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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社会现代化进程需要整套的现代文化观念基础,伴随中国现代化的深度发展,精神文化体系的现代化也在进行,出现或正在形成着精神文化体系现代化的一些典型特征或征兆,包括:经济理性通行、法治原则确立、大众文化崛起、科学文化主导、道德中立、审美反抗、学科体系发育、现代教育革新、文化体制改革、现代人格建构、网络文化发展、全球化观念渗透等。

关键词:现代化 文化现代化  精神文化体系  现代性  后现代观念


 
现代化主要是人类社会在工商文明基础上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现代化进程一般是经济科技现代化先导,社会政治现代化随行,精神文化现代化总结。现代化的先兆虽然在文化领域首发(如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于西方现代化历程),而文化体系的整体的现代化转型总是在经济政治现代化基本进入轨道后才真正铺展开。精神文化体系的现代化是深度的整体的精微的现代化,标志着社会现代化由自发走向自觉,奠定了其特定的观念基础,并由生产领域转向生活领域,由精英导向转向大众认同,是走向成熟的现代化社会的精神系统形成的主要标志。
后发型现代化与原发型、追赶型现代化的不同在于人的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的先导作用更为突出,现代观念导引经济政治体制,现代机制规范日常生活,使现代化进程大大加速,甚至要在几十年内完成西方几百年所走的历程,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等历时态的文化走马灯般共时态呈现,形成复杂的现代精神文化景观。
中国目前正处于建设新型工业化(工商文明与信息文明、生态文明并建)、和谐社会(民主法制为核心的政治文明建设)、现代文化(现代性建构与后现代观念影响并存)的关键期,可以说当前的社会发展主题是在第二次现代化的精神文化背景中快速完成第一次现代化的机制建设[1],精神文化的承续性和前瞻性与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之间的对接、对照、对立、对应,形成了光怪陆离的精神图景和日新月异的发展轨迹,而从总体而言,伴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急速发展,中国文化体系的现代化也在文化基础、文化机制、文化习俗、文化心理、文化思潮、文化意识形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层面全面展开,本文集中探讨精神文化体系现代化的特征。精神文化体系的现代化是文化现代化的观念层面的变革,深刻精微影响深远润物无声,它的基础部分或许可以象其他领域的现代化研究那样以统计数字做定量分析,而更多的部分只能做大致的定性分析来监测其发展程度和趋势。
一般来说,精神文化体系的现代化主要是在各领域培植现代性的过程,而现代性的核心要素从现实基础看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个人主义(参见帕森斯有关论述),从精神层面看包括实用主义、理性精神、个体独立意识,在意识形式上体现为人本理念、科学范式、主体性,在大众文化层次上体现为世俗精神、平民视角和多元个性。而中国的精神文化体系的现代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为是一个从传统文化中剥离、向西方现代文化观念靠拢、以“后现代观念”为参照来构建“中国现代性”的过程。
 
从目前中国精神文化体系发展状况来看,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仍处于起步阶段,而向现代精神的转向在各领域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集中表现为:
一、经济理性通行
市场经济是利益驱动的,承认人的利欲的合理性,满足需求是生产的动力,提升需求层次是人性进步的台阶路,这是现代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的重要起点。经济理性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观念基础,是现代人(经济人)的思维方式的基点,从经济利益出发来看问题,更容易看到社会的本质和运行规律,也更实际和准确。而且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个人对社会利益的贡献往往要比自觉地去追求社会利益更有效。”[2]经济理性是理性精神的世俗化体现形式,也使个人主义落到了个人利益和权利的实处,成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奠基石,利于社会的高效率高效益发展。经济理性的一极是追求成本最低的基础上利益的最大化,促进了自然和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使用,而另一极则体现为经济学的人文关怀,促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促进公平与利益制衡,降低现代化的代价和风险。
二、法治原则确立
政治是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市场经济发展中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势必导致阶层分化、政治意见分歧、政治势力相互制约,民主政治成为必需。而民主与法制是相辅相成的,民主法制化,民主才能由软性的工作作风变为严格的程序化的高效制度,才能持久;法制民主化,法律以保障民众权益为核心才能保证法的合理性、至上性,这样才能真正超越民本主义,转向现代政治文明。只有当中国民众和政府管理人员真正理解了自启蒙运动以来建构起来的现代政治理念:平等、自由、博爱、正义、民主、法制、人权等,认识到平等重在“机会平等”“起点平等”而非“结果平均”,民主实际上是“人民作主”而非仅停留在“为民作主”,法制的关键在“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非仅以法律为治民利器,基于规律的自由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而非祸水,基础人权基于共同人性,人权范围和层次随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扩展提升,“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3]等等,在这样的观念水准上建构的民主法制制度才可能具有政治现代性。以传统等级道德为基础的修齐治平的德治仁政理念实质上指向理想的人治,而注重制度建设而非个体道德修炼,以法治原则替代人治观念,才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新起点。从宏观政治关注的民族生存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世界和平,到微观政治关注的弱势群体边缘文化生态伦理环境治理,政治文化由传统的稳定为核心的长治久安理念,转向现在发展才是硬道理探索科学发展观,对国民性改造尤其是政治素质的实质性提升影响很深。
三、大众文化崛起
贵族品位精英文化的削平、民间土风文化的解体、城镇大众文化的崛起是现代文化体系发展中的重要环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的文化先锋积极传播西方现代文化观念,而生存于小农经济中的大众却与此隔膜,20世纪80年代,文化启蒙运动再度兴起,而改革中的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商文明转型的现实进程使大众对现代文化观念真正有了感觉,到90年代,都市大众文化蓬勃发展起来,进入21世纪,中国大众文化在报刊、影视、网络媒介中已占据主导位置,而且伴随中国进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圈,新兴产业领域的从业者的文化意识与发达国家日益接近,随着商贸、网络、通讯、交通、旅游、教育等的快速发展,文化交流的深度广度空前增加,大众与西方现代文化的近距离接触频繁,以往僵化的意识形态和落伍的传统文化机制已束缚不了中国本土上成长起来的现代意识和现代观念,大众因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而导致的思维方式和观念体系的现代转向不可遏止,现代化的西方经验因其先行而成为现代性的典型形式,大众文化层面的西化倾向体现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精神文化体系在文化心理结构上的现代化轨迹,虽然不比早期的启蒙意义而带着强烈的商业化、娱乐化、媚俗化色彩,却也有力涤荡着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基础上建构的传统观念,淡化着民俗文化和精英意识中过浓的传统情结,在客观上推进了中国人文化心理、情感模式、日常生活的现代化。
四、科学文化主导
现代文化体系与传统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传统文化以人文文化为核心,宗教、道德、政治、文艺等是文化体系的重心,而现代文化以科学文化为主导,自然科学知识体系长足发展,技术日新月异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技术理性渗透一切领域,甚至形成科技理性暴虐,社会学科、人文学科也按照自然科学的范式建构自身,“科学”成为“真理”的代名词,科学不仅是知识系统,还是科学理性、科学思维方式、科学态度和科学素质,总之,形成了现代科学文化系统。但科学不是万能的,对科学的过度迷信造成文化的机械化倾向严重,以致异化现象突出,肉身性的人难以生存,精神病群体伴随现代化进程急剧扩展,高科技时代依然走不出马克思的批判:“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4]。现代是人征服自然的时代,而科技及其推进的工商文明的发展是超越的关键,因而不理解科技的重要作用也就不理解这个时代的主流精神,体会不到科学依据的理性精神的重要性,也就不理解现代文化的精神气质,而且看不清现代文化发展的应有方向。
五、道德中立
伦理道德在传统文化体系中是重要的精神核心,它通过宗教而神化,通过政治而强化,通过传统学术而体系化,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中起着规范思想、调节行为的重要功能。在现代文化体系中,道德不再神圣,不再强制,在多数情形下仅是一种情感和态度。每个人因其位置和境遇的不同,对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立场、观点、情感和态度,不可强求一致,道德情感的狂热被道德理性的审慎所驯化,道德中立的现象越来越突出。道德的底线为法律所捍卫,是共性的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而在不违法、不危害和干扰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逐自我利益的实现则成为自由自主的选择,每个人成为自己个人事务的最好专家,关心帮助他人以促进其实现他自己的真实需要和愿望成为新的道德准则,个体行为自由有了广阔空间。那个充满禁忌和繁缛礼法的时代过去了,以牺牲个体利益为道德行为特征、以个体妥协促进社会消极和谐的时代过去了,人们更强调自我发现和实现、更强调彼此的理解和宽容、更强调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的界限、更强调个体利益的充分实现是群体利益实现的具体环节,更强调利益制衡是公平正义实现的现实途径。道德现代化的方向是更加人性化理性化,早期的道德中立淡化和断裂了传统等级道德(如我国的儒家伦理)的影响,而现代化成熟期,现代道德体系在制约科技理性野性扩张、探索普世伦理可能性、建构高科技时代有终极关怀色彩的人类新行为准则方面用力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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