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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与二十一世纪

  一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时间的流逝让人惊觉。不久前,人们还在谈论如何迎接21世纪。一瞬间,我们却已经实实在在地身处在这个新世纪当中了。年轻一代对时间的流逝或许能满不在乎,可我这个已是耄老之年的人,顿时平添了“逝者如斯”、“时间不等人”的感觉。 

对时间的这种感叹,并非无病呻吟,它表达了我个人对于人文世界变动的体会。我对人文世界进行有意识的研究,开始于60多年前的20世纪前期,后来目睹了一连串社会变动和经济变迁,让我有了一些新的感受和认识。在新的世纪的第一个年头,我又看到,人类重新面对着很多新的问题。曾几何时,世界各国的人民还在潜心探索建立民族国家、实现工业化及获得民族经济自主性的道路。现在,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似乎已经不再那么大了。国际关系格局的调整、“新经济”的出现、经济和文化交流导致的民族国家危机等等,使人类必须面对20世纪没有面对过的许多新问题。 

在社会科学里,这些大转变被描述成超个人外在变迁,但它们却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就我自己来说,目睹这些变化,让我个人感受中的“人生时间”增添了一种时间交错的意识。在历史变动的过程中,不同的人对他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的变化,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我一直认为,作为一位知识者,我采取的是一种“从实求知”的路子,这就是说,我力求在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和参与中,理解和解释我们的社会。在新的世纪里,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正在发生很大变化,而我这个属于20世纪的人,对于这个新的百年的参与也将越来越成为不可能。可是,怎样合理使用我那越来越少的时间资本,来与新一代共同探索人类面对的新问题和人类未来的命运? 就我个人的经验和体会所能说明的,对于研究和解决新世纪人类面临的新问题,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同人,当以什么特别的办法来做出什么特别的贡献? 

二 

在座的同人知道,我曾经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跟随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过人类学。有些同人也可能会记得,我曾多次在国际上获得人类学方面的奖励。对于这些奖励,我实在受之有愧。不过,我承认,自己在60多年来的研究和实践当中,确实与这门学科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吴文藻老师的教导关系,当时我和燕京大学的几位同学能及时接触到前沿的理论和研究方法。30年代,我即有机会从派克在燕京大学的授课中,了解当时西方世界最先进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观点。这对于我后来的研究和实践,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后来,在清华大学受到史禄国教授的指导,接着又有机会前往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从马林诺斯基等老师那里,学习到了当时社会人类学的先进思想。 

我曾将自己的学术生命分成两段,它的后段是20年前才得到的。在自己的第二次学术生命中,我做的一件事,就是回顾和反思自己的学术生涯,我写出了一些论文,这些论文记录了我学术研究早期我和我的老师们之间的关系,也试图通过探讨这种人与人之间、思想与思想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互动,来表达自己的学术思路。这些文字都发表出来了,这里就没有必要赘述,但其中有一方面,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向人类学界同人再次强调——这就是我已经多次提到的马林诺斯基老师和他的文化论。 

在马老师的时代,西方人类学处在一个矛盾的年代。20世纪开始不久,世界性的战争就爆发了。随着西方民族国家之间利益矛盾的产生和激化,西方国与国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纷争愈演愈烈。这不能不引起一些有良知的人类学家的反应。包括马老师在内的一些人类学家看到,欧洲从19世纪的对外帝国主义侵略,到20世纪前期的国家矛盾,与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有着难以切割的密切关系,而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又曾是一代人类学前辈的信仰。 

在马老师以前,以西方为中心的社会进化论和文明观,充斥着人类学的写作。在19世纪的西方,进化论者主张进步,因而不仅曾经推动过西方现代化的进程,而且到后来还启蒙了非西方民族的自觉,然而,正如马老师看到的,当时的进化论思想家和人类学家,都将西方当成是全体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也就是将西方放在文明阶梯的最顶端。在运用进化论思想的过程中,西方人类学家经常为了满足他们的理论需要,将非西方文化的各种类型排列为一个特定的时间上的发展序列,好像所有的非西方文化都是在成为西方世界的“文化残存”(cultural survivals)。这种西方中心的历史观,后来被西方学者自己称做“teleology”,也就是“目的论”。马林诺斯基老师不是对这种观念进行反思的第一人,可是在人类学和社会科学的其他门类中,他算是反思这种观念的第一代人。他及时看到,西方中心论引导下的文化研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它无法体现非西方文化的自主性和生命力。他还意识到,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论,在帝国主义的文明化过程中,误解了诸多类型的非西方文化,它的单线进化观点,妨碍了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依存。 

作为一位遭受战争和病患的波兰人,马老师能具备这样的见识和洞察力,与他的民族的现代命运有着密切的关系。将他的理论与他的人生联系起来,我们能看到,人类学的学说与人类学家的生活两者之间,倘若不能说有什么因果关系,那么,它们至少也有着比较明显的互动关系。这里更值得我们记住的还有:为了说明19世纪人类学的缺憾,为了减少文化矛盾给人文世界带来的损害,马老师发明了一套叫做“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的文化研究办法。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这套办法的核心内容,就是重新恢复一度被“古典人类学家”当成“文化残存”的非西方文化的名誉。马老师认定,非西方文化的存在,不是因为它们是西方文明的历史对象,而是因为它们都在各自的生活场景当中扮演着社会作用,满足着人类生活的特定需要。我在几十年前翻译的马老师代表作《文化论》,就系统地阐述了这一论点。 

观点一旦改变,研究方法也就需要做出调整。马老师认为,社会人类学再也不应沉浸在19世纪的西方中心的文明论的泥潭中,而应超脱西方文明的局限,到非西方文化的时空坐标里头,去体会不同文化的共同意义。在他以前,多数人类学家属于“摇椅上的学者”,他们利用传教士、探险家、商人对非西方民族的记载,来整理自己的思路、描述人文类型、构思人文世界的宏观历史与地理关系。“摇椅上的学者”没有做的,就是我后来称做“行行重行行”的那种工作,这种工作被马老师称做“fieldwork”,即我们说的“田野工作”。马老师还将呈现“田野工作”成果的文本称做“ethnography”,即我们说的“民族志”。这两个层次和研究阶段加起来,就是社会人类学方法,而它包括的内容涉及到非西方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这些人文类型中的制度、行为方式、思想方式的总体思考。换句话说,在马老师看来,社会人类学研究的这两个基本办法,共同促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论的生成,这就是“整体的观点”(ho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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