着武断之嫌。如果斤斤计较于这些细节,就有可能不识大体。常说的“魔鬼在细节之中”,实际上有两个魔鬼,一个魔鬼是细节的不察导致宏观的偏失,差之毫厘而谬之千里;另一个魔鬼是“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津津乐道于细节的考究而失去了宏观的视野。满足于宏大叙事而细节上马马虎虎固然不足取,细节上严谨认真而失去远大目标也会显得猥琐而不大气。因为孟子倡导的王道限制了权力的霸气而运用公权打压它,则更是毁灭信仰追求的治国歧途。
 
我们应当看到,《孟子》一书并不是没有瑕疵,在逻辑的严密和说理的证据等方面,它并不是无懈可击。然而,在确立社会道义、奠定普世价值方面,孟子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正是《孟子》一书,描绘出了天地之间的“大丈夫”形象,设计了君子养气修身的基本路径,论证了民贵君轻的社会原理,把民本思想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奠定了儒家的道统概念,确立了义利关系的基本准则,所以,领会它在价值观上的建树,掌握它在古代社会管理中的指导思想地位,有助于后来者理解中国管理思想史上的提纲挈领作用。后人说孟子“醇而又醇”,说荀子“大醇小疵”,不是说细节上的精美,而是说方向上的端正。比照西方的管理思想,我们不难发现,现代的进展,往往多表现在技术创新方面,而基本理念和价值观的确立,则离不开历史的传承。例如,西方的治国理想,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起就有了宏观展望,到中世纪,奥古斯丁、阿奎那等人在神学的旗帜下,确立了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近代的启蒙和变革,只不过是剥离了阿奎那《神学大全》中的神圣上帝,而把其中的价值观念还原于人自身。就连现在十分流行的“公民社会”,追根溯源,也是来自于中世纪自治城市的“市民社会”。《孟子》一书,在发扬和深化孔子创立的儒学、形成中国古代的社会价值主导理念、确立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担当等方面,自有其历史意义。研习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需要从《孟子》那里探究“中国式管理”的价值观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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