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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管窥

  美国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始于一九五○年代。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成为美国以至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此后,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从最初从属于地区研究(Area Studies)的边缘研究,逐渐发展成为具有鲜明特色和独立定位的专业学科。早在一九七○年代中期,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研究在西方的新发展、趋向与前景》① 一文中就已指出,由于以中国文学作为研究专长的学者日愈增加,使中国文学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再附属于传统汉学。戈茨(Michael Gotz)一九七六年的研究报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西方的发展》也指出:"在过去二十年左右,西方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严肃认真的研究已大大地发展起来,可以名副其实到了称为#39;学科#39;(field)的阶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不再是附属于汉学的一部分,它已经从语言、历史、考古、文学研究及其他与中国有关的学术研究中脱离,自成一门独立的学科。"② 从一九七○年代到现在,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研究范式,无论是研究内容的广度与深度,还是研究成果的丰富与复杂,都与一九七○年代不可同日而语。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夏济安的《黑暗的闸门》③(一九六八)及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一九七三)之后,又出现了一系列以作家为重点的专论,论及鲁迅、巴金、钱钟书、戴望舒、丁玲、老舍、茅盾、卞之琳、沈从文、萧红、周作人等现代文学名家,还出现了一批对不同文类、文学现象与文学运动的研究,考察的时限也从五四推进到晚清。进入一九九○年代,随着大批青年学者的涌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更呈现出充满活力的发展态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批在大陆读完大学,而后留学美国的年轻学者,先受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浸淫,再接受系统的西方理论训练,构成了较为完善的知识结构,其论述中国现代文学亦有了新的角度和新的发现,比如张旭东、王斑、唐小兵、陈小眉、陈建华、张英进、史书美、刘康、刘剑梅等④,都可视为其中的代表。
  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直为大陆学界所关注。面对"中国现代文学"这样一个研究客体,海外学者与大陆学者往往采取迥然不同的理论立场与研究方法,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研究结论,两者之间形成了有趣的对照与互补。海外学者跳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语境,从一个异质的西方文学语境来反观中国现代文学,其解读与阐释,也就与大陆学者不尽相同。因此,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尽管评价褒贬不一,但一直颇受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格局,一九八○年代以来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路向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对沈从文、张爱玲的重新评价,还是"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无论是"重写文学史",还是"晚清与被压抑的现代性"等学界热点,都与海外学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尽管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有其自身的局限,但毕竟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拓展了思想的空间、推进了理论的纵深,值得认真借镜。
  一九八○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对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关注不断加强,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
  一是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成果陆续在大陆翻译出版,除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⑤,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⑥、《铁屋中的呐喊》⑦、《上海摩登》⑧,王德威的《想象中国的方法》⑨、《被压抑的现代性》⑩、《现代中国小说十讲》(11) 等著作之外,还有一些重要的代表性著作纷纷出版,比如安敏成的《现实主义的限制》(12),金介甫的《沈从文的奥德赛》(13),刘禾的《跨语际实践》(14),耿德华的《被冷落的缪斯》(15)等等;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海外华人学者论丛"三种;我们与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公司合作,即将推出一套十五种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这套译丛从地域上讲,兼顾欧美(美国学者中包括了李欧梵、奚密、周蕾、林培瑞、王斑、陈小眉等人);从作者来讲,兼顾老中青三代学者,又以青年学者为主;从选题来讲,兼顾纯粹的作家作品研究、文学史研究、理论研究以及文学与电影研究。以此体现海外所理解的"中国现代文学"特有的包容性与研究趋向,试图整体性地呈现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面貌。这些著作的出版为我们直接了解与评说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功过得失,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
  二是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被纳入"海外汉学研究",开始了研究之研究,发表了一批相关的评论和对话。比如饶芃子等人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角度提出了海外华人学者的理论批评,李凤亮发表了《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16) 以及关于李欧梵研究的系列论文,刘锋杰发表了《创立张学的阐释模式--读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张爱玲〉》(17),程光炜、孟远发表了对话《海外学者冲击波》(18),吴晓东、冯金红等人发表了关于《中国现代小说史》、《想象中国的方法》的评论(19),《当代作家评论》专辟"海外汉学研究"栏目,陆续发表了一批海外学者的专辑。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一些学者对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发表了不同的看法,甚至是尖锐的批评,比如郑闯琦《从夏志清到李欧梵和王德威》(20),清峻的《昧于历史与过度诠释--近十年海外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倾向》(21),王彬彬的《胡搅蛮缠的比较》(22),郜元宝的《"重画"世界华语文学版图?--评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23),栾梅健的《"海外汉学"与学术自主创新》(24) 等等。无论是褒是贬,相比起美国颇为庞大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国内对它们的关注与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一是大量的研究成果尚未译介,仅我收集到的专著或论文集就有一百多种,而得到译介的只占很小的比例;对海外(包括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翻译介绍,始终处于零星的状态,一直没有系统地展开。二是尚未见到对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行整体研究的专著,对它们的发展脉络、基本特点、总体成就与不足等,还缺少深入的分析与研究,而这些对于拓展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显然大有裨益。
  王德威为"海外中国现代研究译丛"撰写的总序,高瞻远瞩,提纲挈领,梳理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谱系和发展现状,总结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三个路向,从理论层面提出了值得大家关注的三大发展方向,即理论与批评、文学与历史、离散与一统,这正预示着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繁复多姿的版图(25)。我想借用王德威的相关阐述,对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特点与走向,做一些狗尾续貂的阐述。
  首先是美国学界的"理论热"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众所周知,最近几十年来,美国已成为各种新理论、新学说的最大发源地,有些发源于欧洲的思想理论,也要经过美国的"中转",才成为热点话题。美国学界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大行其道,势必对重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拓展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方法,带来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一些年轻学者,得风气之先,往往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演变成为西方理论的"演练场"。诚如王德威不无担忧地指出的那样,"尽管九十年代以来西方中国现代文学界众声喧哗,挟洋以自重者多,独有见地者少。从后殖民到后现代,从新马克思主义到新帝国批判,从性别心理国族主体到言说#39;他者#39;,海外学者多半追随西方当红论述,并迅速转嫁到中国领域。上焉者一秉#39;拿来主义#39;策略,希望产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颠覆效应,下焉者则是人云亦云,而且游走海内海外,一鱼两吃。究其极,理论干预成了理论买办,文化批判无非也就是文化拼盘。"(26) 当然,王德威并非否定理论的功效,而是对理论的功效充满了期待,希望能借助于理论的支撑,给文学研究带来崭新的气象。事实上,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不乏理论运用的成功个案,比如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27) 就是这样一部优秀之作。
  《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表现为四种批评的途径:可见的形象、文学的历史、叙事的结构图和感情的接受。它们牵涉到中国现代性的各个方面,包括了种族观众的构成、通俗文学中传统的断裂、由叙事引发的一种新的"内部"现实的可疑结构,以及性别、感伤主义与阅读之间的关系。作者既批评西方理论的霸权,也批评中国文学领域固守的方法,对现有批评典范的反驳,对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后殖民批判,以及广义左翼思潮的兼容并蓄,树立了一种不同以往的论述风格,甚至引起中国研究以外的学者的注意。比如周蕾批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局限性以及有些西方女性批评者(如克莉丝蒂娃)对中国妇女的认识是相当肤浅的,以西方女性主观意识呈现中国女性,即使是出于善意,也会无形中否定了中国妇女本身的主体性和复杂性。周蕾在《妇女与中国现代性》、《写在家国以外》(28)、《原初的激情》(29)等著作中,都十分关注西方语境中,中国尤其是作为边缘的中国文化是如何"被看"的,通过考察"被看"和"看"的关系,弄清楚"中心"和"边缘"的权力挤压关系。于是,"看"(seeing)的隐喻和机制就成为呈现自我身份的方式,并从种族、社会或性别上的"自我"和"他者"之间划分出本体论的界限。周蕾的论述引导我们思考:谁在"看"谁以及如何看?在文化多元决定的"眼睛"注视下,"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权力关系是什么?这种权力关系的运作和转化的形态如何?对于周蕾来说,我们不应该再盲目鼓吹"中国性"(Chineseness),因为"中国性"已完全西化,甚至只是西方汉学家有限的凝视空间中的既定形象。正因为如此,周蕾才提出要拓展"种族观众"(ethnic spectatorship)的理论,将种族观众置于"主体的凝视与他者的形象之间"来思考(30),并以此作为阅读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理论基点。独到的理论基点、深刻的思想洞见以及精彩的文本重读,使得这本《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成为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周蕾也成为李欧梵认为的"美国从文化研究的立场进行文化政治批评的非常成功的一个学者"(31)。
  其次是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态势。一九九○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离开传统的文本定义,成为多元化的、跨学科的研究,正如王德威所说,相关研究已经跨越到电影、思想史和政治文化、历史和创伤、马克思和毛泽东美学、后社会主义、跨语际实践、语言风格研究、文化生产、大众文化和政治、性别研究、城市文化研究、鸳鸯蝴蝶和通俗文学、后殖民研究、文化人类学研究、情感的社会和文化史研究等等相关课题与领域。尤其是文化研究大行其道,试图综合不同人文社会学科的方法,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做出全面观察。(32) 这种文化研究最大的好处,"就是在西方的学界里面真正是为了广义的第三世界的文化传统或者政治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33) 在所有这些议题中,以电影或广义的视觉研究最为令人注目,很多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都会涉足电影研究,文学文本与视觉文本,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然对象。比如柏右铭的《反证历史--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电影与公共话语》(34) 就将文学与电影置于一个层面来加以考察,以此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历史书写方式--"反证历史"。
  《反证历史》重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电影中的一些重要文本,以及在其周围编织起来的叙事。现代中国文学经常被赋予拯救民族的历史使命,这导致以后的批评家忽视了这些作品的另一个同等重要的方面,即很多文本都质疑其本身改变民族命运的能力。作者关注的往往是与作品所宣称拥有的历史行动力相抵触的文本动力。作者和电影制作者创作作品时所表现的自信往往是一种假象。在这假象掩盖下,他们把作品塑造成一种处于危机中的话语。在乌托邦的表层下是程式化的批判和反乌托邦的动力。认识到这种反抗历史的写作态度的普遍性,对于我们认识现代性有着重要的意义。柏右铭追溯了二十世纪中国不同时空中,对文学和历史关系的不断改变的认知,指出写作一部质疑历史叙事的文学总体的历史是有一定反讽意义的,然而这些文本有意识地标记出一种将要被继承的传统,也建立了属于其自身的历史。这些文本召唤出的一种"现代中国文学"也质疑着其自身的现代性、中国性和文学性。作者论述的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历史书写方式,充满的是"文化启蒙"、"公共空间"、"知识生产",乃至"影像再现"之间的辩证。正如译者所言,在这个詹明信所谓"对未来的怀旧"的时代里,我们需要的不是直接了当的"证明",我们需要的是"反证"。所谓的反证不是去否定、驱逐那挥之不去的历史幽灵。与其将"反"视为"反抗"、"反对",不如将"反"视为在文字递嬗转圜之处、影像错置龃龉之中,揣摩、试探其作者修辞思路的阅读与观看策略(35)。诚哉斯言!相对于以往以文本、文类、作家、时代是尚的研究方向,这样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无疑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注入了源头活水,越界、旅行、跨国等政治/文化地理的观念也因此得以落实于跨学科的合纵联合上(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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