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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文化研究的一种阐述
——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序言

关键词:思想随笔 暴力行为 军事学研究 思想史研究 东西方战争观



按研究一门学科的规矩,必须首先解释这门学科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范围、方法和意义等等,似乎不如此,你所研究的东西就谈不上成体系、成气候。我不敢断言战争与文化研究是一门学科,但至少是一门学问,而且是一门重要的学问。这门学问在中国学术界泾渭分明、壁垒森严的条块划分中属“孤鬼游魂”,不知归属哪个学术“山头”。这种流浪者状态亦有其便利之处,可以独往独来,不受拘束,所以也就省去了许多概念游戏。尽管如此,现既已汇集成册,便还是要硬着头皮不得不对“战争”和“文化”这两个历来难以界定的概念斗胆作一番探讨。

象征派诗人瓦雷里(Paul Valery )说过,任何词汇都是经不起推敲的,语言就象两座悬崖之间勉强搁置的一块木板,你只能轻轻地快步走过,如果你在中间跳起来蹬几下,想试试有多牢靠,那么你将连同木板一块掉进万丈深渊。瓦雷里岂止是诗人?简直是一位真正窥破人类语言奥秘的大师。确确实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科学研究中存在着语义和概念经不起认真推敲的现象。像“战争”、“文化”这类概念的定义,近代以来到底有多少种恐怕难以统计,也无从判断哪一种定义比其他的更准确。这一现像本身就表明:语言是不可靠的、建立在抽像语言基础上的概念更是靠不住的。

语言、概念不可靠是因为人们以追求终极真理的态度对待它们,另一方面,语言、概念又是可靠的、有用的,君不见整个世界不是依赖它们在运作?所以一旦用追求永恒真理的执著精神对待概念时,我们立刻会在定义的密林里迷路,并且在研究一开始就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当我们用“有用”作寻找定义的引路人时,一切会变得简单而明朗。一切与人类有关的事物、包括界定概念的工作在内,只有对人类“有用”才具有意义。我们必须用我们所不信任的语言来表达我们对语言的不信任,这句话是语言、概念不可靠性同有用性高度统一的最精炼的表述。

所以,对一个概念下定义时的思维定位,与其放在追求永恒的真理上,不如放在如何有利于我们论述的展开上更为明智。这样,我们便可从容不迫面对“战争”、“文化”等概念的无数种定义,并且开始自己的工作。

人类的暴力行为是指人们为了利益,以直接危害他人生命体为手段,迫使他人无条件屈从于自己意志的一种行为。战争涵义同暴力的涵义不完全重叠,战争是人类共同体之间围绕生存为核心的各种具体利益,有目的、有组织、动用一切共同体社会内外资源,以暴力方式坚持自己意志,并将这种意志强加于冲突对方的行为,因此可以说:战争是人类暴力行为的最高表现形式。

尽管“文化”一词已有了许许多多种定义,但我这里想从两个角度考虑问题:从动态的历史而论,“文化”可以理解为文明化过程,即指人类摆脱原始野蛮的生活状况的过程;从静态的历史来,“文化”是人类的创造物,即人类在摆脱原始野蛮生活状态的过程所创造的一切东西。

因此,我对“文化”的定义表述为:人类不断摆脱原始野蛮状态的进化过程及在这一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

按这样的定义,文化研究的范围将包括人类的精神和物质两大领域。我在这里无意对此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只想指出的是,那些将文化研究只限于精神领域的观点是不妥的,精神领域只是文化研究关注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因为人类的物质产品虽是人类精神的物化,但也是精神证明自己存在的唯一场所,即便是在“形而上”的哲学层次,黑格尔之流的客观精神论者,亦将自然界看作是“绝对精神”能够显现自身的所在。可以说凡是人为的物质中,无一不存在人的精神,人类的物质世界是人类精神的表现形式。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可以社会生活范围的大小进行划分,不可在物质与精神之间划分。

研究战争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既可解释纯军事领域无法解释的现象,使我们对人类军事事务获得新的观察点,进而深入理解人类战争现象,同时又使一向给人以凌空蹈虚的文化研究落实到生活的一个具体领域战争领域,从而使文化研究亦获得一定的深度。战争与文化互相借助对方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并将自身研究引向深入。

人类的暴力行为完全继承了动物社会暴力行为的一切本质和特征。因此人类的战争现象中,有相当部分排斥在文化之外。但是,暴力现象始终伴随人类的文明化进程,并且在形式上发生着变化,所以人类战争现像中亦有相当部分内容属于文化的范围。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有史以来,战争在任何时候都是文明与野蛮的混合体。历史的直觉告诉我们,战争是人类的本能之一,是人类历史舞台上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战争与文化研究的任务就是要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的具体问题出发,解释人类的战争本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文明的进程,而文明进程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类的战争本能及其表现形式。

历史的单位是人类共同体,国家是人类共同体发展到现今为止的最高的形式。无论何种形式的人类共同体,从氏族到今天的国家都把“强盛”看作唯一的目标,东西方历史上有过许多哲人大师,他们的思想至今、并将继续放射着光辉,然而恕后生不恭,他们中有许多人不免书生气太重,都一厢情愿地将国家理想化,希望或主张国家的目的是伸张正义。无论是柏拉图(Plato )还是孟子(Mentius )都书生气十足地为国家设计着最终的道德目标,然而国家自古却是按照自身的逻辑追逐自己的终极目标走向强盛,根本不按实践道义的逻辑行事。尽管国家对内也积极提倡道德理想、建设道德秩序,但那是为了提高社会管理运作的效率,服务于“强盛”目标的手段而已,决不是国家的终极目标。

因此,德国的特莱希克(Treitschke,Heinrich von)教授有惊人之语:战争不仅是人类现实的需要,也是逻辑的要求,因为国家这一概念就意味着战争。我们大可不必对特莱希克的坦率表示不满,事实上,他从逻辑上论证了战争必然是历史的主角。我们的先人也早已悟到这点,“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不仅是历史主题,也是国家的主题。所以,精通历史的一个重要前提之一是对人类战争现象的把握。研究历史必须研究战争,将历史等同于战争史是幼稚的,不研究战争现象的历史研究同样是肤浅的。要彻底了解一种文明、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须深入考察其中的战争行为,考察其中一切与战争有着直接、间接关系的事物。因为一种文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许多重要的特征和秘密隐藏在战争行为中,并且也往往只有在战争状态下才显现出来。

例如,古代希腊民族和文明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在波斯文明的威胁下,迅速领悟到海权和海军的重要意义,果断地挣脱传统陆权主义的束缚,毅然走向海权主义。雅典人把劳雷恩(Laureion)银矿的财富全部用于国防的选择,体现了作为一个优秀民族必然具备的高尚境界,而把银矿全部用于史无前例的海军创建则表明,希腊民族具有高度的智慧,以及对险恶复杂环境迅速的应变能力。由于萨拉米斯(The Sea battle of Salamis )海战的胜利,古希腊文明获得发展壮大的机会。而世界上其他古文明,由于军事上不能迅速适应外部之变化,都早早地消失在历史深处。

再如,中华文明之所以伟大,也充分体现于军事上能够迅速领悟、适应外部战争形式之变化。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年甲午战争,一个现代海权意识及其薄弱的传统农业大国,一个沉湎于陆权主义军事传统几千年的文明,能够在极短的50多年里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北洋海军,并同日本展开一场现代化海战。失败固然令人痛心,但中华民族在军事上具有迅速适应世界环境之变化的能力,却得到充分证明。这点至关重要,因为决定民族命运的不是一场具体的会战成败,而是通过具体会战所反映的该民族军事应变力的质量,而军事应变力的质量将决定一个民族的能否继续生存和发展。

“战争的精华,却不是在胜利,而是在于文化命运的展开。”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Spengler,Oswald)这句话可谓道出了战争与文化、与人类命运关系的实质,称得上至理名言。不过斯宾格勒只说对一半,在我看来,战争也是判别文化优劣的试金石,是文化选择时必须优先考虑的因素。



战争与文化研究虽然游离、穿梭于各传统学科之间,但毕竟有自己的关注范围。尽管它同军事学研究有重叠部分,但针对战争现象而言,两者之间主要区别在于各自切入点的不同,为说明战争与文化研究的特点,有必要将它和军事学作一详细的比较。

军事学主要在自己的范围解释战争现象,对战略、战术、战役、武器、编制、军种、兵种、战斗队形、后勤供应等等的考察一般不越出纯军事层面。战争与文化研究一般从文明特征、大历史、大社会背景出发,考察军事领域包括以上列举的一切现象。

军事学仅仅注意到古希腊以“方阵”作为步兵作战单位,并对其起源时间、战斗力的强弱进行考证和评估。战争与文化研究关心的是古希腊“方阵”贫富阶层的队列安排,解释何以最富有、最显赫的公民阶层站在“方阵”的最前列,最先接敌作战;而最贫困的公民阶层被安排在最后一列,还将指出这种兵力最佳化配置的社会文化因素,从而找到古希腊“方阵”战斗力之强的最终根源。以此类推,同样可解释早期古罗马军队战斗力强大以及后来罗马军队战斗力衰退的原因。

军事学常常罗列一些战例,来验证“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如何了得。战争与文化研究则要解释为何古代西方文明将合围歼灭战看作战争的最高境界,汉尼拔(Hannibal)创造的“坎尼战”(Cannae Battle )何以成为西方的战争经典;同时还要解释“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何以是中国古代东方文明追求的最高战争境界?

军事学研究不一定要解释某种军事思想为何产生于特定的文明圈内。然而,战争与文化研究一定要回答:“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为何产生于东方而不是西方?”“为何马汉的海权论产生在西方而不是在东方?”“中国的现代海权意识为何发育迟缓?”等等,而且,还要尽可能地将研究过程中的每一个逻辑环节论证清楚。

军事学研究对奥林匹克运动同古希腊民族的尚武精神不会感兴趣,战争与文化研究则要指出古代奥林匹克大会的比赛项目几乎都是冷兵器时代的作战技能,并且提醒人们注意:一个把战斗技能作为日常生活娱乐消遣的民族,其尚武精神达到如何程度可想而知,其能够最终战胜强大的波斯帝国的秘密由此可窥一斑。所以,仅仅从战略、战术等军事学层面解释希波战争的胜负显然是比较浅显的。只有从战争与文化关系切入,才能获得较为深刻的结论。

军事学研究一般不关心文学现像,对于“荷马史诗”中把阿喀琉斯(Achilles)等英雄塑造成具有嗜血本能的英雄以及赞美苍蝇的现像没有兴趣。战争与文化研究则对《伊利亚特》中赞美苍蝇的天然攻击精神给予特别的关注。因为至少在东方文明的艺术创作中是极为罕见的,这无疑可作为判别一个民族、一种文明对战争态度的标志。一个曾在古代仅仅因为天然的攻击精神就把苍蝇视为艺术审美对象,使之成为一种诗歌意象的民族,今天的表现与过去必然存在着某种继承性。鲁迅曾指出西方民族这一乖戾,但纯文学研究因看不出解释的意义,从来没有对此作过解释。似乎也只有从战争与文化的关系角度,才能作出较为深入的解释。

军事学一般不研究作战技巧的非军事化的社会功能,但战争与文化研究要说明作为军事作战技能的射箭派生而来的“射礼”,如何在中国古代社会成为“礼制”的重要内容,成为统治阶层政治生活中的一项规范;战争与文化研究还要关注奥林匹克运动各种项目竞赛的冠军是战时当然的指挥官现象,那些竞赛项目基本都属当时的作战技能,从而解释人们的社会道德、政治规范、包括具体的人材选拔制度曾经从军事领域获取资源的现象。不同的文明为管理和规范社会生活,从军事领域汲取资源的方式和对象都是不同的,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异,有助于加深对各种文明的深刻理解。

军事学研究只对“甲午海战”作出军事范围的技术性解释,即从战略战术,舰船的数量、吨位、航速、装甲厚度,火炮的数量、口径、射速,作战人员的素质,后勤保障等等方面进行分析并作出结论。战争与文化研究则要从大河流域灌溉型农业生存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指令性社会管理模式、内陆农耕文明强烈的土地意识、沿袭了几千年的陆权主义传统等等文明的主要因素出发,探讨这些文明因素同现代海权意识和现代海军在根本上的冲突,从而说明我们现代化军事建设在起步阶段和社会其它领域一样,只限于表层而无法进入深层的历史必然性。这样就能全面而公正地评价这场战争的得失,不会苛刻地把所有失败的责任强加于当时的军事领导人。海军与国家共命运是西方现代化重要特征,甲午海战的失败固然是我民族的一大耻辱,但也应看到这是我民族已不得不卷进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标志。

战争与文化研究也能帮助解释军事领域中的一些现象。自拿破仑以来,法国军事上就一直处于长期弱势。法国地理上东临欧洲内陆、西向大海面对英国的海上挑战,一方面要全力发展陆军,以对付欧洲内陆的普鲁斯、俄国等强大的陆权主义国家;另一方面,18世纪以后,海权优于陆权的情况日益明显,法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这就迫使它发展自己的海上力量以抗衡英国的海权。这样一来,法国财力和资源捉襟见肘,国防投资上,被迫兼顾陆、海两个方面,结果海陆军均不能达到世界一流程度。而英国、德国和俄国因良好的地理位置,可以倾其国力于海权或陆权,法国则因所处的独特地理,必须同时担负海权和陆权两副担子,这就注定了法国无力成为世界一流军事强国。在东方,中国西临亚洲内陆,承受俄国强大的陆权压力,东向大海面对日本的海上挑战,所处地理位置酷似法国。所以近代以来,中国军事状况与法国相似,因内外战争的需要,既不能放弃传统的陆军建设,又必须发展自己的海军以应付来自海上的威胁,也就说必须同时承担陆权和海权两副重担,加上近代化进步晚,这就注定近代以来中国军事力量难以振作的命运,而在古代,亚洲文明都属农业性质,在陆权主义占军事主导地位的时代,中国可以置漫长海岸线于不顾,因而能发挥自身优势,并常常成为古典世界中的一流军事强国。近代以来,中国的地理条件和法国一样,成为实现一流军事强国的天然缺陷、及先天不足的因素。



让我们用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一下,战争与文化研究的意义所在。诚然,我们要避免重蹈过去某些历史学家的覆辙,把人类历史仅仅看成一部战争史,但上述分析表明,从观察历史、解释历史而言,战争与文化的关系研究的确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角度,我们视野中出现了新奇的景观。不仅对历史研究而言,即使对当代和未来社会的观察而言,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审视点。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即是一种不错的尝试,尽管其某些结论有待商榷,但他从战争与文化关系的新角度,历史地分析国际关系未来趋势的新尝试,无疑值得肯定。从战争与文化的角度还可发现儒家思想对于当代世界的新价值,例如,孔子主张“礼制”,以及对战争看法,使他成为东西方历史上最早主张对战争暴力进行理性制约、用社会规范来约束战争暴力的思想家。孟子、荀子关于“仁义之师”的论述,使他们成为历史上最早系统地考虑战争与道义的大思想家,孟、荀的战争应该成为道义工具的观点至今尚未过时。尤其孟子,面对当今国际政治复杂之现象和众多理论学派,我们更感其学说慎密、深刻之伟力所在,他不仅在历史上最早提倡人道主义军事干预,同时也是历史上最早提倡对人道主义军事干预进行严格限制的伟大思想家。在战争与文化关系研究领域,通过东西方之间的比较,我们可以感受到儒家文明成熟较早的历史事实。由于当今世界形势以及国际政治原则在我们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预演过,所以我们古代圣贤在那时总结出来的学说使我们民族拥有足够的自信去把握、应付这个变化的世界和自身的命运。

战争与文化研究使我们重新发现历史,发现文明遗产的价值。就象过去人们发现《蒹葭》、《采葛》是表现远古爱情的千古绝唱,《氓》、《我行其野》是弃妇咏叹的永恒经典,从战争与文化角度看《诗经》,同样会发掘出其中长期被人所忽略的重要意义。古典文学研究侧重比、兴、赋的艺术技巧的运用,关注社会生活诸方面情感的宣泄和抒发,然而,运用《诗经》提供的古代社会的生活信息,寻找汉民族对战争的基本态度,古典文学研究即不能胜任、也没有这方面的义务。战争与文化研究发现,《采薇》、《伯兮》是表现古代汉民族对战争暴力基本态度和感受的经典作品,它们反映了汉民族在现实生活、情感心理、理性认知三个层面对战争暴力的矛盾冲突,对于把握汉民族个性特征和社会特征来说,这两首诗的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军事学和心理学的价值远远超过其艺术价值。

同样,在“荷马史诗”中,我们发现阿迦门农(Agamemnen )的联军在特罗伊(Troy)城外海滩登陆后,把船只拖上陆地,构成几道连环防御工事。这表明当时的航海民族不仅把船只当作海上运输工具,也把它当作军事防御设施,从而提供了远古地中海军事艺术和军事技术的宝贵信息。这使人想起西汉霍去病远征匈奴时,用运输工具武刚车在草原上“环接连城”,组成防御工事以对付匈奴骑兵的冲击。这表明各民族的人们在从事军事活动时,都遵循将日常生活条件与军事作战条件尽可能结合的原则,这是人类社会追求效率时的规律,只是不同生活环境表现为各种具体的形式而已。所以“荷马史诗”在军事学、社会学方面的价值与艺术学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在战争与文化关系的视野里,我们发现明末清初东南沿海的郑氏集团是中国古代资本主义发育程度较高的典型事例。历史学一般只是将郑氏集团看成中国古代海商集团的代表,官方眼里是亡命趋利、杀人越货、通则为商、不通则为盗的一群海上亡命之辈,以后明朝式微,被招抚后成为合法之地方豪强。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观之,郑氏集团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经济成份。军事学则将郑氏集团的武装力量看成是中国古代海军的一个部分。战争与文化研究在经过东西方比较后认为:郑氏水师与以前历代水师有着本质的差异,它是中国古代唯一具有地中海文明性质的海军,即西方意义上的海军,因而,郑氏水师是近现代海权意识在古代中国的真正代表。而近现代海权意识在本土自发产生、旋即消失的现像,对于深入理解我们古代社会性质、儒家文明性质提供了重要依据。顺藤摸瓜,我们还会发现,郑氏集团所代表的正在形成的社会,其内部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的内容和运作于内陆王朝的传统社会具有本质的不同,前者以“商业军事复合体”为核心结构,后者以“农业军事复合体”为核心结构,又因为在社会整合方向上,前者所代表的市场原则向后者所代表的指令性原则发起强有利的挑战,因而郑氏集团所代表的东南海商社会比江南丝织业更接近西方资本主义的萌芽状态,更能代表中国古代资本主义的萌芽。传统史学概括地认为:中国近代与西方较量失败的原因在于西方在军事上的优势-“船坚炮利”以及制度上的落后。战争与文化研究的结果概括为:近代中西两大文明的较量是“工业军事复合体社会”同古老的“农业军事复合体社会”之间力量悬殊的抗衡。由于“商业军事复合体社会”是“工业军事复合体社会”的前奏,从历史的逻辑出发,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毁灭很可能是中国近代化乃至现代化文明进程的一次令人遗憾的中断,我们民族和我们的文明在17世纪中叶,也许丧失过一次千载难逢的自我更新的历史良机!

也许,这样的机会至少在西汉和北宋时期还曾有过。传统史学中,人们一直把西汉的刘濞看成是一个不光采的主张分裂的地方叛逆者,但战争与文化研究的结果是:刘濞所代表的私营性质的煮盐、铸钱、冶铁工商业和他的“叛军”即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商业军事复合体”,刘濞是经济自由主义、即古代市场经济的代表,削番和反削番的斗争在经济方面是古代“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社会性质方面是“商业军事复合体”同“农业军事复合体”的对抗;社会整合方向上表现为市场原则同指令性原则的冲突。
宋代的工商业已经相当的发达,华北的冶炼业在技术和产量上都相当或超过了17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代,中央王朝在相当程度上已被市场原则所左右,社会生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市场化了,原始的指令性社会结构已处于瓦解的边缘,历史再一次走到十字路口,但是由于偶然的因素元朝的入侵,打破了历史的进程并改变了历史的方向。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唐、宋时期是开放式的,明、清是收敛式的,显然他的直觉已经也已经感受到这点。

把东西方战争对各自文明的影响加以比较,会产生一些很有意义的问题。作为西方文明的婴儿古希腊文明,其狭小的生存空间和海上贸易占重要地位的生存方式形成了特有的社会各方面的互动和协作,商业利润、殖民地开拓、军事征服相互配合,形成这一文明内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价值观念的良性循环,相互支撑,相互扩张。希波战争素来认为是波斯人入侵所致,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从文明性质而论,这场战争是由古希腊文明与生俱来的扩张性引起的,具体地说,希腊城邦向小亚细亚地区的商业扩张是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因为商业利润的追求具有无限性,所以商业扩张和殖民扩张也具备了无限的特征,波斯帝国的政治家们明显感到这种扩张的威胁,于是采取了主动进攻的姿态,企图一劳永逸解决问题。后来主客形势倒转,亚力山大大帝向东方掀起了远征狂潮,这就证明了当初波斯帝国对希腊半岛发动战争是具有远见的。在“丛林原则”主宰的世界里,是不能用道义来评价希波战争的。西方一些史学家极力把这场战争中的希腊人打扮成正义的一方,纯粹出于欧洲文明中心论的偏见。

但这场战争却显示出西方古典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持续至今的特征,那就是对外战争与市场原则为核心的商业经济互为因果,保持一致。反观中国,尽管西汉时期商业经济占据社会重要地位,甚至有人认为西汉初期,统一的中国第一次面临历史的十字路口,但为应付匈奴的长期战争,中央政府为有效调动中原农耕区域的一切人力、物力,实行了一系列大规模摧毁以市场原则为主导的商业势力的政策,并配合以相应的蔑视商业社会价值观的意识形态,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对匈奴的百年战争中,从镇压代表商业势力的“吴楚七国叛乱”到汉武帝时期的“平准”、“均输”、“算缗令”、“告缗令”及“盐铁专营”,再辅之以儒家意识形态,强大的商业势力在政府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全方位扫荡下枝落叶败,一蹶不振。这和古希腊社会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对外战争与市场原则为核心的商业经济严重对立,而与原始的指令性原则为核心的“古典式”计划经济保持高度一致。因此可以初步认为:西汉时期因匈奴战争而被迫采取的铲除商业势力的做法,加强了指令性原则对于统一后的中国社会生活的干预,是对古老却并不凝固的指令性社会结构的第一次“淬火”。西方一位学者曾极有见地的指出:西方文明近四百年来之所以远远超越东方文明,就在于市场原则最终突破了指令性社会结构并成为社会管理的主宰。中国现代化滞后的关键不在于历史上不曾有过市场经济,而在于市场原则始终没有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并凌驾于后者之上。反思历史,当发现一种曾使我们辉煌无比的社会管理原则、一个曾使我们赢得历史上那场最伟大的战争胜利的社会整合之法宝,在近代魔术般地变成了衰败的根源。

古代思想史研究一般认为,先秦儒家提倡的“仁”涵盖孔、孟、荀三家,其中无太多的分歧,但把他们对战争暴力的基本态度进行比较后会发现,孔子(Confucius)的“仁”同孟子、荀子的“仁”有着极大的分歧甚至对立,孔子仅仅把战争暴力的合理性定位、局限于“礼制”,并不主张突破现实政治规范而进入属于理想境界的道德领域。在属于理想境界的“仁”的范围内,孔子反对一切战争与暴力现象。简言之,孔子在现实世界积极主张为“礼”而战,在“仁”的理想境界排斥一切暴力现象。孟子和荀子则不然,主张战争暴力不仅要为现实的“仁政”服务,而且还要进一步为实现理想境界服务。他们提出了“仁义之师”的思想,实际上突破了现实政治的范围,将战争暴力的功能扩展至孔子一直拒绝其进入的道理理想境界。这样,通过战争与文化研究,我们认识到孔子的“仁”并不接纳暴力,而孟、荀的“仁”却包含着暴力。所以,先秦儒家对“仁”的理解、以及道德理想与战争暴力之间关系的认识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有学者论及法国革命的影响时认为;“法兰西革命已进入中国文化的血液。”并认为现代中国革命根本上是由法国大革命带动起来的。我对“五四运动”后中国摒弃西方种种现代化学说,偏偏选择了马克思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学说曾感困惑,而对历来的解释又不敢苟同,通过战争与文化研究发现,将接受主义美学某些原理稍作改造,便可作出令人较为满意的解释。接受主义美学认为:“文本”的意义是接受者赋予的,接受者知识结构的差异产生一种接受定势,这一定势将决定接受者只接受文本一种意义而排斥其它意义。马克思要求穷人以暴力推翻残酷压榨他们的统治者,正如毛泽东所简炼概括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句,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而传统儒家思想中,孟子曾大声疾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荀子亦主张用战争来“禁暴除乱”。可以说孟子、荀子的道理也有千条万句,归根结底也是一句话:统治者残酷压迫穷人,穷人造反有理,加上历史上数不清的造反实践,我们的传统决定了我们对西方的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情有独钟,我们千年文化结构中的暴力倾向早已决定了我们必然选择暴力革命,而排斥其它一切变革社会的途径。所以,与其说中国现代暴力革命是法国大革命渗透到中国文化血液的结果,不如说是中国文化中古老的暴力革命传统因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而被重新激活,并以“现代版”再次问世。

通过战争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可以发现民主制度致命的弊端,给人类造成史无前例灾难的两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发生在黑暗的中世纪,而是产生于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深入人心的时代,产生于民主主义制度走向全面胜利的时代,这使得包括汤因比(Arnold J.Toynbee)在内的一些西方学者大为困惑:民主的原动力是爱,它所产生的巨大活力不仅不能阻止战争,反而全部转化成战争热情?汤因比的困惑在于不了解人类尚未摆脱国家的羁绊,在国家的范围内,民主的仅仅是调动一切成员、形成一致对外力量的有效手段。由于历史的局限,民主所产生的“爱”在现实中成了“恨”的手段。所以富勒(J.F.C.Fuller)说出了那句惊世骇俗的话:“民主的原动力不是对他人的爱,而是狠。”这也许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在民主主义时代爆发的根本原因,近代民主制度使人类战争恢复了原始野蛮时期的总体战状况。

历史学的使命在于总结过去,避免曾经有过的灾难,以便在未来的历史十字路口帮助人们作出明智的选择,从而把握人类自身的命运。战争与文化研究不仅为了更好地解释过去发生事件,同时还分担着历史学交付的部分使命。如果说军事学研究更多地是为将来的战争作准备,那么战争与文化研究除了具有军事学同样的功能外,还将义不容辞地、更多地考虑如何营造人类永久和平的问题。

诚然,如果我们不深入地研究战争,我们又怎能去赢得永久的和平?但是,一谈到战争与和平,所有的学者都持谨慎态度,富勒认为,战争就象大海的潮汐一样,有规律地起伏着。虽然这是一个天才的比喻,但细加品味却令人沮丧不已。在我看来,战争的可能性就象人和自己的影子,只要存在着人类,战争的可能性就存在。因为激发战争的诸多根源是绝对不会消失的。战争爆发是战争的可能性同战争现实性之间的阀门失控,和平则仅仅意味着战争阀门的暂时关闭,战争可能性暂时被压抑着,而非永久性消失。战争阀门是由各种规则与不规则、可测和不可测、可控与不可控的、不断变化着的各种社会因素临时杂凑而成的,因此历史经验证明任何一个时代的战争阀门总是脆弱的。因此在我看来,康德(Kant,Immanuel von)所追求的“人类永久和平”很可能是一种海市蜃楼的幻觉。

西方学者现在把人类永久和平的希望完全压在“全球一体化”、建立“世界政府”的赌注上,仿佛康德那种“自由国家的联盟”的世界政府一旦降临,我们便可升入永久和平的天堂,这种观点只能反映他们历史知识的肤浅及对历史观察的浅薄,他们仅在西方有限的空间研究和总结历史经验,并且以这种有限的历史经验作依据来规划世界的未来。只要认真研究一下东方文明史,便会发现“世界政府”曾在东方黄河流域的小范围里建立过,夏、商、周三代都历时400年以上,生活在三代太平盛世期间的人们,谁不认为已经进入永久和平的天堂?已经建立了永久和平的社会机制?然而哪一个朝代避免了内战?既然东方历史上的“世界政府”未能摆脱战争与和平的周期性循环,那么,我们有什么依据认为将来全球范围的世界政府管辖下的社会就一定不发生战争?

最后谈谈人类面对战争时才会凸现出来的智力悖论现象。战争最能证明人类是智慧异常和愚蠢透顶的混合体。战争是把双刃剑,它激发了人类的创造力、想象力以及各种潜能,把他们发挥到极致,从指南车到火药、雷达、声纳、原子能、计算机,无一不是战争刺激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即将来临的人类电子计算机时代即为战争的产儿。尽管西方许多学者论证了战争在促进文明发展和人类许多高尚精神方面的种种益处,但正如卡尔·雅斯贝斯(Jaspers ,Karl)所说,没有任何事情比战争更能证明人类的愚蠢。核武器的发明实际上是人类在向地球上所有生命种类表明自己是最强大的生命种类的同时,自觉地、人为地、快速地逼近了历史的尽头,到达了毁灭自身的边缘。这就是历史对人嘲弄!这才是一幕经典的历史悲喜剧!富勒在20世纪六十年代总结出这样一句话:“今天,人类的敌人仍然是人类本身。”历史表明:战争既是人类聪明才智的见证,也是人类愚蠢不化的见证。也许人类将永远背负着这把“双刃剑”走到历史的尽头。战争与文化研究也将在无可奈何之下,担负起沉重的使命能否将人类带出自我毁灭的危险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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