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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儒家调适的方式、方向与前景
 
      (一)儒家调适的方式
 
      从儒学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儒家调适的方式至少不下十几种,大体上包括:“西学中源”、“中学西源”、“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以“西学”释“中学”、“中西会通”、“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接续主义”、“本位文化”、“创造性转化”、“合题”、“解体与重构”、“和合”等。“新儒家”形成以前的调适以“中体西用”为主要方式,此后的调适以“创造性转化”为主要方式。本文主要介绍这两种调适方式。
 
      1、“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论”,是近代中国流传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儒学调适理论,也是近代以来第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现代化理论。它在近代中国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如“中道西器”、“中本西末”、“中主西辅”、“中内西外”、  “旧体新用”、“中国精神,西方物质”、“中静西动”等等。
      “中体西用论”的大致观点是,儒学或“中学”、“旧学”偏重“穷理”、“身心”、“伦常名教”、“道德”、“义理”、“精神”,“西学”或“新学”偏重“格物”、“富强之术”、“艺事”、“世事”、“机器”、“物质”,因此要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中学为主,西学为辅。
      “中体西用论”是由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迫于西方的压迫而产生出来的“赶超西方”的一种现代化理论,源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论”。洋务运动之时,形成系统的学说。由于洋务运动在全国的展开遭到儒家顽固派的驳议和抵制,“中体西用论”是作为儒家开明的一派回应儒家顽固派的驳议的理论产物和理论武器,也是作为儒家洋务派和维新派(维新派的“中体西用论”已经蜕变为“以西学诠释中学”的思想,性质上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已有根本区别)向西方学习的有关目标模式的指导纲领。冯桂芬、王韬、薛福成、王文韶、沈毓桂、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阐释。其中以张之洞的《劝学篇》的阐释为最系统,也最有影响。这种理论最终被“中西会通论”取代。
 
2、“创造性转化”
 
      倡议“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是林毓生。他对这种调适观的解释是:“简单地说,是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经过创造性转化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的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这里所说的改造,当然是指传统中有东西可以改造、值得改造,这种改造可以受外国文化的影响,却不是硬把外国东西移植过来。”因此,“如何进行‘文化传统创造的转化’,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
      林毓生强调我们这个国家的惟一出路是开出自由和民主。虽然“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并没有民主的观念。但传统中没有,却不蕴涵现在也不能有;同理,传统中有的东西,现在也不一定仍然会有。何况民主的观念被介绍进来已快一百年了。” 林毓生认为儒家思想经过“创造性转化”是可以开出自由和民主的。“在理论上,儒家思想可以作为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过去我们的历史并没有发展出这种中国的自由主义,是因为受了环境的限制,并非我们没有这种潜力。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不能说过去我们没有,以后也不可能有。”西方的自由和民主思想是可以和儒家思想发生亲和和化合作用的。“儒家‘仁的哲学’确可作为我们为了发展中国自由主义所应努力进行的‘文化传统创造的转化’的一部分基础,借以与康德哲学的‘道德自主性’的观念相衔接,以期融合而发扬光大之(甚至在理论上发展出一套比康德哲学更美好的中国的自由主义)。”同理,“虽然我们没有民主的观念和制度,但却有许多资源可以与民主的观念与制度‘接枝’,例如儒家性善的观念可以与平等观念‘接枝’,黄宗羲的‘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观念可以与法治的观念‘接枝’。”[5]
      林毓生所倡议“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近似“以‘西学’诠释‘中学’”的调适思想,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一身兼任的林毓生从中西哲学比较和自由主义的视野对中西文化进行了同情的理解和深度的反思。当然,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真正要“转化”或“诠释”的重点都是西方式的“自由”和“民主”。
      “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从儒家调适的实践上来说,从“新儒家”形成以来就一直从事这种工作,他们运用的转化武器就是“西学”,他们的目标是儒学或儒家思想的现代化。通过儒家思想的现代化,他们艰难地接续着儒家传统。“新儒家”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认同再三致意,目的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和“复兴”。他们非常强调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整合,希望儒家思想成为现代化的动力而不是阻力,以确保现代化的可持续,而不会功亏一篑。因为社会整合的不足,发展中国家往往不得不遭受现代化中断和崩溃的苦痛。
 
      (二)儒家调适的方向
 
      儒家调适的总体方向,我们认为是朝着以下几条轨道:第一,由以农业社会立论过渡到以工业社会立论;第二,由绝对地拒绝现代化到主张实现接续传统的现代化;第三,由西化与现代化混为一谈到能够分梳西化与现代化;第四,由简单地接受物质的现代化到认识到制度与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性;第五,由对“中体”的感性或感情认识过渡到理性认识,认识到经过“创造性转化”的传统不但不是现代化的阻力,反而可以作为现代化的动力和助力,起到社会整合、民族凝聚、文化认同的作用。罗荣渠教授就辨证地看待和积极地评价了传统的功能:“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适应现代世界发展趋势而不断革新,是现代化的本质,但成功的现代化不但在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现代化的阻力,而尤其在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现代化的助力。”[6]
 
      (三)儒家调适的前景
 
      我们在前文谈到儒学的生命力的时候,已经对儒学的现代化前景做了一定的分析。分析儒学所拥有的精神资源以及它可能转化性创造出的精神资源和现代化所需要的精神资源,就大致可以看出儒学的生命力,即儒学的发展前景。
话又说回来,大部分新儒家学者对儒学的发展前景并不看好。当然也不是绝对悲观。儒学的发展前景不能孤立地从儒学本身的精神资源来看,作为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精神资源,儒学的思想宝库绝对是丰富的。对人的深度发现是儒学深厚的资源所在。但儒学的发展前景与儒学存在的当下环境、现行语境和儒学发展所需要的动力是密不可分的。儒家的调适需要知识分子长期的学术反思和学术建设,还需要有信仰的需求。
      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角度来看,儒家调适的前景大体不出五种可能性:其一,自成体系地发展,成为多元思想和信仰的一种,但不会是主导性的。其二,自成体系地发展为一种吸取其他思想文化之长的主导性思想文化。其三,为其他的思想和文化所吸收,消弭于无形之中。其四,与其他思想和文化融合成一种新的主导性民族文化认同思想。其五,彻底消亡,为其他思想文化覆盖或取代。第一种和第四种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们基本上是赞同第四种的。
      要言之,如果说世界真的会出现一个新的文化轴心时代,那么中国的新轴心文化将是以科学的唯物主义为“轴”,以新儒、释、道和其他中国化的思想文化为辐辏的新组合和新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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