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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革命与“反传统”的是是非非
   多元世界,认识多元。

  “五四”八十周年之际,著名作家、加州大学白先勇教授对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革命提出质疑:“《儒林外史》、《红楼梦》,那不是一流的白话文,最好、最漂亮的白话文么?还需要什么运动呢?就连晚清的小说,像《儿女英雄传》,那鲜活的口语,一口京片子,漂亮得不得了;它的文学价值或许不高,可是文字非常漂亮。我们却觉得从鲁迅、新文学运动起才开始写白话文,以前的是旧小说、传统小说。其实这方面也得再检讨,我们的白话文在小说方面有多大成就? ”1 他还认为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使“五四”运动后的教育、文学缺乏传统文化的继承,制造出“文化的怪胎。”

  简单地说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不过,果真如此么?   小说对我说来,始终属于闲书。学生时代,考试前夕,偷空看上一百几十页,提神醒脑,第二天混个60分就更有把握了。时至今日,或文思短路,或急事待解,一卷在手,绿叶伴读,世事置诸脑后,潜入虚拟世界,恩怨是非,感情纠葛,跌宕起伏,乐在其中。没有专门研究过小说史,对我国新旧小说的成败得失不敢妄加评论。但就我这一类不入流的普通读者而言,可有点喜新厌旧。秘密在于无论消闲解闷,还是认识社会百态、体悟人生真谛,前者的魅力和启迪远非后者所可比拟。

  这并非独特的个人经验,在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群中,认同者大有人在。

  “文学革命”以来,顶尖的小说中有没有可与四大古典小说媲美的传世之作?

  这有待时间的筛选和专家们从容讨论。但可以肯定地说:80年来,中国作家没有白吃饭,不管其创作存在什么问题,总的水平已超过号称最盛的明清543 年。

  明清两代确实有“一流的白话文,最好、最漂亮的白话文”。但那是被目为旁门左道的蒙尘珍珠。胡适等人的历史性贡献之一,是为白话文学刷洗污垢:“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一项。”“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吾知有闻此言而却走者矣。”“余恒谓中国近代文学史,施、曹价值远在归、姚之上。闻者咸大惊疑。今得胡君之论,窍喜所见不孤。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2 白先勇谈话的合理部分,是重述了胡适、陈独秀等人对白话小说的公正评价。但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新文化运动领袖的声声断喝,中国文学的面貌会怎么样?又会不会有那么多才华横溢的杰士选择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小说创作为终身事业?

  《孽海花》是公认的晚清白话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不妨听听其作者曾朴的切身感受。1928年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谈到,在大清旁国行将木之际,他“有时讲到小说戏剧,大家另有一种见解,以为西洋人的程度低,没有别种文章好推崇,只好推崇小说戏剧……最好笑有一次,我为办学校和本地老绅士发生冲突,他们要禁止我干预学务,联名上书督抚,说某某不过一造作小说淫辞之浮薄少年耳,安知教育!竟把研究小说当作一种罪案。”因此,他赞扬胡适“在根本上,在环境上,看透文学有改革必要,独能不顾一切,在遗传的种种网罗杀出一条血路来……我不佩服你别的,我只佩服你这种勇决的精神;比着托尔斯泰弃爵放农,有何多让!”3 这封信不失为文化变迁的珍贵记录。新文学运动是无事生非,还是水到渠成的伟大变革?听听这位历经两个时期的著名作家的心声,不无好处。

  跳出文学圈子看看吧。如果没有文学革命推进的白话文运动,1920年政府不可能下令小学课本采用白话。于是,从小学的“国文”到大学的核物理课本均用典雅的古文编写,让受过正规教育的中国人一拿起笔,立即把自己的所思所感编译为之乎者也哉夫耳等符号,成为人们正式交往中不能逾越的文字规范,文化层次不高的大众被排除在这一交往过程之外,这能适应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文化特别是政治和工商活动的需要吗?

  许多国家都发生过的语文合一的革命,新文化运动仅历时三年多就平和、顺利地实现了。这是了不起的历史功勋。说这一交往工具的变革打断了中国文化传统,未免过分夸大陈独秀、胡适他们几支秃笔的力量。除非水到渠成,大小传统都难于突然打断,即使动用政权力量强行禁止,亦必化为潜流,一有机会,又将冒出地面,喧哗奔腾。同样的道理,传统中已经丧失生命力的部分,风乍起便摧枯拉朽,不论如何支撑,亦难恢复生机。文言的大众交往工具功能被白话文取代,不过是历史在推陈出新中前进的又一范例。

  尽管有种种分歧,但语言(包括书面语——文字)与思想有密切关系,是海内外许多学者的共识。清末民初白话文兴起有两个主要推动力。一是随着农业社会逐步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化,日益增多的城市居民要娱乐,要有简便的交往工具。二是以“开民智”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力图以通俗文字传播先进的思想和知识。于是,各种“白话报”、“俗话报”应运而生,古己有之的白话小说进入繁荣期。

  梁启超更在清末首倡“小说革命”、“诗界革命”,并以“笔端常带感情”半文半白的文字执舆论界的牛耳。这些都为“文学改良”或“文学革命”作了充分的铺垫。新文化运动为了完成人的解放的历史任务,面对思想上“钞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形式上“铺张堆砌”、“仿古欺人”,全国文学陷入“萎琐陈腐”的状态,不能不奋起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文学状况不过是当时思想文化的缩影。显然,他们关注的不仅是狭义的文学,更主要的是思想革命的全局。

  以“反传统”责备前人,是近年学界颇为流行的论调。1995年,废除科举90周年,有的学者就藉此发表了不少高论。其中颇有代表性的论调是:“从长远来看,科举制度的废止使国家丧失了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这就导致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时代的价值之间的最重大的一次文化断裂。……

  “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废除科举制度这一激进的改革,起到了与新政的改革推行者意愿相悖的、意想不到的‘釜底抽薪’的结果。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新政的)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罗盘以前就抛弃了旧的,遂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这位作者还认为……科举制的废除,破坏了经典教育,严重削弱了传统价值的影响.代之以毫无章法可循的局面。“4 这与对新文化运动的指摘异曲同工。不过,事情果真如此,陈独秀、胡适之等人和成千上万的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岂不都成了唐吉诃德?可是,有几个历史事实是抹煞不了的:第一,废科举不等于废止儒家意识形态。

  据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小学堂读经讲经课程为每天两小时,分别占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教学总时间的40% 和三分之一。”中学堂则“读经讲经课程为每周九小时,占课堂教学总时间的25%.此外每周还有一小时的修身课程,讲授陈宏谋汇编的《五种遗规》,也是灌输中国传统伦理的科目。”5 号称新式学堂而要占用学童那么多精力去接受儒家意识形态的灌输,是世界现代教育史罕见的怪事,而且课程设计中还规定:“凡中国向有之经学、史学、文学、理学,无不包举靡遗。凡科举之所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6 民国成立后,这种状况虽已有改变,但由于政治状况和文化滞后性等多种因素的汇合,儒家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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