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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之死”时代中的朋霍费尔
一、时代的信仰状况:上帝之死

    尼采所说的“上帝之死”的时代就是基督教信仰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的时代。尼采所说的“上帝之死”是对欧洲虚无主义时代危机的历史无神论的深刻判断。尼采并没有说上帝不存在,他也没有说上帝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投射,他说的是,上帝连同整个基督教的文化,连同整个西方对最高价值的规定都已经不再被西方信仰和信任了。不仅仅是不再信仰上帝,而且是不再坚持传统西方的最高价值体系了。尼采把这种情况称之为“虚无主义”,也就是欧洲虚无主义。尼采的话“上帝死了”富有声势和色彩地表达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这场西方全局性的变革的特征。“上帝之死”几乎成了一个可以与基督教诞生一样重要的历史事件。自此以后的所有的严肃思想家都无法绕开这一重大事件进行思考:我们如何在这样的历史处境中面对“上帝之死”,克服自身虚无主义的历史处境呢?

    在二十世纪,“上帝之死”则成了一个合法的命题。这意味着,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整个西方的历史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历史变化,这一变化决不仅仅是尼采和克尔凯郭尔所抨击的基督教教会和神职人员自身腐败的结果,而是整个西方文化危机的表征,是整个西方文化转型的结果。上帝的形象和上帝概念以及整个上帝这一词语所支持的和支撑它的西方基督教文化突然崩塌了,基督教的道德伦理不再有效了,人们突然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基,失去了存在与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源泉和标准。如果说克尔凯郭尔批判的是基督教的信仰和神学,尼采批判的就是基督教的道德,而陀斯妥耶夫斯基则以文学的方式最深刻地表达了失去基督教信仰之后生存毫无意义的巨大的虚无感。“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切意志就都是我的意志。”“一切都是可能的了”,这就是“自杀和杀人的充足理由!”这个世界剩下的就是纯粹的利益和权力,反抗上帝的群魔乱舞的暴力和宇宙主宰的空虚的人。 在尼采、克尔凯郭尔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三大思想家之后,整个欧洲基本上已经接受了“上帝之死”的历史进程为一个历史不可逆转的事实了。“上帝之死”不再是一个尼采式的问题了,而成了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了。这就是二十世纪“上帝之死”时代的信仰状况和思想状况。

    海德格尔在《尼采》 中以一个哲学家的体验分析说,尼采的话“上帝之死”的上帝指的乃是哲学的上帝,也即传统形而上学的上帝。传统的形而上学的上帝乃是基督教的上帝概念的一部分。基督教的上帝概念既包括圣经中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那个上帝概念,也包括作为本体论上最高的存在和最深的根据的统一性和目的性的上帝概念。传统的形而上学的上帝概念指的是一个超验的、超感性的世界,其一系列的名字是理念、善、最高存在、根据、理性、自因、进步、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文化、文明、最高价值等等。那么,“上帝之死”就意味着作为抽象的绝对精神和绝对价值的上帝理想形象的死亡;“上帝之死”就意味着这些概念及其所表达和塑造的世界和社会已经崩溃了;“上帝之死”就意味着本体论神学的人造的文化偶像的死亡;“上帝之死”就意味着一个欧洲虚无主义时代,也即没有根据的意义和真理的时代的来临。海德格尔认为,尼采所说的“上帝之死”是一个“存在史”的事件,是西方现代性的命运,而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人们不再信仰上帝的宗教现象和社会现象。

     “上帝之死”首先作为一种历史事实和社会事实的判断,描述了十九世纪末以来的时代的信仰状况。但是,与此同时,它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和道德信念意味着在社会中积极地驱逐作为信仰的意义和真理的上帝本身,也就是“杀死上帝”。对于欧洲思想家而言,尼采的话“上帝之死”的后果就是“欧洲虚无主义”,就是欧洲精神“无家可归”的状况。杀死了上帝就意味着欧洲旧的文化体系的转换,意味着进入了一种“非基督教道德”的时代,意味着进入了一种彻底的政教分离的时代。在这一西方文化的现代性转换的过程之中,必然会发生价值、意义和本体论基础的危机。这一危机彻底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基本形态。基督教本身的危机只是这一现代性危机的一部分。“上帝之死”就是对这一现代性危机的一个最特征鲜明的根本表达。因此,“上帝之死”并非一个浅薄煽情的口号,而是一个深刻的时代诊断。尤其是那些深刻地经历了“上帝之死”的时代经验的思想家,对于他们来说,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基督教的或神学的或信仰的问题。

    “上帝之死”这场庞大剧烈的变革不仅意味着一种传统的哲学的形而上学的上帝概念的彻底消亡,而且也意味着以基督教神学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和以基督教人性论和基督教道德为核心的伦理体系的彻底崩溃,首先更意味着当时的各种各样的神学的上帝概念的破产。“上帝之死”的境况提出的严峻的问题就是,基督教要么彻底消亡,要么彻底更新。整个处于这一前提之下的二十世纪基督教神学不可能象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一样无动于衷。因为,在“上帝之死”的时代里,如果神学家和基督徒也默认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的话,如果也支持传统的上帝概念不再具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基督教神学和教会本身就不再有任何根基了。那样的话,除了是一种传统的惯性和宗教习惯之外,基督教神学和教会还会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尼采的“上帝之死”是基督教神学和教会本身所面临的最紧迫和最重要的问题。“上帝之死”所引起的上帝问题在基督教内引起了双重的危机,即教会和基督徒的身份认同危机(Identit?tskrise)和现实相关危机(Relevanzkrise)。因此,二十世纪所有新的神学必然要打上“上帝之死”这一危机事件的明显标记。可以说,整个二十世纪的神学都处在“上帝之死”这一历史背景之下,二十世纪西方神学和教会持续不断的变革正是回应时代中上帝信仰的艰难困境。 这其中,朋霍费尔乃是在神学上、在教会上以及在基督徒个体的实践上,最深刻、最诚实、最坚定地回应这一时代的困境的天才的基督教神学家和当代基督教圣徒。正是受到朋霍费尔的影响,才有二战后的英美的“上帝之死神学” (安立甘宗的阿尔泰泽、瓦哈尼安、范布伦、加尔文宗的哈密尔顿、安立甘宗的罗宾逊、考克斯、犹太教的鲁本斯坦等),和德国的莫尔特曼、云格尔、奥特和索勒等人的“上帝之死之后”的神学。

    二、朋霍费尔的回应与反思

    被罗宾逊称为“上帝之死神学之父”的神学家朋霍费尔最清楚地让人们看到时代信仰状况与信仰本身的区分,也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如何面对上帝被驱逐出西方人生活的中心的时代境况。朋霍费尔的事业一言以蔽之,就是阐明在一个“上帝死了”和“世界成年了”的时代中,做基督徒的意义、基督教会的意义和圣经话语的意义。

    朋霍费尔1943-1944年在特格尔狱中,作为一个神学家、基督徒和同时代人,他以书简的方式向世界谈到了自己对时代信仰状况的诊断。他说,基督教在今天成了一个问题。赎罪和拯救,悔改和新生,神圣的圣灵,对敌人的爱,十字架与复活,在基督里生活,基督徒的身份,所有这些通通成了问题。人们不可能再具有宗教气质和宗教情感了。人们从生活中消除了痛苦,并以此为生活的追求。人们也几乎不再害怕死亡,也不再能理解原罪的意义。人们不再能理解什么是律法,也不再能理解上帝之国和公义了。在整个人类的各种事务中,在普通人的心中,被人们称之为“上帝”的东西正越来越失去他仅存的一点地盘。没有上帝的生活完全可能。我们正处在一个没有宗教的时代。这是一个不信上帝的无神论时代。当然,这也是一个文化枯竭的时代。这是一个动荡的激烈变革的时代。现在人们说“宗教”一词的时候,与它本来与信仰同义的含义已经没有什么相通之处了。作为基督教之为基督教的宗教先验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宗教性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如果说在公共领域和社会生活中上帝已经完全没有地盘的话,至少宗教还是保持为拯救个人的灵魂的私事。但是朋霍费尔说,他特别害怕与还有所谓宗教性的人在一起谈论上帝。因为那听起来不太真实。他们仍然一到智穷力竭,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时就谈起上帝。

    他分析道,这种情况是一场人类走向自律、世界走向成年的运动的结果。他在1944年7月16日的信中说:“历史地看,走向世界的自律有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在神学中,首先是切伯里的赫伯特勋爵,他宣称理性对于宗教认识就充分足够了。在伦理学中,蒙田和博丹他们以生活规则取代了上帝的诫命。在政治学中,马基亚维利他使政治学说摆脱了普遍的道德,并建立了‘国家理性’学说。此后,仍然在人类社会自律的方向上,但内容又有所不同的是格劳修斯,他把国际法作为他的自然法,‘即使上帝不存在’(etsi deus non daretur),它也是一种有效的。这个过程最终在哲学中得到完成。一方面有笛卡尔的自然神论,他认为世界是一部机器,无需上帝的干预而自行运转。另一方面则有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他认为上帝就是自然。康德根本上将是一位自然神论者,而费希特和黑格尔则是泛神论者。这些思想的目标就是人和世界的自律。

    在自然科学中,这个过程开始于库萨的尼古拉和布鲁诺及其‘异端’的空间无限理论。古典的宇宙与中世纪被造的世界一样,是有限的。一个无限的宇宙无论怎样设想,‘即使上帝不存在’,它都会自行运转的。的确,现代物理学对于宇宙的无限性并不象以前那么肯定,不过它也并未回到早先那些有限的宇宙概念上去。

    上帝作为道德的、政治的、科学的起作用的前提现在被抛弃了,甚至上帝作为宗教的或哲学的前提也都被抛弃了,正如费尔巴哈所言。尽可能地抛弃这些起作用的前提,乃是一种理智的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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