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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与全球经济和政治竞争

这是一个全面竞争的时代,一方面,竞争遍及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各个领域,另一方面,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竞争又相互交织在一起。一国的文化竞争力依托于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反过来,强大的文化也可以有效地提高国家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全球竞争力。

全球化意味着全球规模的交往与合作,交往与合作需要理解和信任,而有效的交往与合作需要共享的文化,因此全球化提高了文化的重要性。亨廷顿指出:“军事同盟和经济联盟要求成员国之间进行合作,而合作有赖于信任,信任最容易从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中产生。……一般地说,单一文明组织比多文明组织做的事更多,也更成功,无论是政治和安全组织还是经济组织莫不是如此。”[29]

文化在两个层面上影响一国的全球经济竞争力:一是跨国公司,一是区域经济组织。

在文化差异无法消除的情况下,跨文化经营始终是一个令跨国公司高层管理者头痛的大问题。所以,任何一部关于跨国公司的管理学教科书,都把跨文化管理作为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但是,如果一种文化在其他文化中有大量移民,而且这些移民既是经济活跃分子,又是熟悉母文化的人,那么他们就可以成为跨文化经营的媒介,从而可以增加该文化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优势。一方面,移民可以帮助所在国的公司更容易地进入母文化国。另一方面,他们也是母文化国的公司在异国他乡实施跨文化管理的人力资源基础。所以,可以把移民正确地理解为其母文化参与全球经济的渠道、桥梁和跳板。[30]例如,在谈到非大陆华人与大陆打交道的优势时,李光耀指出:“我们都是华人,我们共有某些由共同的祖先和文化而产生的特性……人们自然地移情于那些与自己有共同生理特征的人。当人们又拥有相同的文化和语言基础时,这种亲密感得到了加强。这使得他们很容易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和信任,而这是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础。”[31]80年代和90年代,海外华人在中国大陆的经验表明,由同一种语言和文化产生的关系甚至可以弥补法治和规则的缺乏。

冷战的结束刺激了建立新的和复兴旧的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努力。亨廷顿冷静地指出:“用‘区域主义’这个词来描绘正在发生的事并不恰当,区域是地理的而不是政治的或文化的实体。……只有在地理与文化一致时,区域才可能作为国家之间合作的基础。离开了文化,地理上的邻近不会产生共同性,而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32]“这些努力能否成功最主要依赖于有关国家是否具有文化同质性。”[33]“在正在形成的世界中,文化样式将对贸易样式起决定性的影响。商人与他们了解和信任的人做生意,国家把主权交给由他们所了解、信任的、看法相同的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经济合作的根源在于文化的共性。”[34]

在轰动全球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亨廷顿提出文化是支配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的根本力量。

“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定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35]“在新的世界中,文化认同是影响一个国家结盟或对抗的主要因素。”[36]“在处理认同危机时,对人们来说,重要的是血缘、信仰、忠诚和家庭。人们与那些拥有相似祖先、宗教、语言、价值观、体制的人聚集在一起,而疏远在这些方面的不同者。”[37]

“在正在形成的全球政治中,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在取代冷战期间的两个超级大国,成为吸引和排斥其他国家的几个基本的极。这些变化在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中华文明方面表现得最为清晰可见。在这些情况下,文明的集团正在形成,它包括核心国家、成员国、毗邻国家中文化上相似的少数民族人口,以及较有争议的核心国因安全考虑而希望控制的邻国中其他文化的民族。这些文明集团中的国家往往围绕着一个核心国家或几个核心国家分散在同心圆中,反映了与那种文明的认同程度以及融入那种文明集团的程度。”[38]“国家都倾向于追随文化相似的国家,抵制与它们没有文化共性的国家。就核心国家而言,尤其是如此。它们的力量吸引了文化上相似的国家,并排斥文化上与它们不同的国家。”[39]“文化的共性使核心国家对成员国及外部国家和机构的领导和强加秩序的作用合法化。”[40]

亨廷顿追问道:“为什么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与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41]对此他提出了五点理由。“首先,每个人都有多种认同,它们可能会相互竞争或彼此强化,如亲缘关系的、职业的、文化的、体制的、地缘的、教育的、党派的、意识形态的及其他的认同。……在当代世界,文化认同与其他方面的认同相比,其重要性显著增强。”[42]“其次,……文化认同的日益凸现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层面上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结果,这一层面上的混乱和异化造成了对更有意义的认同的需要;在社会层面上,非西方社会能力和力量的提高刺激了本土认同和文化的复兴。”[43]“第三,任何层面上的认同(个人的、部族的、种族的和文明的)只能在与‘其他’——与其他的人、部族、种族或文明——的关系中来界定。……对待‘像我们’的人的指导原则与对待不同于我们的‘野蛮人’的指导原则是截然不同的。……文明之内的行为与文明之外的行为的差异来源于:1、对被看作与我们大相径庭的人的优越感(和偶尔的自卑感);2、对这种人的恐惧和不信任;3、由于语言和文明行为的不同而产生的与他们交流的困难;4、不熟悉其他民族的设想、动机、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在当今世界,交通和通讯的改善导致了不同文明的人民之间更频繁、更强烈、更对称、更全面的相互作用,结果是他们的文明认同越来越显著。……这些更广泛的文明认同意味着更深刻地意识到文明之间的差异以及必须保护把‘我们’区别于‘他们’的那些特性。”[44]“第四,不同文明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冲突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总是产生集团之间冲突的东西:对人民、领土、财富、资源和相对权利的控制,也就是相对于另一个集团对自己所能做的而言,将自己的价值、文化和体制强加于另一个集团的能力。然而,文化集团之间的冲突可能涉及文化问题。”[45]“第五……是冲突的普遍性。憎恨是人之常情。为了确定自我和找到动力,人们需要敌人;……对那些与自己不同并有能力伤害自己的人,人们自然地抱有不信任,并把他们视为威胁。……在当代世界,‘他们’越来越可能是不同文明的人。”[46]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模式与现实主义模式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在现实利益之外,突出精神信仰和文化遗产的作用,为国家行为和国际斗争寻找非功利性的动力。亨廷顿在回应对他的批评时写道:“对于人来说,归根结底最重要的,不是政治意识形态或者经济利益。人们认同之所在,人们为之而战、而牺牲的,是信仰和家庭,血统和理念。这就是为何文明冲突正在取代冷战,成为全球政治的中心现象,为何文明范式提供了比其他范式都更为有益的出发点,有助于理解和应对世界正在经历的变化。”[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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