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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新加坡的浪漫情怀
 现在的中国人与新加坡交往多数时候可以用华语,有的人产生同宗同种的感觉。好多中国人也视新加坡人为“自己人”,甚至有不切实际的期待。这些都忽略了别人是另外一个国家,它有它的国家利益。

  李显龙访台,国人莫名惊诧,甚至愤怒:蕞尔之国就因为有几个钱就敢与中国较劲,竟戳中国的心头之痛。而新加坡人却认为中国“以大欺小”,在李显龙未正式接班前,掴了李一巴掌,颇为委屈,甚至大有点燃小国曾有的戒心之势。国人很难理解新加坡的感受,让我们来看看中新关系的一些重要背景,也许就能明白中新纷争的发作机制。

  新加坡是自己人吗?

  说到中新关系,必须涉及马来西亚共产党。马共曾是共产国际的一环,它与中共、越共有密切的关系,马共1930年成立前,曾是中共的海外支部,名称为“中共南洋临时支部”,共产国际曾派胡志明指导工作,马共书记陈平最近有一本回忆录《别名陈平:历史的另一面》,书中披露中共是马共最重要的靠山,陈平还透露他本人受到过邓小平的接见和鼓励。邓向陈乐观地估计国际形势有利于马共进行武装斗争。笔者对这些史料无法予以证实或否认,因为中国官方出版物并未有此类事件的记载。不过,“解放全人类”的号召似乎间接地证明中国有过输出革命的事情,印尼1965年未遂政变,印尼认定中国有染,便发起大规模的反华排华浪潮。

  李光耀在回忆录写道,1976年,李光耀与华国锋会面,李追问华,中国怎么如此自相矛盾,支持马共在新加坡而非马来西亚搞革命,华国锋说:“详情我不清楚,但共产党无论在什么地方进行斗争,都必胜无疑!”
李光耀认为,新加坡是中台之外的第三个中国,民族、文化、语言的一脉相承,由不得我们否认,但对抗马共的决心,新加坡绝不会成为中共的特洛伊木马。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中国要东南亚国家联手孤立苏俄北极熊。李光耀认为,东南亚没有所谓的“海外苏联人”在苏联政府支持下发动共产主义叛乱,有的却是受到中共和中国政府鼓励支持的海外华人,何况中国公开宣称同海外华人有血缘关系,甚至逾越“海外华人”归属国家的政府,直接号召他们,唤起他们对中国的爱国意识,怂勇他们返回中国实行四个现代化。正因为中国不断向东南亚输出革命,不为抵抗苏联,而是同中国对抗——这就是李光耀描述的东南亚的心态。

  邓小平问李:“你要我怎么做?”李光耀提出中止那些电台广播。从此之后,中国悄然改变对马共的政策,中共与马共的关系渐行渐远。

  输出革命使新加坡与中国保持距离。李光耀说:“我们不是马来人,不是中国人,不是印度人,也不是西欧人。”他始终强调新加坡人这一概念,虽然他们是华人居多的国家。新加坡对中国的疑心重重,不然难以解释新加坡是东盟成员中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时间是1990年10月3日,而且还是印尼与中国复交之后。

  现在的中国人与新加坡交往多数时候可以用华语,有的人产生同宗同种的感觉,甚至在外交场合,有的高官还有“血浓于水”的提法,这也是新加坡不能接受的。有一年,笔者曾参加某高官接见新方交通部长,中方官员要求说普通话,新方坚持用英语交谈,令双方都尴尬。

  好多中国人也视新加坡人为“自己人”,甚至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如:中国的统一是中华民族天大的事,作为华人居多的新加坡该支持中国的统一大业,至少不该做伤害中国人的事情。这些都忽略了别人是另外一个国家,它有它的国家利益。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他们看作“自己人”。

  威权认同大于华人认同

  李光耀把西方先进理念和制度的精华巧妙地融入了一个拥有东方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功地创造了一个综合东方社会的廉洁高效的发展机制,邓小平去过新加坡之后,中国的报纸把新加坡形容为花园城市,不再称其为“帝国主义走狗”。邓小平感兴趣的是“新加坡社会秩序好,管得严,管理得好”,引进了西方的经济,又使社会稳定。

  中国开始学习并模仿“新加坡道路”,李光耀的一些治国策略也极大影响了中国的决策者。如:李光耀认为:对任何政府和人民而言,经济发展都必是第一优先。一般人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经济发展,即使高高在上的领袖嘴讲的另外一套,但你随便做个民意调查,问人民到底要什么?是随心所欲地写社论吗?当然不,他们要房子、医疗、工作,这是绝对,绝对,绝对毋庸置疑的。李光耀认为,一个国家要先有好领导,后有好政府。“据我40年来的观察,即使政府系统一塌糊涂,只要有优秀的强人当政,还是有差强人意的治绩和合理的进步。”

  在中国,处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政经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是否有受新加坡影响的地方?中国对新加坡“华人认同”远逊于威权认同,中国推崇新加坡的亚洲价值观,推崇服从权威统治。更多的人对新加坡威权的认识,重威,没有看到新加坡社会的威,是柔性的威,是符合统治的威,并不完全是强人个人的威。我们千万不可忽略了新加坡所呈现出来的东方社会法治文化的色彩。

  有人形容,李光耀是一位具有绝对权威的家长,负责配制饭菜,但他不问大家不同的口味,因为没有吃饱的时候,吃饱是第一要务;而吴作栋时期,吴的为政风格有“开放和咨商式民主”,吴有意识地引入民主和制衡因素,他已在注重别人不同的口味。而李显龙前几天的就职典礼已有浓厚的亲民色彩。李显龙也说过这样的话,所谓大人物 “不是皇帝,不是宰相,是人民的代议士,人民不支持他,就是一个小人物。”也许李显龙看到了政治发展的现实是由为民执政向由民执政演化的趋势。人们也期待他建立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

  建构文明冲突论的亨廷顿曾经批评新加坡“干净而严苛”,说台湾是“肮脏而自由”。国际上的一些学者对新加坡重视经济而忽略政治文化颇有微辞。近年,作为儒家权威主义政治偶像的李光耀本人也开始反思自己的亚洲价值观。

  他说,儒家文化不适合新经济时代,儒家文化的价值已过时,社会必须要发挥个人创造性。“尊重老人,老人未必有学问”。他也反思自己创造的精英官僚制度,把精英都吸入政府,使社会丧失竞争力。一位新加坡记者告诉我,李光耀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反思的人,年逾80,他还上网,使用电子邮件与外界沟通。

  去年,笔者造访新加坡,吴作栋当时宣布部分开放措施,要在社会、文化、经济方面松绑,重造社会活力,高空弹跳近期登陆新加坡,“允许一些冒险行为,还有一点刺激,”目的是“建立一个敢于冒险的社会”,新加坡已觉察“政府万能”的心态妨碍多元化社会的建立,为了生存而必须让社会放松。

  依笔者的观察,新加坡人,特别是那些精英人才的归属感出了问题,若不放松社会,那些国际自由人很可能就离新加坡而去,这才是令新加坡政府最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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