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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所谓“国学热”

季羡林教授有一句名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意思是说,没有哪一种文化可以永恒不变地主导世界:它总会衰落,让位、退休、靠边站,从文化的一号位置滑向配角位置。这不,西方文化主导世界的年月已经够悠长的了,从20世纪最后十年开始,它应该向我们东方文化--而且特别是向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让位了(详见《"天人合一"新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1期)。

季羡林教授形象生动的论断引起不少争议。有人说这是文化循环论,有人则谓之曰一厢情愿想当然。然而,大家不能否认的却是,季教授的论断确乎反映出一种文化思潮的变动,是这种文化变动的一部分。这种文化变动,就是与八十年代文化思潮迥然相异的“国学热”。

让我们回忆一下八十年代的情景吧!假如不健忘的话,人们当还记得,那个时候,你绝对看不到季羡林先生这样的论断。即使这样的论断存在,你也听不到。因为,它被另一种声音盖住了。这种文化的声音非常高亢,格外激昂,容不得别的声音存在。这种声音,让我们想到世纪初的新文化、五四,仿佛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又转世重生了。他们高喊着“打倒”、“打倒”,“拿来”、“拿来”,举着“科学”、“民主”、“西化”的大旗,披荆斩棘,前驱先路,做着“启蒙”、“教化”的工作,创造着崭新的历史。这样的文化声音,人们喜欢给它戴上一顶极端化的帽子:激进主义。

激进主义的极端化主张,是全盘西化。它可以讲出这样的极端化的语言:搞上一百年殖民地,保管中国现代化。甚者至曰:干嘛打跑日本鬼子?保不准鬼子能使咱看上彩电呢!至于老祖宗孔子、儒学、东方的“黄色文明”等等,只能是渣滓、糟粕,只有让我们唱挽歌的份儿:河殇!

然而,曾几何时,不过十年的工夫,风气又变了。八十年代的文化激进主义、全盘西化,早已让位于九十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东方价值。笔者清楚地记得,学者们戏称为老板的沈昌文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地说,他们《读书》杂志的基调要变了,要亮出保守主义的旗帜了!回头再看,当年盛极一时、令众多青年学生趋之若鹜的新老“三论”云云(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计量学、心理史学等,说法不一),而今安在哉!于是,季羡林教授的论断倏然出现了!一股文化的风,有别于《圣经》所谓想到哪儿就到哪儿的风,仿佛吹在冬日的林野,碰到一粒小小火星,便蓬勃燃烧起来,汇聚成九十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国学热”。

到底有没有一个"国学热"

说起“国学热”,有人根本就不承认其存在。特别有趣的是,这些不承认的人,又大都是发动“国学热”的人(参看《孔子研究》1995年第5期)。有位搞国学的中年教授甚至说:现在的大学生连古文都看不懂,更别说读“十三经”了,夫复何谈“国学热”!

事实上,国学“热”还是“不热”,并不决定于是否承认,与大学生能否读懂古文也没有什么必然联系。遥想当年,五四巨子的国学功力,哪一位不是顶瓜瓜?然而,在风气云起、舆论形成的时候,在思想的冲动下,“国学”在他们的胸膛中又何尝“热”得起来!文化,特别是文化思潮,时常有它的盲动性,这又经常是理性、权势乃至政治所无法左右的。只有待风气转变、舆论倒戈、理性重伸的时候,人们收拾身心,痛定思痛,才未尝不会“绚烂终归平淡”,重踏来时路。所以,思想启蒙、开一代风气的巨子严复,临死前却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这也就是文化保守主义最精粹的宣言了!而我们观察八、九十年代两朝均为活跃的若干学人(如李泽厚,见《原道》丛刊第1、2辑),又何尝不是如此!

搞国学的人不承认存在一个"国学热",不敢乎?不愿乎?不敢,何以不敢?不愿,何以不愿?倒是一些反“国学热”的人,一口咬准,“国学热”是明摆着的。要是连他们都不承认有一个"国学热",那他们反什么呢?自然,搞国学的人硬说没有什么"国学热",也就让对方没什么可反了!学术、学术,就是"学"与"术"。1998年,李慎之先生发表长文《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上海《文汇报》1998年8月28日),对刘梦溪主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及其为该丛书所作的长序提出商榷意见。在我的今儒学案中,李老是划归在反"国学热"一系中的,刘先生则归在国学一系里面。所以,李老这篇文章,我以为可以看作是国学与反国学论战的最新动向。而熟悉李老的人想必都知道,他的文章篇篇精彩,无一例外,本篇也就不能逃过--反正我读过之后,是非常感动的。因为,李老文章的某些具体论断,可以商量,可以再议,但整篇文章的基调,却是明亮健康、积极向上、使人激动的。他开篇便依照刘序的顺序,提出什么是"学术"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可以讨论,而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尴尬,即你不讨论,我倒明白;你一讨论,我反而糊涂。而我是宁愿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将"学术"解释为"学"加上"术"的。不是吗?我们在"国学热"的讨论中,就不仅仅看到了"学",而是还看到了"术"。至于说什么是"学",什么是"术",我以为只有请读者去"得意忘言"了--在学术讨论中,我们是否也可以像在文学中那样,有余不尽,不把话说光,而是留些思索或想象给读者呢?顺便说几句,刘梦溪先生洋洋洒洒的大序谓夏曾佑曾主持上海《时务报》,我的印象是夏氏与《时务报》根本就没有关系;又说儒学固然长期处于正统地位,而荀、墨等诸子之学也没有消逝,我却以为荀学原本属于儒学,梁启超、夏曾佑等人甚至以为两千年中国之学术,荀学而已;又谓章太炎"不信晚清以来的地下发掘物",容有可商;至于所谓"康有为在晚清思想界的影响不可低估"云云,却是无须去说的。

开了那么多会,写了那么多书,搞了那么多讲座,游了那么多国家,得了那么多资助,办了那么多刊物,建了那么多组织,受了若干次接见,还说没有一个"国学热",谁能信呢?当然,这里有个标准问题。悬想着今后的大发展,我们可以说它还不够热;比照着往日的破四旧,我们也可以说它热得过分了。重要的是,大家都应该首先本着公正、平实、客观的态度来讨论问题,其次要厘清逻辑界划,不要在不同的层次上讨论问题。不然的话,夹带着意气和情绪,挟裹着权势和信仰,在不同的层次上各说各话,清水也只能是越搅越浑。

当然,我无法回答"国学热"这个词是谁发明的,是谁最早应用的。衡估某种文化现象,往往很难甚至无法将其量化。但是,不能确定的源头可以汇成滚滚的江流,这可以说是文化大潮的另一个特点。所以,尽管"国学热"是确实的,但首先讲出"国学热"的人,又是无法确认的。这可能不符合我们的心理期待,却是本真。同时也可以看出,在知识产权的殿堂里,也有失物认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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