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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章门弟子录”的考订

关于章太炎及其弟子们的话题,近来似乎颇为热闹。不过,章太炎晚年在苏州刊刻的《弟子录》,则鲜见有人提及。这或许是因为目前尚未发现这份资料,因而有关讨论不得不暂付阙如。但实际上,根据现有的一些线索,仍然可以大体复原其主要内容。本文即拟就此做一番考订。 

 

一 

 

关于“章门弟子录”,据笔者最初所见,大致有以下几处相关记载,兹以时间为序,摘录如下。 

(一)1933年3月20日,章太炎在致钱玄同函中写道: 

《弟子录》去岁已刻一纸,今春又增入数人,大抵以东京学会为首,次即陆续增入,至近岁而止。其间有学而不终与绝无成就者,今既不能尽记姓名,不妨阙略。所录约计五十人左右,然亦恐有脱失也。[1] 

 

(二)1933年7月4日,钱玄同致信周作人说: 

此外该老板(指吴承仕——引者按)在老夫子那边携归一张“点鬼簿”,大名赫然在焉,但并无鲁迅、许寿裳、钱均甫、朱蓬仙诸人,且并无其大姑爷(指龚未生——引者按),甚至无国学讲习会之发祥人,董修武、董鸿诗,则无任叔永与黄子通,更无足怪矣。该老板面询老夫子,去取是否有义?答云,绝无,但凭记忆所及耳。然则此《春秋》者,断烂朝报而已,无微言大义也。[2] 

 

(三)1935年5月22日,章太炎又致函钱玄同曰: 

弟子录颇有夺漏,当令补录。[3] 

 

(四)1935年5月27日,章太炎在致钱玄同、吴承仕函中又提及: 

玄同前此来书,谓同门名氏多有未备,如蓬仙等,仆但记其字,已忘其名,其他似此者,多望补为录示,以凭将来之添印也。[4] 

 

(五)1936年4月20日,钱玄同致信章太炎建议: 

窃思三十年来,著弟子籍者甚多,但师讲学多次,异时异地,其同时受业者,已多散处四方,音书辽绝。至于时地不同者,彼此互睹姓名而不知为同门者盖甚夥。鄙意似宜先在南北大报上登一通告,属各人开列姓名、字、年岁、籍贯,何年在何处受业,现在通讯处,及现在在何处任事各端,并定一表格,使之照填,集成目后,刊《章氏弟子录》一册。如此不但便于通讯,且可使先后受业诸人互悉某某为同门,不知尊意以为然否?[5] 

 

(六)1936年10月9日,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写道: 

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至于仓皇制《同门录》成册。[6] 

 

(七)1950年1月26日,周作人在《章太炎的弟子》一文中说: 

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很多,虽然传闻其间有门人、弟子、学生三种区别,但照他老先生的性格看来,恐怕未必是事实。大概有些正式磕过头的,或者以此自豪,而同门中以时代先后,分出东京、北京、苏州几个段落来的也未始没有,不过实际上并无此等阶级,曾见苏州印行的同门录,收录得很广”[7]。 

 

(八)90年代,曾就读于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的钱鼎澄回忆: 

办公室亦不编印《同学录》。[8] 

 

(九)1996年8月,曾就读于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姚奠中回顾说: 

当年章师母曾拟辑同门录,以难,未能实现。[9] 

 

将上述零星记载连缀起来,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信息: 

第一,“章门弟子录”最初刊刻于1932年,次年初又做过若干修订,因为章太炎1933年曾言:“《弟子录》去岁已刻一纸,今春又增入数人”。此后,钱玄同因其“多有未备”而多次建议补录,并最终提议发一通告,重新登记刊刻,但终“以难,未能实现”,包括新参加国学讲习会的弟子,“亦不编印《同学录》”。 

第二,章太炎晚年编印《弟子录》颇为随意,“但凭记忆所及耳。……无微言大义也”,故“颇有夺漏”,其中不仅没有鲁迅、许寿裳、钱均甫、朱蓬仙等民报社听讲诸人,而且连章氏长婿龚未生也未收入。由此可见,《弟子录》并不足以作为是否“章门弟子”的衡量标准。 

第三,《弟子录》虽不完备,但既然是章太炎亲自编印并且做过修订,其中收录之人当是章氏印象较深且颇为认可的弟子,“约计五十人左右”,这些人无疑是当之无愧的章门弟子。但遗憾的是,无论是1932年初刻本,还是1933年修订本,迄今均未被发现。 

 

二 

 

就在对直接发现《弟子录》不敢抱任何奢望之时,笔者偶然在新近影印出版的《钱玄同日记》中找到二条重要的有关线索。 

其一,钱玄同在1933年1月2日的日记中(第9册总第4592页),记载了《弟子录》的有关信息。尽管其中有些字迹模糊,而且还涂抹了几处墨渍,但还是可以辨识出以下内容。 

建功雅于东华春。他示我以潘□□致顾□□□。对我说顾称老夫子自开弟子录□□□□□廿二人,十九生、三死,如左: 

黄侃、吴承仕、钱玄同、汪东、朱希祖、马裕藻、沈兼士、□□□、马宗芗、贺孝齐[10]、□□□、陈嗣煌、钟正楙、马宗霍、马根宝、黄人熙、潘承弼、徐耘刍、孙至诚,共十九人。 

已故:袁丕钧、潘大遒、康宝忠 

不但周氏兄弟未书,□共一批不与,连龚未生、范公农、张□□、张敬铭也不在内,甚至连景梅九、景太昭也不在内。断烂朝报乎?微言大义乎?殊难分。[11] 

 

其二,在1933年7月3日的日记中,钱玄同又写道:“晨得检斋信,知佢已于七月一日回平了。并寄来二十二年三月所印章门弟子录一份,其中竟有启明。十时访检斋。”[12] 

根据以上信息,我们可以推断钱玄同第一次是在1933年1月2日,通过魏建功得知《弟子录》收录之人的,其中共有22人(即第4592页右上分页所记十九人加上已故三人),这应是章太炎1932年底最初刊刻的《弟子录》。对于这份《弟子录》遗漏了许多人,钱玄同显然感到十分意外,以至一时难以判断这究竟是“断烂朝报”还是有什么“微言大义”。而他在同年7月3日第二次见到的,则是吴承仕寄来的本年3月修订后的《弟子录》,按章太炎所说,“所录约计五十人左右”,其中还新收入了周作人。这次钱玄同同样也吃了一惊:“其中竟有启明”。[13]于是,他立刻拜访了刚从章氏处归来的吴承仕,以了解有关内情,并随即于次日致信周作人告知此事,这也就是前引钱玄同本年7月4日致周作人函的由来。 

目前尚令人困惑的是,钱玄同在该年日记首页空白处(第4591页)还写下了以下人名:黄子通、幼渔、兼士、启明、逷先、□上、大招[14]、叔永、季茀、豫才、均甫、□□□、旭初。这些显然与章门弟子有关的人名意味着什么?首先可以肯定,这不是《弟子录》本身的内容,因为其中包括了第一次未收入的周作人以及始终未收入的黄子通、任鸿隽、鲁迅、许寿裳、钱均甫。由此来看,这或许是钱玄同1月2日首次目睹《弟子录》之后,触景生情,回忆起当年的同门时所留下的一份记录。当然,真相究竟如何,还请方家指正。 

 

注释: 


[1] 章太炎:《与钱玄同》,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3页。 

[2] 钱玄同:《致周作人》,《钱玄同文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0页。 

[3] 章太炎:《与钱玄同》,《章太炎书信集》,第156页。该函原系于1936年,有误。因为章氏此函主要是为《章氏丛书续编》勘误事,故应系于1935年5月《续编》出版后不久,下函亦同。 

[4] 章太炎:《与钱玄同、吴承仕》,《章太炎书信集》,第157页。该函原系于1936年,亦误。 

[5] 钱玄同:《致章太炎》,《制言》第16期,1936年5月1日。 

[6]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47页。 

[7] 周作人:《章太炎的弟子》,陈子善编《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岳麓书社,1988年,第91页。 

[8] 钱鼎澄:《追记章太炎师主办“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475页。 

[9] 姚奠中:《山西的几个章门弟子》,《文史月刊》1997年第4期。 

[10] 原书“加孝齐”,应是贺孝齐。

[11] 其中难以辨识的字,标示以□;不过在我所辨认出来的字中,或许也有错误,恳请指正。 

[12] 《钱玄同日记》第9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影印,第4841页。 

[13] 钱玄同对此感到吃惊,或许是因为周作人曾经“谢本师”,而章太炎仍然将其补入《弟子录》。

[14] 原书“大招”,应是“太昭”,即景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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