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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三大理论误区辨正
  〔摘要〕 “贬义化意识形态”是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的共同理论前提。这一理论前提蕴含着三 大理论误区,即理性的衰落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的终结,意识形态与科学是根本对立的,马克 思主义等于意识形态。对于这三大理论误区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与辨正,是有效打破意识 形态终结幻象的前提。
  〔关键词〕 意识形态,理论误区,马克思主义
 
纵观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的流变轨迹,无论是按照非理性主义的逻辑路线,还是按照科 学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路线抛出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话语,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 即“贬义意识形态论”,即对意识形态作否定性的理解:或者将意识形态理解为在理性的旗 帜下滋长极权主义的温床;或者将意识形态与科学尖锐对立,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以终极的 普遍观念的面貌出现的“虚假意识”,是掩蔽现实真理性,服务于特定阶级和政党利益的政 治神话,是一套骗人的把戏;或者将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虚假意识三者等同起来并视之 为西方自由世界的敌对思想观念。这一理论前提蕴含着三大需要予以澄明与辨正的理论误区 。
  
  一、理性的衰落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的终结吗?
  
  意识形态终结论者“贬义化意识形态”的逻辑路线之一就是沿着非理性主义的路线将意识形 态理解为现代性的重要维度,理解为理性的表现。正如贝尔指出:“在文化的视野里,意识 形态是现代性的维度之一”。①而曾经对西方思想解放运动产生如此 巨大作用的理性,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变得残忍和恐怖而失去了人性的光辉,“千 年理性王国”成了南柯一梦。于是有人认为,随着理性的殒落,意识形态也必然要走向终结 。这样的判断实际上是一 种明显的误判。
  从理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演化史来看,从批判理性的角度推导出意识形态终结的结论是站不 住脚的。第一,理性与意识形态并非是简单的“同一”,它们时而和谐,时而紧张,即 使是维护理性的意识形态,也应当区别对待。当意识形态借维护理性之名,行掩盖社会真实 、阻碍解放力量、歪曲社会矛盾之实的时候,这种意识形态就沦为了阻碍理性进步的观念, 就应当予以终结,也必然走向终结。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确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 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弘扬工具理性的旗帜下,维护着一种新形式的控制和剥削,服务 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这种意识形态从一种推动理性进步的力量变成了阻碍理性进步 的力量,其终结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同时也是理性的承载者, 意识形态就成了捍卫理性的武器,指引着人类实现解放的真正道路,这种意识形态就不能也 不会终结。如马克思主义,它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它又是代表历史理 性的科学力量,尽管马克思主义一百次被宣布“终结”了,但它一百零一次又“复活”了。 因此,将理性与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加以批判是不得要领的,它有如中国封建社会“诛 连九族”式的法律制度。第二,自从德国历史主义哲学倡导真理的相对化就开始了对理性、 进步和普遍真理信仰的攻击,这种攻击到20世纪的后现代主义达到顶峰,其中许多理论家 都将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简化后的工具理性,从而试图抛弃意识形态概念。但这类批评从总 体上来说仍是一种意识形态批评。“虽然他们在形式上反对和拒绝意识形态,但他们最终从 后门把这个概念放了进来。”②因此,意识形态也并没有在这种批判中走向 终结,相反, 它在历史的时空中仍然顽强地演绎着自身的价值逻辑。第三,即使因为工具理性的运用,意 识形态的实践在现实社会中引发了众多问题,也不能简单归结于理性与意识形态本身,而 应当归于理性与意识形态的主体及其置身于其中的特定生产方式。因此,批判的矛头应当指 向现实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理性与意识形态的本身。第四,攻击理性与意识形态的历史主 义哲学和非理性主义哲学本身也具有明显的先天性缺陷,这决定了它们无法掀起颠覆理性 的狂澜巨浪。比如哲学上的历史主义认为,每个时代,每个统一的社会群体,每个民族和文 化都被认为拥有自己的真理王国,从而将真理相对化,过高估计非理性因素在人类社会生活 中的作用,怀疑理性在历史和社会中的价值,由于真理具有话语特征,可以在不同的话语中 构建自己的真理王国,而这些话语是无法比较的,这就在不同的机构、时代、民族、人群和 国 家之间划出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而非理性主义则将理性降格为权力的奴隶,服从于生存斗 争中的非理性的欲望和冲动,社会生活被视为一种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欲望出于自己的目 的而操纵理性,这样就将表达非理性欲望的权力置于核心位置。非理性主义者相信人类无法 避免歪曲的虚假的观念,正是因为无法避免,就应该加以利用来维持强大的核心权力,用来 在生存斗争中取胜。因此,他们评判某一思想时主要是以这些思想是否对权力有用为标准, 而不是根据它们的真理内涵。他们对理性的攻击都是批判理性的面具性,认为理性掩盖了统 治和权力,有的常常把权力的使用美化为是必需的,如尼采、帕累托。这就不难理解尼采的 “权力意志”、“超人哲学”为何成为希特勒纳粹主义的理论支持,而非理性主义的理论局 限与现实危害也就不言自明了。
  
  二、意识形态与科学是根本对立的吗?
  
  对意识形态的定性理解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几乎从“ 意识形态”概念降生之日起就已经出现,其后几乎任何意识形态理论都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回 答这一问题,尽管他们的逻辑路线与所依据的经验事实各不相同。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科学”一词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在物质生产的需要推动 下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二是指科学的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三是指科学的政治经济学 ;四是指科学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科学”这四个方面的含义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 不同情况下有不同体现。从自然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来看,马克思恩格斯虽然高度关注自 然科学及其技术成果,并把它看作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积极的力量,但是,他们从未把自 然科学作为意识形态的具体形式。自然科学既然是要客观、正确地反映自然界的运动规律, 它和意识形态必然是对立的,尤其是和那种以扭曲的、颠倒的方式反映现实世界的剥削阶级 的意识形态更是水火不容。但是,即使是自然科学也包含着与意识形态的“同一”性,这种 “同一”主要体现为:第一,自然科学与包括哲学意识形式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具体形式 是对立统一的。一方面,自然科学的每一次划时代意义的进步都是对各种虚假意识形态形式 的批判与否定,并引起意识形态的革命,使意识形态越来越趋近于科学;另一方面,意识形 态中的哲学意识形式又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起着方法论指导的作用,当这种意识形式是“科学 ”、“进步”的时候,它就会引起自然科学研究的巨大进步,反之,则将自然科学的研究引 入歧 途。第二,人是进行自然科学研究的主体,而人是一个社会的存在物,是一定社会意识形态 的接受者、传播者、创造者,他进行自然科学研究所使用的语言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受意识形 态的引导。因此,马克思认为,撇开人类自身的历史和意识形态史,就无法理解自然科学史 ,反之亦然。第三,自然科学的本身虽然不是意识形态,但自然科学研究课题的确定、解释 、运用都受意识形态的支配与影响,无不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从意识形态与科学历史观来 看,马克思恩格斯常常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与意识形态相对立,这种对立主要指历史唯 物主义作为从现实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是与一切历史唯心主义的历史 哲学相对立的,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阐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一切唯心主义的历 史哲学则是一种颠倒地、歪曲地反映社会现实的虚假意识形态。但是,当唯物史观成为无产 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武器时,这种科学的历史观也就转化为意识形态,但 那是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从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来看,当资本主义社会的 阶级斗争尚处于潜伏状态时,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家还能以比较公正的态度研究资本主义 社会的经济问题,在一些局部的重要的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科学见解,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在总体上它不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制约,因而这种政治经济学又承载着资产阶级 的意识形态,这时它是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但是,当它把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看作 是最后的最好的形式,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规律看作永恒的自然规律时,它就蜕变成为一 种彻底的虚假的意识形态,而和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对立起来,其局部的科学性也丧失殆尽。 要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笼罩下拯救出政治经济学,使之成为真正的彻底的科学,就必须创 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这一任务是马克思自己完成的,他通过发现剩余价值规律,科学地阐 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种彻底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与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承载者的政治经济学构成了真正的总体的对立。但当这种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成为无产阶级意 识形态的承载者时,它又实现了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从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 意识形态来看,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这两个基本前提出发创立的社 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是科学,它与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俘虏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共 产主义思潮是对立的。这种共产主义学说超越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狭隘眼界而成为了科学, 它打破了其他形形色色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潮所编织的意识形态幻想,主张通过现实的阶 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当这种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指导无产阶 级为实现人类解放而斗争时,它又转化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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