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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民族主义”随想(5)

七、新世纪的文化复兴构想

文化复兴的逻辑

就当今中国大陆而言,如何才能建构一个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文化民族主义呢?

纵观当今世界,华人世界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几个主要的儒家文化地区和国家,在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等各个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主要的华人移居国家也与中国大陆存在巨大反差。大陆的经济实力还不够强大,相应地,军事实力也处于弱势地位。而且大陆目前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也缺乏吸引力。由此可见,能够被所有华人认同的只有中华文化了。康有为指出:“今中国人所自以为中国者,岂徒谓禹域之山川、羲、轩之遗胄哉,岂非以中国有数千年之文明教化,有无量数之圣哲精英,孕之育之,可歌可泣,可乐可观,此乃中国之魂,而令人缠绵爱慕于中国者哉。有此缠绵爱慕之心,而后与中国结不解之缘,而后与中国死生存亡焉。”[78]因此,文化民族主义的要旨是复兴中华文化,并通过文化复兴实现全球华人的整合。这一文化复兴运动必先起于大陆,然后汇合海外力量,最终达到全球规模,成就文化中国。

文化复兴不等于文化复古,而是通过兼收并蓄实现“中西合璧”。新的民族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但是其灵魂只能来自历史的积淀,而内涵必须包容一切先进文化的要素。文化的历史积淀不仅包括语言、文字、服饰、艺术,更重要的是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康有为指出:“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79]正是由于中华文化的理想、价值、道德都集中地体现在儒家文化之中,所以复兴文化的根本是复兴儒家文化。当然,儒学不能固步自封,必须与时俱进,抛弃那些与过时的生产方式、社会生活和政治体制相关联的元素,保留与现代技术、社会生活和全球化相适应的元素。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不仅仅是一个学派,而是发挥着教化功能的、得到国家支持的全民宗教。此所谓“政教合一”。康有为认为,“教化”是建立社会秩序的基本途径,而“国教”是推行“教化”的最有效的方式。康有为指出:“夫国所与立,民生所依,必有大教为之桢干,化于民俗,入于人心;奉以行止,死生以之,民乃可治,此非政事所能也,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立国数千年,礼仪纲纪,云为得失,皆奉孔子之经,若一弃之,则人皆无主,是非不知所定,进退不知所守,身无以为身,家无以为家,是大乱之道也。”[80]康有为断言“教亡而国从之。”[81]20世纪初叶,面对千古未有之危局,康有为认为“非崇道德不足以立国”,而拯救之道“有待于教化”。[82]他大声疾呼:“今欲救人心,美风俗,惟有亟定国教而已;欲定国教,惟有尊孔而已。”[83]

要实现民族复兴必需文化民族主义。复兴民族文化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核心任务。要复兴民族文化必须复兴儒学。对于民族复兴的理想来说,儒学作为一种学说的复兴远远不够,只有成为一种深入大多数华人日常生活的宗教,儒学才能实现真正的复兴。因此,复兴民族文化的根本是复兴儒教。这就是文化复兴的基本逻辑,也是新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基本纲领。

儒教的历史

其实,“儒教”并不是什么新概念。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政教合一国家。儒教就是中国的国教或全民宗教。人们总是以儒学没有自己的科层体系来论证儒学非宗教。此论极为荒谬。实际上,古代中国是一个神权政治国家,宗教已经与政权完全融合,政治体系就是宗教体系,皇帝就是教皇,官僚就是教士,教义就是国家的法典和意识形态,国民即信徒。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儒教统治了一切,淹没了一切,包括国家和社会。可谓“大道无形”。

创立之初,儒家的确只是一种学说,并非宗教。但它对终极关怀的关注,为它日后的宗教化提供了内在根据。它的政治主张,又为它日后的国教化准备了条件。[84]到汉代,经过董仲舒的努力,儒学完成了初步的神学化。同时,儒学也被官府“定于一尊”,确立了统治中国思想达二千年之久的国教地位。隋唐时期,经历了与佛教和道教的不断交融,加之国家的有意识推动,三教合一的条件已经成熟。及至宋明,以儒家伦理为中心,吸取了佛教、道教的一些宗教修行方法的宋明理学终于出现。宋明理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儒教的完成。从两汉时期的经学和谶纬之学,到魏晋时期的玄学,从唐代的“道统”说,到宋明的理学和心学,儒学的宗教特征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所发展,其神学理论也愈发系统而完整。朱熹的《四书集注》确立了儒教的系统教义。而张载的《西铭》则是一部最简约的儒教宣言。

至于近代,为了对抗洋教,康有为首倡复兴儒教,在中国近代史上掀起了一场颇具影响的儒学国教化运动。他不仅反复上书言说,希望借助政府的力量在中国推行儒教,而且身体力行,积极支持孔教会的活动,他甚至希望把孔教推之于普天下之万国。经过“五四”的打击,儒教一蹶不振。1949年以后,儒教和儒学在中国大陆几乎灭绝。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二代新儒家中的唐君毅、牟宗三等人,为了与西方文化中的基督教抗衡,强调儒家思想的宗教性及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宗教性教化功能。如今第三代新儒家中的杜维明等人也在致力于这一事业。20世纪70年代末期,任继愈在大陆重提儒学宗教说。[85]然而遗憾的是,20世纪中叶以来,关于“儒教”的争论,始终局限于狭窄的学术小团体内部,既未得到官方的支持,也未引起民间社会的注意,更没有形成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

每当面临外来冲击的时刻,就会出现儒学宗教化的呼声。这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外部冲击总是伴随着文化冲击,而文化冲击总是伴随着宗教冲击。另一方面,与西方宗教相比,儒家确实缺乏一些基本要素。康有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主张建立体制化的教会。因此,在外来冲击的作用下,儒学逐步宗教化是文化自卫的正常策略或自卫性反应。今天重提复兴儒教,决不是为了重新挑起新一轮文化论战。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相比,学术之争轻如鸿毛。我所期待的是掀起一场社会运动,并借助这一运动实现中华文化复兴,进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目的,即建设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中国。

康有为的复兴儒教方案

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康有为就已经提出了完整的儒教复兴纲领。康有为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对于他来说,学术是实现政治抱负的手段。他对儒家学说的处理,与其说是为了发展理论,不如说是为了满足现实政治的需要。[86]一百多年后,重温他的那些文章,我们不但能够感到一种高瞻远瞩的伟大智慧,还能够体验一种不可战胜的自信、博大恢宏的气度、死而后已的责任感、对立理想的无限忠诚、挑战社会潮流的无畏勇气和对历史使命的自觉承担。难怪梁启超盛赞康有为:“若其理想之宏伟照千载,其热诚之深厚贯七札,其胆气之雄伟横一世,则并时之人,未见其比也。……若夫他日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叶,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若是乎,先生果为中国先时之一人物哉!”[87]可惜康有为生不逢时,他身处民族文化衰亡的时期,终不能以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反倒落得个冥顽不化的恶名,被后来的这些无知、愚蠢的不肖子孙嘲弄不止。这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和耻辱!

早在一百年前,康有为就清晰地阐述了“教化”的意义及其与“国教”的关系。他指出:“且夫礼俗教化者,人所以行持云为者也,人道以为主宰,奉以周旋者也。何以立身,何以行事,何以云为,何以交接,必有所尊信畏敬者,以为依归,以为法式,此非一日所能至也。积之者数千年,行之者数万万人,上自高曾祖父,至于其身,外自家族乡邑,至于全国,习焉而相忘,化焉而不知,是所谓风俗也。风俗善则易归于善,风俗恶则易归于恶,苟不尊奉一教以为之主,则善者安知其为善,而恶者安知其为恶也。故凡国必有所谓国教也。国教者,久于其习,宜于其俗,行于其地,深入于其人心者是也。”[88]为此,他要求政府将儒教立为国教。

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康有为说:“臣窃考孔子实为中国之教主,而非为学行高深之圣者也。昔周末大乱,诸子并兴,皆创新教,孔子应天受命,以主人伦,集成三代之文,选定六经之义,其诗书礼乐,因藉先王之旧而正定之,其《易》以通阴阳,《春秋》以张三世,继周改制,号为素王,仓帝降精,实为教主。……至汉武帝时儒学一统,……孔子为中国教主,乃定一尊。”[89]为了强化孔子的地位,康有为要求不许怀疑经典。“臣今所编撰,特发明孔子为改制教主,六经皆孔子所作,俾国人知教主,共尊信之。”[90]他要求皇上,“乞明诏设立教部,令行省设立教会讲生,皆传祀孔子以配天,并行孔子祀年以崇国教”。[91]针对废除孔教的议论,康有为指出,“人非教不立”,[92]废孔教势必“陷国民于无教之禽兽”,[93]“其为害滋大,令国民所无敬仰慕思,则只有导国民以纵欲败度,贪利忘耻,绝学捐书,险诈诡诐而已。”[94]

在倡导立孔教为国教的同时,康有为主张实行“政教分离,信教自由”政策。他认为,“若尽以据乱旧道绳人,则时义事势不能行。若不以孔子大教为尊,则人心世道不可问,故今莫若令治教分离,则实政无碍而人心有补焉。”[95]“政教各立,双轮并驰,既并行而不悖,亦相反而相成。国势可张,圣教日盛,其于敬教劝学,匡谬正俗,岂少补哉?”[96]他又说:“信教自由,为宪法大义,万无禁理”。[97]但是,信教自由并不意味着不能确立国教。“凡今各国,虽信教自由,而必有其国教独尊焉。”[98]“信教自由,与特尊国教,两不相妨,而各自有益”。[99]“吾国宪法,……以一条为‘信教自由’,以一条‘立孔教为国教’,庶几人心有归,风俗有向,道德有定,教化有准,然后政治乃可次第而措施也。”[100]

西方的宗教体制给康有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以羡慕的口吻写道:“然旋观欧、美之民,祈祷必于天神,庙祀只于教主,七日斋洁,膜拜诵其教经,称于神名,起立恭默,雅琴合歌,一唱三叹,警其天良,起其斋肃,此真得神教之义,而又不失尊教之心。迥视吾国民,惟童幼入学,读经拜圣,自稍长出学,至于老死,何尝一日有尊祀教主之事,有诵读遗经之文,而欲警其天良,起其齐肃,何可得哉?”[101]

康有为认为中国应该借鉴西方的经验,建立独立于政府的、专业化的教会体系。同时,他要求教会体系实行民间自治。“夫举中国人皆孔教也,将欲令治教分途,莫若专职以保守之,令官立教部,而地方立教会焉。首宜定制,令举国罢弃淫祀,自京师城野省府县乡,皆独立孔子庙,以孔子配天,听人民男女,皆祀谒之,释菜奉花,必默诵圣经。所在乡市,皆立孔教会,公举士人通六经四书者为讲生,以七日休息,宣讲圣经,男女皆听。讲生兼为奉祀生,掌圣庙之祭祀洒扫。乡千百人必一庙,每庙一生,多者听之,一司数十乡,公举讲师若干,自讲生选焉。一县公举大讲师若干,由讲师选焉,以经明行修者充之,并掌其县司之祀,以教人士。或领学校,教经学之席,一府一省,递公举而益高尊,府位曰宗师,省曰大宗师,其教学校之经学亦同。此则于明经之外,为通才博学者矣。合各省大宗师公举祭酒老师,耆硕明德,为全国教会之长,朝命即以为教部尚书,或曰大长可也。”[102]

康有为对儒教充满信心。他认为儒教不仅适用于古代,也适用于现代;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世界;不仅可以救中国,也可以救世界。康有为建议光绪:“其道学科有高才硕学,欲传孔子之道于外国者,明诏奖励,赏给国子监、翰林院官衔,助以经费,令所在使臣领事保护,予以凭照,令资游历。若在外国建有学堂,聚徒千人,确有明效,给以世爵。……若南洋一带,吾民数百万,久隔圣化,徒为异教诱惑,将沦左衽,皆宜每岛派设教官,立孔子庙,多领讲学生分为教化。将来圣教施于蛮貊,用夏变夷,在此一举。且借传教为游历,可诇夷情,可扬国声,莫不尊亲,尤为大义矣。”[103]在《复山东孔道会书》中,他述说自己的志向:“欲以孔道推四海而皆准,范千世而罔外”。[104]1912年,康有为的学生陈焕章发起成立孔教会,陈宣称:“焕章目击时事,忧从中来,惧大教之将亡,而中国之不保也,……相与创立孔教会,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始创于国内,推广于外洋,冀以挽救人心,维持国教,大倡孔子之教,聿昭中国之光。”[105]康有为大加赞扬。谓之为仁人志士。

新时代的儒教复兴方案

坦率地说,我们今天所要作的一切,不过是继承康有为的事业,完成他未竟的理想。文化民族主义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意识形态,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民族文化复兴运动的意识形态。作为一场社会运动,文化民族主义必须完成三大任务,即整理国故、社会动员、制度化。

首先要整理国故,根据时代精神重新阐释儒家经典。但是,宗教经典要保持稳定性,不必时时处处与时俱进。四书五经可以照搬照读,只要能够不断赋予新的解释即可。国家也不必推荐或规定统一的解释,把解释权赋予每一个讲道者,让听众自己做出选择。在这里需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使各个教堂和讲道者处于竞争状态,让听众用脚投票,用捐款投票。其次要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动员,在国内外推广儒家文化。文化民族主义运动需要获得国家支持,但绝不能由国家包办。从本质上说,这是一场社会运动,因此必须充分发挥社会的主动性,维护社会的自主性。必须按照社会化的方式运行,才能获得成功。第三,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制度化的文化传播体系。确切地说,制度化的文化传播体系就是一个准宗教体系。在国内,这个准宗教体系要与国家政权达成某种形式的妥协与合作,也就是说,要建立一种新型的“政教合一”体制。

为了实现上述三大任务,应该采取四项必要措施:第一,儒学教育要进入正式学校教育体系。小学、中学应该设置儒学基础课程。在高等院校中,与公共管理有关的专业应该设置儒家经典课程。各级党校应该设置儒家经典课程。国家公务员考试应该增加儒学科目。在为清政府制定教育改革方案时,张之洞明确要求把经学专列一科,位于其他诸科之上。他说:“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106]“学堂不读经,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即由小学改业者,必须曾诵经书之要言,略闻圣教之要义,以定其心性,正其本源。”[107]第二,国家要支持儒教,将儒教定为国教。国家支持,精英领导,全民参与,建立组织体系,实行民间自治。为此,政府应该通过立法保护儒教,给予儒教组织税收优惠,向儒教组织购买社会服务,甚至应该直接提供财政支持。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责之一就是弘扬民族文化。这不仅是基于政治功利主义的考虑,也有其经济学的合理性。在经济学家看来,文化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外部性,仅仅依靠市场来提供必然是低效率的,因此必须借助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力量。第三,儒教要进入日常生活,要成为全民性宗教。只有成为全民性宗教,儒教才能进入日常生活,才能保证读经活动日常化,进而达到文化民族主义目标。为此,必须有一套标准化的教义和经典,要有规范化的仪式、建筑或活动场所,要有自治的组织体系,要有稳定的经费来源,还要为信众提供多元化的社会服务。西方宗教组织和中国佛教的功能多元化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经验。第四,通过非政府组织向海外传播儒教。借助遍布全球的华人社团,建设文化传播网络,向海外推广儒教。这张文化传播网络也就是文化中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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