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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人对古典民主理论的几点反思及其借鉴作用

  摘要: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大师及精英民主理论和多元民主理论家们通过对古典民主理论的反思认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理论只解决了由“谁”行使权力而没有解决行使权力的制约问题,民主要有效运行必须内在包含着权力制约的理论,而对权力的制约不仅仅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更重要的是对权力资源转化为法律层面的各种权利规定,以划定民主政府权力运行的边界,以权利制约权力。通过法律授权给各种社团组织,使其成为社会制衡力量,以社会制约权力,否则,民主要么是有名无实,要么就蜕变为自己的对立面——专制,这些观点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自由;民主;权利;权力
  
  当今世界民主化已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浪潮,民主既是人民的理想,也是各国政治领袖标榜的贴金标签。然而,清醒的政治思想家们则对民主持有审慎的态度,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菲利普·施米特所言:“民主这一词语作为一种贬值的通货在政治市场上流通,犯有大量罪行的政治家们争先恐后地占有这一招牌并把它贴于自己的行为之上;学者们则正相反,犹豫而不愿用它,因为前面没有加上合适的限定词时它具有太大的模糊性。”那么,民主的前面为何要加上一个限定词?应该加上一个什么样的限定词?西方学术界通过对古典民主理论的反思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价值的对民主诠释的新理论。
  古典民主理论发源于古希腊雅典民主,democ—racy(民主)源于希腊语,其词根为demos(人民)和kratelnc(治理)。这种古典式民主对什么是民主的经典表述体现在雅典时期最著名的政治家伯利克里的一篇演说词中,他说:“我们的制度之所以称为民主制度,是因为权力不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是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在解决个人争端的问题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优先推荐某人去担任公共职务的时候,推荐他的原因不是由于他是特定阶级的成员,而是由于他所具有的真实才能。只要具有为国家服务的能力,没有人会由于贫穷而在政治上一文不名。”另一并不喜欢民主制度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对民主的定义则是“不容许所有公民共享的制度是寡头的,允许所有公民共享的制度是民主的”。可见古希腊民主理论对民主的理解就是“多数人的统治”,也即常挂在我们嘴上的“人民当家作主”。这种民主理论回答了“谁主权”的问题,紧接着在实践中的直接民主模式又回答了另一问题即“怎样主权”的问题;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的管理,公民定期聚集在广场上投票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
  对古希腊民主的反思通常是指出它在实践中的局限性,它所指的“人民”是指的“公民”,而“公民”并不包含自由民中的妇女、儿童及大多数奴隶人口,它的“民主”依然只是少数人的统治。真正对古典民主理论本身进行质疑则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这场高扬“自由、民主”旗帜但却行使暴政独裁之实的革命何以会出现?人们探究指导这场革命的理论溯源发现,革命理论渊源于古希腊民主理论,对这种理论反思贡献最大者首推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邦雅曼-贡斯当。贡斯当认为民主并不是无条件就是好的,民主的前面应加上“自由”这个限定词,但对“自由”的理解不同会出现不同的民主实践。贡斯当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区分两种类型自由的思想家,在他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一文中他将古希腊人的自由概括为全面参与的政治自由,而将资本主义出现后的现代人的自由概括为个人自由,古希腊人只有全面参与的政治自由而无丝毫个人自由:“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作为公民他可以决定战争与和平;作为个人他的所有行动都受到限制、监视与压制。”由于古希腊时期战争无休止的存在,整个社会是按兵营的方式来组织,一切要服从国家和战争的需要,个人无丝毫的权利,个人没有一块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领域。这样一来,古希腊民主理论必然认为只要是人民主权、只要是多数人的决策就永远是正义的,这种权力的使用可以是无边界不受限制的。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便是这种民主理论的牺牲品,当公民聚集在广场上多数人投票认为苏格拉底言行有叛国之嫌,未经任何司法程序苏格拉底便被处以极刑。而法国大革命正是承袭了这种理论,“在著名的大革命时期,它是许多罪恶的肇因”。只要钟楼的钟声响起,国民聚集在广场上,只要多数人高呼将谁推上断头台,这个人便会未经任何司法程序而被推上断头台(正如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只要大多数群众高呼打倒谁谁就会被打倒)。因此,贡斯当认为一定要有个人自由的概念民主才可能是一种好的制度,个人自由要求每个人都有一块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领域即我们通常讲的基本人权,无论谁主权或是否通过立法、司法的程序都不能去侵犯基本人权。为此,必须区分政治权力的权限与政治权力的归属及行使这样两个问题。“人民主权所涉及的仅仅是政治权力的归属及行使,而决不在任何意义上使政府能够合法地享有更大的权力。”
  贡斯当提出的民主之前加上个人自由的限定词的思想被后来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托克维尔、密尔、伯林、哈耶克等发扬光大,尤其是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现代自由主义大师伯林从哲学的高度将贡斯当辨析出来的两种自由用“消极的自由”(免于…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去做…的自由)两种自由概念进行了理论概括。“消极的自由”(类似于贡斯当的个人自由)问的是我有多少不受任何政府、组织、个人通过任何程序侵犯的权利,在这个权利范围内我是自由的。“积极的自由”(类似于贡斯当的古代人的自由)则主张的是如果理性就是自由,当我自己或别人被欲望、激情控制失去理性时,别人就应具有干涉我的私域以帮助我恢复理性的自由,我也具有干涉别人的私域以帮助其恢复理性的自由。“消极的自由”是一种城堡中的自由,“积极的自由”则是一种四处攻入别人城堡中的自由,专制独裁者往往会以理性的最高体现者——国家的名义粗暴践踏城堡中的自由,正如伯林所说:“每一个为他们行为找寻某些道德上甚或美学上借口的独裁者、异端审讯者与暴徒所使用的便是这论辩方式。”7伯林不喜欢“积极的自由”而推崇“消极的自由”,认为前者容易导致专制和独裁,在他看来自由与民主相比自由具有更高的价值,他说:“消极自由与民主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一个民主的社会也可能只具有很低度的消极的自由,而一个非民主的社会人民也可能享受到很高度的消极自由。香港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一个社会重要的不在于它是否是民主的。更重要的在于它是否是自由的(消极的)。香港1997年7月1日前并无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同类地区和国家还包括台湾、韩国、新加坡等),但人们实际所享有的自由以及经济繁荣的程度、社会秩序的稳定并不逊于西方任何一个民主国家。
  将消极自由的价值看得高于民主的价值这一看法,另一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是非常赞赏肯定的,他指出:“教条式的民主主义者认为,由多数投票决定的事项越多越可欲,然而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对于应当由多数投票决定的问题当在范围上加以明确的限制。”“多数的权力要受到那些为人们共同接受的原则的限制,而且任何合法的权力都不能凌驾于那些原则上。”这个原则就是指的消极自由的存在,只有消极自由的存在规定了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人权,才能实现对民主政府权力使用范围的限制,反之,即使是一个民主的政府也可能蜕变为一个专制的政府。哈耶克不无忧虑地说道:“民主的理想其最初的目的是要阻止一切专断的权力,但却因其自身不可限制及没有限制而变成了一种证明新的专断的权力为正当的理由。”无消极自由存在的民主与专制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独裁政府会出现少数人侵犯多数人的基本人权,但权力不受限制的民主政府则会出现多数人侵犯少数人的基本人权,问题的实质是无论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的基本人权都是不应当受到侵犯的。
  
  二
  
  如果说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反思了民主的前面应加上消极自由的限定词,不能无条件地说民主就是最好的,那么同样是自由主义派系的竞争性精英民主理论则对人民直接行使主权的民主理论进行了质疑和反思。
  竞争性精英民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著名的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和美国的熊彼特(意大利的帕累托、莫斯卡、米榭尔斯三位思想家的思想皆渊源于马克斯-韦伯)。韦伯的竞争性精英民主理论的契人点是他的官僚制理论,韦伯认为官僚制是一切大规模组织的特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官僚制的发展。从管理的角度看,“官僚体制的组织广泛传播的决定性原因向来是由于它的纯技术的优势超过任何其它的形式,一种充分发达的官僚体制和机制与其它形式的关系恰恰如同一台机器与货物生产的非机械方式的关系一样。精确、迅速、明确、精通档案、持续性、保密、统一性、严格的服从、减少摩擦、节约物质费用和人力,在训练有素的具体官员进行严格官僚体制的、特别是集权体制的行政管理时,比起所有合法的或者名誉职务的和兼任职务的形式来,达到最佳的效果”。随着大规模民族国家、大规模民族国家组织的出现,古典民主理论中的直接民主愈益成为不可能。(韦伯认为直接民主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组织是区域性的、成员数量是有限的、成员社会地位差异很小、行政功能较简单稳定、成员能得到最低限度的培训)“很明显,从技术的角度讲,庞大的现代国家绝对必须以官僚制为基础。国家越大,它的权力越大,就越是如此……与外部冲突的范围越广泛,内部统一管理的需要越迫切,这一切特征就越加不可避免,官僚结构就越会逐步获得其发展途径。”直接民主在这里反而会成为无效率的管理,令人生厌的无能和政治的不稳定、现代生活的复杂性和绝对规模使得集中的政治控制和决策成为必然,这一切都只有依靠官僚制来完成。民主不再是人民直接去主权,只能是人民间接去主权,即通过代议制选举出政治领袖,由政治领袖直接去操控官僚组织。“民主化一词有可能造成误解,因为‘民’永远不能治人而只能治于人。所变化者无非方式,少数人可以经由选举产生,可以对他们的品质提出要求,各种人都能有机会达到权力的顶点。”13
  这种精英治国理论被美国的熊彼特大肆渲染,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写道:“民主并不是指也不可能是指,按照‘人民’和‘统治’这两个词的明显的意义说的人民确实在那里统治的意思。民主不过是指人民有机会接受或拒绝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意思……定义的一个方面可以说成,民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14他认为民主意味着一种方法,即实现政治、立法、行政、决策的一种制度安排,其方式是某些特定的个人由于成功地获得了人民的选票而有决定一切事务的权力,民主生活是以政党的面貌出现的相互竞争的领袖为了获得统治的委托权而进行的斗争。民主的本质是公民能够以一个政府代替另一个政府,从而防止政治决策者把自己变成不可移易的力量,只要政府能够改变,只要选民可以在两个明显不同的政党纲领之间作出选择,暴政的危险就可以得到制约。民主是一种机制,是一种产生领袖并使之合法化的一种制度安排。民主的实质不在于谁统治中的“谁”,而在于这个“谁”是否是合法选举出来,“谁一经选举出来,统治和管理就是谁的事,人民一旦选举一个人来,政治行动就是这个人的业务而不是他们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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