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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
【摘要】 "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主要是针对中国的三种理论,本文就是对它们产生的背景、原因、演变和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以揭示其掠夺中国、遏制中国、阻止中国的发展的本质。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屏幕,外人在这个屏幕上放映着他们的希望和恐惧"。1 "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就是不同时期外人主要是西方人在这个屏幕上放映的内容,三者不仅在形式上不同,而且在具体内容上差别甚大,但在本质上却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充斥着对中国的主观臆断、歪曲,对中国人的偏见、以偏概全,甚至对中华民族的攻击谩骂、污蔑!害怕中国强大,希望中国永远处于奴役地位是它们的实质,阻挠中国统一,破坏国家安定团结是它们的目的。本文力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些理论的演变、内容进行分析,解释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三者的本质和对中国影响。

"黄祸论"是起源于19世纪主要针对中国的理论。"黄祸论"之名来自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送给俄国沙皇尼姑拉二世的一幅《黄祸图》,"这副画显示出,欧洲列强以它们各自的护守天神为代表,被天上派下来的天使米迦勒召集在一起,联合起来抵抗佛教、异端和野蛮人的侵犯,以捍卫十字架。"2 "黄祸论"由"黄祸图"而起,并在德英俄美广泛传播开来。此后,每当中国出现一线复兴生机,侵略者们就以"黄祸"为警。而其源流出现于是19世纪初叶,英国学者戴维斯的《中国人的历史》、沃尔尼的《古老帝国的遗迹》、德籍英国传教士郭实拉的《中国史》等书中曾将蒙古西征称之为"中世纪最大的黄祸。"而拿破仑将中国比作"东方睡狮"的名言,无疑指出了中国的潜在威胁。一般认为:"黄祸论"的始作俑者是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俄国人巴古宁,他在1873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开鼓噪"黄祸论"之先河,英国殖民主义者皮尔逊在他的《民族生活与民族性》一书中又进一步发挥完善,使得这一理论基本形成。但是,这时最初有关"黄祸"的论述和后来的"黄祸论"不可同日而语,一则内容大相径庭,二则由于东西方相隔甚远,交往不多,信仰者也不多,对中国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危害。到了19世纪末期,"黄祸论"在西方逐渐流行,并且鼓吹者大都是世界近代史上风云人物,如德、俄两国的皇帝,长期把持中国海关的英国人赫德,美国总统老罗斯福等。在欧美一些国家外交和国家政策中也开始贯彻这一理论,变本加厉掠夺压迫中国,如"泛斯拉夫主义"、"黄俄罗斯计划"、"黑白非洲主义"、"白澳政策"等,主要是针对黄种人尤其是中国人的;像美国在1882年和1884年通过了《排华法案》,大力排挤华人;在加拿大、美国、荷兰等国还颁布了禁止白人与华人通婚的法律,在国际上一直以人权自居的美国直到1967年才宣布这种法律违宪。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一谬论竟然盛行达半个世纪之久。

把蒙古的西征算作"黄祸",还可勉强成立,毕竟西征给欧洲带来一些破坏和威胁。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十年中,恰是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一方面中国国土沦丧,割地赔款,另一方面国内战乱、民不聊生。"黄祸论"却在西方大行其道,有背常理,看上去似乎很矛盾。是什么促使西方人得出中国是"黄祸"的论断?只要粗略地翻看"黄祸论"鼓吹者的文章,便不难发现其中的奥秘,在巴古宁、皮尔逊、老罗斯福等人的书中和言论中充斥着这样的观点:"轻视中国人是错误的,中国人是可怕的",中国人"精力无比充沛,而且强烈好战"。"此外,应当指出,近年来他们开始熟悉掌握最新式武器和欧洲人的纪律","只需把这种纪律和对新武器、新战术的熟悉和掌握同中国人的原始的、没有人道观念、没有爱好自由的本能、奴隶般的服从的习惯特点结合起来……再考虑到中国的庞大人口……你就可以了解来自东方威胁着我们的危险是多么巨大!"3皮尔逊强调:"必须记住:低等种族人口的增殖,要比高等种族为快",其结果将会使"那些白种人同化于劣等种族"。尤其中国最为"危险","这些中国人像犹太人一样富有适应能力,他们在西藏的山地高原上,在新加坡的烈日之下,都能过得兴旺;他们甚至比犹太人更为多才多艺,他们是极好的工人";"他们还具有其它东方民族都不具备的经营贸易的能力","当这一天到来时,他就可能从英国和德国手中夺去对世界市场的控制权."4。美国参议员约翰逊认为:中国人吃苦耐劳,天性节俭,长期像牲畜一样挤在一起也能生存,不讲人权,忍辱负重;不关心选举,只关心工钱,"如果把选票交给他们,往往只会选出一些对上面唯唯诺诺,对下威风凛凛的天朝式的官员,结果,合众国的制度将受到威胁,民主精神将受到践踏"5。而赫德的观点更是耸人听闻:"黄祸的到来就像太阳明天会出来一样肯定……将来的义和团运动将拥有最好的武器,2000万甚至更多的团民将加倍报复昔日的怨恨,中国的国旗或武装将出现在许多今天无法想象的地方"。"50年后,将有千百万团民排成密集队形,穿戴全副盔甲,在政府的号召下走向国外"6,这就是有名的赫德预言。老罗斯福也预言:"美国未来将被迫迎接一场与亚洲人的战争"。从这些充满自相矛盾和对黄种人蔑视的论述和预言中,可以看出中国人之所以称之为"黄祸"是因为:

第一,中国人不是高加索人种,人种低劣,人口增长快。大量黄种人进入欧美,对高加索人种是一种威胁,如果二者通婚会使高加索人种降低。按照威廉二世的说法中国人是"野蛮人",按一些传教士的观点:"中国人污秽、肮脏,没有灵魂,即使有,也只是丑恶的灵魂,根本不值得拯救"。7 "比上帝所创造的任何种族都要低劣","每有一个中国佬在我们的土地上永久定居下来,都会使我们自己的血统降低"。中国人"在不知不觉间毒化我们的生命源泉,并且遍布各地,逐渐破坏和腐蚀我们的力量和繁荣"8。第二,中国人口众多,中国人适应能力强,精力充沛,多才多艺,具有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并且"中国作为一个政治机体可以被分割,但是中国人民仍会存在--他们是亚洲最刚强、勤劳而孜孜不倦的民族,经过适当的训导后,也许会成为世界上一种了不起的势力。中国的国民能力是巨大的。黑人可以受白人统治,印度人可以受英国人统治,但是中国既不是非洲也不是印度。"9第三,视中国的觉醒和发展为祸害和威胁,如果中国觉醒和发展了,对他们瓜分中国掠夺中国是一种"祸害",对他们蹂躏中国人民是一种"祸害"。当中国的洋务运动略有一点起色之时,西方人惊呼:"呜呼!中国醒矣,此种之黄祸,较之强兵劲旅,蹂躏老赢之军队尤其虑也!"。10 很明显,西方殖民者又是种族主义者,他们的理论自相矛盾,一方面称中国人种低劣,会毒化高加索人的血统,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人适应能力强,多才多艺等优点。这些优点就是对他们幻想永远对中国殖民统治和奴役中国人是一种"威胁","黄祸论"由此产生。

"黄祸论"就是殖民主义者的强盗理论,掠夺瓜分中国之后,还污称中国是"祸害";也是白人之上种族主义者的理论,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和华人劳工,还称中国人是"黄祸"、人种低劣;也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殖民主义者理论,对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有着先天的敌视态度和根深蒂固的偏见,认为中国人是一群离奇古怪的动物,说用单字连成的话,写图画式似的方块字,男子留辫子,女人缠足等;更不可想象的是,中国文化从来不会被异族所同化,而总是同化外来文化。这样的文化对西方文化显然是一种"祸害"。美国的"黄祸论"者还鼓吹,一旦中国在世界上取得地位,那么中国的哲学、孔孟之道和迷信思想,中国人肮脏的群居方式及清规戒律,将对白种人产生严重的影响,中国人的狡诈、贪婪使整个世界的道德水准严重下降;"黄祸论"也是西方殖民者虚拟假设的理论,理论的产生不是依据事实,当时的中国衰弱贫穷,不说对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就是对在中国的西方殖民者也"祸害"不了。"黄祸论"从何而来?显然纯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一种贼喊捉贼的伎俩。正如美前驻日大使顾立克认为,近代世界史上只有"白祸",即白种人欺凌有色人种,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黄祸"。11 这种欺人之谈的理论,一开始就受到了中国有志之士的强烈谴责,孙中山、鲁迅、钱恂(驻意大利公使)等都先后撰文,批驳"黄祸论"的险恶用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清楚地证明了"祸害"不在中国,而恰恰在这群"文明先进"强盗们自身,原来极力鼓吹"黄祸论"的"白种人兄弟国家"德国和俄国成为兵戎相见的敌人,异教的中国包括日本反而暂时成了基督教国家英法美俄等国的盟友,在战争中制造了"凡尔登绞肉机"和强迫德国签订屈辱的《凡尔赛和约》的,也恰恰都是在十字架照耀下的"高加索人兄弟"。这一切不仅是对威廉二世的绝妙讽刺,也使"黄祸论"不攻自破,再者中国军阀混战,国力更加虚弱,从而"黄祸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黄祸论"的阴魂未散,到了20世纪50年代,"黄祸论"的变种--"中国威胁论"出笼,它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黄祸论"。在这方面,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尤其美国炒作最为卖力,在中苏关系紧张的时候,苏联也兜售过"中国威胁论"。确切地说,"中国威胁论"产生于本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就曾炒作过"中国威胁论",即所谓中国革命的胜利有可能在东南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对美国形成"红色威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提出"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蔓延"的口号,美国在联合国宣传"中国对邻国的威胁",麦克阿瑟公开辱骂新中国是"共产主义黄祸"。当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时,一些西方人惊呼:"赫德的预言"实现了!此后,美国在中国周围建立了防"红色威胁"的包围圈,并在不同的场合散布"中国威胁论",在中国平定西藏叛乱、中印边境冲突、中国原子弹爆炸、对越自卫反击战以及西沙自卫反击战等历次重大事件中,屡屡渲染中国的军事威胁。就是尼克松、基辛格等被称之为"中国人的老朋友"这些人,也不只一次地散布"中国威胁论"。基辛格在初到北京后对尼克松的报告中提到:"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但也是让人捉摸不透的人民。他们仍可能成为我们最坚定的敌人。"12尼克松当总统时,制定的世界战略就是"打一个半战争战略",即与苏联大战的同时又与中国打局部战争。

不过,这一时期的"中国威胁论"主要出现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美国面临的主要是来自苏联的威胁。当苏联解体、威胁消失以后,而中国经济、军事逐渐强大之时,"中国威胁论"开始在美国等国泛滥起来,第一次泛滥是在1992-1993年间,鼓吹者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乃至文明角度展开了对"中国威胁论"的具体论证,媒体也推波助澜,以至汹涌成潮。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芒罗首先发难,发表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时间"中国威胁论"风靡太平洋东岸,芒罗因而也声名显赫。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那篇高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也在这个大背景下问世。前者渲染中美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后者断言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结合将是西方文明的天敌,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美国学者哈克特更是危言耸听,"在苏联解体后,一个新的邪恶帝国正在出现,它的名字叫中国"。13此后,每隔一段时期,"中国威胁论"都会出现,第二波发端于1995-1996年,第三次发生在1998-1999年,到现在为止已经是第四波。有规律可循的是:"中国威胁论"泛滥之日,几乎都是中美改善之时。1997年和1998年中美关系因首脑互访而升温,反华逆流也因势而动;此次布什决定积极调整对华政策和江主席即将访美,反华浪潮又再次掀起。

"威胁论"出现时间恰是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赢得国家独立,成为反对侵略,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的时候;它泛滥之时,恰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逐渐走向富强的时候。世界银行最新资料表明,2000年按汇率法计算的中国GDP是日本的23.1%、德国的57.8%、英国的76.4%、法国的84.0%,已经超过意大利,跃居世界第六位。并且在许多国家经济陷入衰退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一支独秀,仍然保持着高速增长,其中外资企业表现得最为强劲,去年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高达470亿美元。但是,国家的独立不是"中国威胁论"出现的原因,因为在二战后独立的国家比比皆是,不说20世纪60年代的非洲,在亚洲印度等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赢得独立,欧洲的法国也是在赶走德国后独立的,但美国没有散布"印度威胁论"、"法国威胁论";经济的发展也不是"中国威胁论"的原因,因为20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和德国比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快,1960年,日本和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美国的8.4%和14.1%,到1990年,这两个比例分别猛升到53%和21%,这种的发展速度可谓快矣,近年来军费开支日本一直雄踞第二,中国远远落后于日本。但并没有传播"日本威胁论"、"德国威胁论"。为何在中国赢得独立和经济发展稍快一点,就大力鼓吹"中国威胁论"?可见,它的实质并非在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国力还没有强大到足够并有迹象表明将威胁其周边邻国、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安全与稳定的地步。这也说明它的泛滥无疑具有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是冷战思维模式的幽灵作怪。冷战思维模式的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认为国家间关系非友即敌,国际关系就是二元对立。且敌对的方面正在对本国的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构成巨大威胁,这种心态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根深蒂固。早在冷战初期,"遏制之父"凯南就承认,"文明美国人真奇怪,时时刻刻都想在文明的国境以外找到一个罪恶的中心,以把文明所有的麻烦都算在它身上"14。他对美国能找到苏联这个"罪恶的中心"而欢呼,"正是上帝给美国人民提供了这个无情的挑战,使得他们作为一个国家的安全有赖于他们的通力合作,并接受历史显然要他们承担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领导责任"15。半个世纪之后,同样的论调又在美国出现,右翼政治学教授亨廷顿撰文宣扬,冷战的结束使美国失去了一个明确的敌人,政治日益混乱,无法塑造国家认同,并说"若没有一个邪恶的帝国威胁着美国的立国原则,做一个美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他断言"中国会成为一个新的敌人"16。苏联解体后,美国犯了"对手缺化症"病症,想方设法在世界上寻找对手。1992年国防部制定的《防御计划指南》说的明白,打败苏联以后,"现在文明的战略必须集中于排除任何未来的全球性竞争者的出现",那这个竞争者是谁呢?根据"中国威胁论"者的判断,最有可能的就是中国,因为在目前的几个大国中,俄国将会花相当长的时间完成其政治和经济的阵痛转变,欧洲的统一主要是经济意义上的政治上是不完全的;另外,任何一个单一的国家似乎都不可能成为竞争者,德国仍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致力于由统一带来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日本将仍然是一个经济大国。经过剔除,中国似乎成了最合适候选人。美国霸权的倡导者,兰德公司资深研究员khalilzad写道,中国"最有可能成为美国全球性对手候选人",一方面中国经济正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增长,可望其经济实力不多久就会超过日本,并且在下一个世纪的20年内,其经济将会和美国一样强大。同时,中国正在加快其军事现代化建设。尽管中国在政治上仍面临改革,但在21 世纪的上半叶,中国肯定会成为世界上一流的大国。17"中国经济强大-- 政治中崛起--军事扩张",这就是头脑中只有强权信条的"中国威胁论"者的逻辑。只要你发展壮大,你就是我的威胁,就是我的敌人。

意识形态不同、文明之间差异、社会制度区别是"中国威胁论"泛滥的恒定因素。中国作为仅存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一直被当作与西方价值观对立的意识形态象征物。在苏东巨变之后,西方世界认为中国也会步苏联的后尘,而事实与此相反,还能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日本、德国发展,创造经济奇迹那是在西方模式下取得的,在他们眼里这不足为奇,因为那是世界上最好的模式。而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能取得如此成就,显然是对西方模式的威胁。这一现象被《外交》主编扎卡利亚称为"非自由民主的崛起",并视之为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挑战。中国独特的文化也为西方某些人所不容,认为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军事实力加上独特文化传统,始终是西方世界的一个心病,"如果一个大国拥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或者对它曾有过的、由世界上其它国家所造成的历史遭遇心怀冤屈,那么它将很难与人为善,这种沙文主义和冤屈感,恰巧中国都有份"。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公然将中国的文明看成西方文明的对立物,并在其著作中更是无中生有地设想出一场在下世纪初发生在中国与西方世界间的"文明大战"。另外以西方为中心和对西方衰落的恐惧也是"威胁论"的又一原因,这种非我族类其心毕异的狭隘心理,把非西方世界的崛起看成是对所谓"文明世界"的威胁。在西方中心主义者看来,北大西洋沿岸民族率先完成人类的启蒙,成了人类的先导,其它民族要么被看成"威胁",要么是被怜悯或被掠夺的对象,现在的中国显然属于前者。

第三是国家利益驱使,遏制中国的需要。众所周知,在国际关系中,国家间不可能永远是朋友,也不可能永远是敌人,永远的只有国家利益。美国是冷战后国际关系最大受益者,成了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不但要极力维持这一收益,还要建立一种以美国领导的世界,白宫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第一个大标题是:"为了更加安全、更加繁荣的明天,今天必须领导世界"。这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任何对这一现状破坏的行动就是对美国的"威胁"。如中国军事现代化,被认为是"威胁";中国为了国家统一,对台湾问题、南沙群岛问题采取的一些行动,就被鼓吹者说成是"中国威胁";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国际地位提高了,也被说成是"威胁";甚至人口众多也是"威胁"。可见,问题的实质与其说是中国的兴起对既得利益构成威胁,不如说是既得利益者为了保持既得利益而威胁新兴国家。散布"中国威胁论"另一目的就是为了遏制中国,以便向中国施加压力和干涉中国内政,歪曲中国形象,以便转移视线,掩盖西方盟国的之间的矛盾。正如前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所说:"如果说人口众多,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就是一种威胁,那么美国也是人口众多,拥有核武器,为什么不说美国构成了威胁呢?"18答案在于:"遏制的目的是为了制止战争,但改变其政权形式使中国成为一个宽容的民主国家是和平的更可靠的保证"。可见,宣扬威胁者才是真正的威胁者。

20世纪90年代初,与"中国威胁论"看似矛盾实则相同的思潮开始在西方世界流行起来,这就是"中国崩溃论"。"中国崩溃论"是"威胁论"的延伸,更确切的说是中国问题的另一面,前者是中国问题的曲意扩大(如预测中国即将崩溃),后者是中国的成就任意夸张(如认为中国正在"威胁"美国)。10年前,一些美欧人士预言,中国也会像苏联一样"崩溃解体",而预言成为笑话。十年之后,这种"中国崩溃论"的论调又在美国主流媒体间流传。这次流行最初由一篇学术文章引起的,2000年,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罗斯基先后发表《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统计出了什么问题》、《中国的GDP统计:该被警告?》质疑做过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的真实性。文章发表,并没有引起媒体的关注,因为当时正是"中国威胁论"大行其道的时候。罗斯基的观点在沉寂一段时间之后,最近突然变得身价百倍,成为西方媒体关注的热点。美国的《新闻周刊》、《商业周刊》,英国的《金融时报》、《经济学家》等西方主流媒体纷纷把他的观点重新炒作起来,其原因是西方舆论此时已经改变了风向,而罗斯基的观点正符合他们的期望,即 "中国的经济即将崩溃"。在这一背景下,种种怀疑中国经济增长的文章纷纷出笼,美国《中国经济》主编斯塔德维尔在其《中国梦》一书中把中国经济比喻为"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最为极端的是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去年7月出版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章家敦认为,"与其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还不如说中国正在崩溃"。他断言,"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中国的经济正在衰退,并开始崩溃,时间会在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之前,而不是之后"!

"中国崩溃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多年改革的结果之一。在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说经济上统计数字"参水"是事实,在中国媒体上经常出现有关虚假数字的报道,罗斯基在美国也不是经济自由主义者,以前对中国经济还是非常肯定的。说中国社会问题成堆也有一定道理,诸如腐败问题、干群关系问题、乱收费问题、机构改革问题、贫富悬殊问题等等不一而足,正如经济学家樊刚所言:"中国最不难找的就是问题",吴敬琏也说:"改革正在过大关"。它说明了改革越来越难,要解决的难度也越来越大,问题越来越尖锐。另一个方面也是意识形态优越论使然。唱衰者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认为西方较之中国具有"制度优势",但经济发展反而相形见绌,所以自困于一种本能的怀疑。

对中国唱衰者从来不乏其人。过去,这支队伍并不是国际主流,他们的声音并不足以扰乱视听。从美国记者包德甫《苦海馀生》到史塔威尔的《中国梦》,宣泄西方对中国失望的书已有多种,《中国即将崩溃》的出版与讨论,将宣泄和诅咒推至高潮。可以肯定,章家敦的"威权社会不能孕育创新发明"掩耳盗铃式结论,"中国即将崩溃"主观臆断的预言,是阻挡不住中国前进步伐。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并不是数字编织的神话,中国总理朱鎔基曾经指出,中国过去几年平均每年GDP增长百分之七,财政收入增长百分之十到十五的数字"基本可靠,不会出问题"。

面对罗斯基的怀疑、章家敦的预言,中国学者甚至政府官员纷纷给以批驳,我认为这似乎小题大做。以中国的经济状况,决不会因为他们的怀疑和预言而崩溃,也不会因为他们的预言而解体,中国还是中国,中国经济还是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在发展是事实,有许多问题也是事实。"威胁论"和"崩溃论"的区别就在于观察中国的角度不同,但实质相同,即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构成威胁,中国衰落或者崩溃更对美国构成威胁,二者都有道理,但结论都是错误的。就中国经济而言,既不会强大到威胁别国的程度,也没有脆弱到崩溃的边缘。

"黄祸论"是西方列强虚拟假设的一种理论,其目的就是掩盖它们的侵略行径,为扩大侵略制造借口;"威胁论"是西方强国尤其是美国为了其霸权和国家利益而制造理论,目的就是阻挠中国发展和强大,还夹杂着对中国强盛怀着一种恐惧的复杂心理。中国正在崛起,处于兴衰时期的国家关系过去往往是不稳定的。但是,中国不是前苏联,更不是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中国就是中国,中国不会威胁别国;"崩溃论"相对于前两者,还有一定的价值,对中国提出了许多问题,尽管其结论荒谬可笑而又危言耸听,这些问题的确是中国政府必须面对而必须解决的,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引起社会震动。毫无疑问,三种理论都是错误的,尤其是前者其理论根本就没有事实依据,后两者尽管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推导出的结论是及其荒谬,只有殖民主义者的强盗逻辑才会推导出这样的结论。新加坡执政、世界有影响的政治家李光耀说:"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狂热地想在世界传播其生活方式的国家,它也从来不赞成扩张"。

历史已经证明,在"黄祸论"到处传播时期,中国人就能顽强生存下来,历史还将证明,在"威胁论"、"崩溃论"盛行时期,中国会继续发展,并最终强大,有能力迎接任何挑战。就像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我们应当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世界上有中国这个国家,而且这个国家必将成为一个经济强国"。

注:"黄祸"的本意也包括日本,然而,不少日本人却认为:"黄祸"传指中国,与日本无关。如日本《时事新报》1902年曾载文称,中日两国并非同文同种,"黄祸论"传指华人。而前首相大隈重信则认为,"黄祸"应指亚洲东北部的蛮族,非指中国和日本,且日本和中国历史上还屡受"黄祸"之害。"俄国久在蛮族统治之下,其体血大半化为蒙古鞑靼种属者。谓今之俄人为"黄祸"之源。有何不可?"本文中的"黄祸"的含义指前者,即传指中国。

1:David Lampton, "Think Again China" .Foreign Policy , Spring ,1998.
2: 孙恪勤:《遏制中国》, 中国言实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3: 吕浦、张振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P3-4 .
4、5、6:同上,P91-99 、 P55 、 P147-148 。
7、8、9:同3,P9-10 /、P131-137 、P203-213 。
11: 同3,P273-275 。
10:陈真,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12: 基辛格回忆录《白宫岁月》(三) 中译本,第2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
13:Washington Times ,Aug4, 1995.
14、15 :乔治·凯南 ,《美国外交》 第10页,第130页。
16: Samuel Hungtington , "The Eros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 , Foreign Affairs ,Sept/Oct, 1997 .
17:参见尼姑拉D.克里斯托夫:"中国的崛起", 载《外交事务》,Vol72, No.5(1993RH 11-12月),PP.59-74.
18:中江要介:《中国的发展方向》,天津编译中心,1997年,P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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