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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看古代文论经典的形成

【内容提要】
本文对“诗言志”的产生年代、经典化过程和途径进行了论述。由于“诗言志”是古代文论的“开山纲领”,因而它的经典化过程便有普遍的意义。因此,本文提出的“六途径”说,对于研究古代文论的经典化也是有意义的。本文认为,所谓文学经典,是指具有精品内质、阐释空间和持久影响的文学文本。文学经典包括文学作品经典、文学理论经典、文学批评经典和文学史经典。对于古代文论经典来说,又包括文学的经典范畴、经典命题、经典观点和经典论著。纵看,有一时之经典、一代之经典和千古之经典;横看,则有民族之经典、国家之经典和世界之经典。中国古代文论的大半壁江山都是由儒家经典所奠定的。
【关键词】 诗言志/经典化/六途径说/古代文论经典

 


    近年来,国内学界开始讨论“文学经典”问题。2005年3月,四川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学术沙龙围绕“文学经典、经典重构与重写文学史”问题,开展了系列讨论。同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召开学术研讨会,就“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进行了讨论。随后,该中心文艺学网《文艺学新周刊》推出两期,专门讨论“文学经典与经典化问题”。在此前后,童庆炳、吴承学、张兵、洪子诚、孟繁华、李春青和陶东风等先生在报刊上发表了相关的论文①。尤其是童庆炳先生对文学经典问题进行了个案的和宏观的研究,就文学经典的构成要素、形成原因和建构过程等问题,作了全面和深入的论述。今年4月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和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文学经典的承传与重构”学术研讨会,把讨论引向更为深入的层面。目前,在价值和消费多元化的时代里,文学发生了危机,文学经典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和挑战(诸如大话、戏说和改写等)。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性的问题。所以,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语境里,我们来讨论文学经典问题就显得格外沉重。这既表现了我们中国学者的忧患意识,同时也表现了我们中国学者敢于面对挑战和勇于担当责任的自信心。但是,目前的讨论还只是停留在文学作品经典的层面上。这显然是不够的。我认为,文学经典不仅仅是指文学作品的经典,也应该包括文学理论经典、文学批评经典和文学史经典等在内。本文从个案研究出发,即通过对“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的具体论述,就古代文论经典的形成问题,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诗言志”产生的大致年代
    “诗言志”是大家公认的古代诗学理论的经典表述,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王士祯说,“此千古言诗之妙谛真诠也”(《师友诗传录》);刘毓崧说,此是“千古诗教之源”(《古谣谚序》);朱自清说,这是中国古代诗学“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
    在我们探讨“诗言志”经典化问题之前,首先要搞清楚它产生的大致年代。从文献记载看,“诗言志”最早出现在今文《尚书·尧典》(古文《尚书·舜典》)中。研究“诗言志”产生年代的关键问题,是考证《尚书·尧典》的编写时间和所记载的真实程度如何。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学术界有四种观点:其一,尧时说。法国学者卑奥根通过对《尚书·尧典》的星象记载和汉儒解释的研究,认为这确实是尧时的天文记录(高鲁:《星象统笺》);日本学者铃木虎雄《支那诗论史》认为,诗言志是“尧舜时代的诗论”。其二远古说。范文澜认为,“《尧典》等篇,大概是周朝史官掇拾传闻,组成有系统的记录,……其为远古遗留下来的史实,大致可信”[1]。如按范说,那“远古遗留下来的史实”,就不仅仅是指“禅让”,也应该指“诗言志”。顾易生赞同范说,认为诗言志说“属古已有之,非晚周儒家之徒所创立”[2]。其三,战国说。蒋善国将《尧典》中所涉及的历史文物和语义特征,与先秦有关典籍进行比较后认为,《尧典》出现于公元前372-289年之间,即墨子之后、孟子所生活的时代[3]。郭沫若和陈梦家等人也主张战国说。其四,秦汉说。陈良运认为,“‘诗言志’这一观念的出现,当在秦汉之际”[4]。
    综上所述,这些观点各有各的证据,各有各的道理,都有参考价值。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似乎存在着误区。我认为,《尚书》成书的时间,并非是《尧典》产生的时间;而《尧典》产生的时间,也并非是“诗言志”说的提出时间。因为,这些是不同历史层面的问题。在春秋以前,无私家(即个人)著述。一部书从形成到编定,往往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诗经》、《周易》是这样,《尚书》也是这样。而且,尤其像《尚书》这样的历史性典籍,又经过了一个由口传历史到书写历史的漫长的传播过程。鉴于此,我对“诗言志”的产生年代作以下几点考证:
    首先,以西周青铜器铭文证《尚书》成书年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书面语言的书写方式。西周青铜器铭文作为西周时期的书面语言,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么,只要我们找到《尚书》与西周青铜器铭文有相同的书写方式的证据,也就可以确定《尚书》的成书年代了。基本的证据有五点:一是钱宗武指出,《尚书》“没有结构助词‘者’和句末语气助词‘也”’,“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语法现象”[5]。之所以“非常特殊”,就是先秦其他典籍没有这种书写方式。钱先生对《尚书》语言有全面系统的研究,因而这话是可信的。我通过对西周“利簋”、“卫盉”、“商尊”和“折觥”等青铜器铭文的阅读,发现也没有“者”和“也”字。春秋以后的青铜器铭文中有“也”字,如战国“新郪虎符”铭文等;二是西周青铜器铭文与《尚书》在记载“年月日”等时间时,都要在句首冠以“惟”字。诸如: 铜器铭文 《尚书》 佳(唯)三年三月既生霸壬寅(卫盉)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训》) 佳(唯)五月,辰才(在)丁亥(商尊)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毕命》) 佳(唯)五月(折觥) 惟二月既望(《召诰》) 佳(唯)甲子(利簋) 惟戊午(《泰誓中》)[6]
这并不是偶然的,说明两者关于时间有相同的书写方式。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对于时间的记载则有所不同。如春秋时晋国的“栾书缶”铭文,记载时间为“正月季春,元日己丑”。句首没有“佳”(唯)字;②三是关于“武王伐纣”的具体日期,西周青铜器铭文与《尚书》的记载是相同的。西周最早的青铜器“利簋”铭文记载为:“珷(武)征周,佳(唯)甲子(朝)。”《尚书·牧誓》记载为:“时甲子昧爽(周秉钧注云:“日未出时”),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就是说,武王伐纣的战役是于公元前1066年2月甲子日黎明开始的。这与《诗经·大雅·大明》“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朱熹注云:“会战之旦也”)清明”的说法是相同的;四是观点旁证。张其昀指出:西周“有些铭文,特别是一些前期铭文,就相当近乎《尚书》。”钱宗武指出:“今文《尚书》多为可信的商周古文,和商周金、甲文是共时的语言材料。”张先生是古文字学专家,钱先生既是《尚书》学专家,又是先秦语言学专家。他们的观点都是经过大量研究后提出的,因而是可信的;五是文献旁证。孔子所处的那个时代能够见到的编成的专书是很少的。据《论语》所载:孔子中年之前读得最多的是《诗》与《书》,引用最多的也是《诗》与《书》,晚年才开始读《易》,至于礼、乐当时很可能还未成书。又据《左传》记载:鲁僖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33年),晋国大臣赵衰就谈到了《诗》与《书》。可见《诗》、《书》在春秋初期就十分流行,而它们的成书时间还要早很多。总之,这五点证明,《尚书》成书于西周早期是完全可能的。
    其次,从《尚书》“纪史”方式考证《尧典》(包括《舜典》)的成篇年代。今文《尚书》有三种纪史方式:一是按“年、月、日”等具体时间纪史,这是比较近的有具体时间可记的纪史方式,西周史多用此方式记载;二是没有具体时间的纪史,或时间模糊难记,或不必要记载时间,这是比较远的有零星资料可参考的纪史方式,殷商史多用此方式记载;三是在篇首冠以“曰若稽古”(我译为“据说古时候”)[7]四字的纪史,这是很遥远的依据传说中的口述历史资料的纪史方式,先商史用此方式记载。这当然是《尚书》编著者的纪史体例。从这种编写体例中,可知《尧典》是根据先商以来口口相传的历史资料编写成的。但是,它的成篇年代是什么时间呢?我认为,大致在殷商时期。主要依据有三点:一是上古时期“纪史”权力只在朝廷。从今文《尚书》看,史官文化较发达者,只有殷商和西周初期。在28篇今文《尚书》中,殷商时代占5篇,西周武王至康王时代占16篇。这个数字表明,商代不仅开始设置史官,也是我国史官文化的第一个发达时期;二是书面历史记载也是从商代开始的。据日本学者岛邦男从甲骨文记载中所建立的“殷商世系表”(见《殷墟卜辞综类》第556页),就可证明这一点。事实上,甲骨文中也有关于“尧”的记载。从尧到商末有1950多年历史,又处于由口传文化向书写文化的转型时期,口传资源的丰富,书写文化的激情和责任,都会促使当时的“史官”将商前历史记载下来;三是今文《尚书·商书》中“言”、“志”的高频率用字,也是《尧典》成篇于商代的最好证明。
    最后,再谈“诗言志”的产生年代。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如果按照人类文化史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作为口传文化中的“舜时乐官文化”现象,它的产生肯定要比记载它的《尧典》成篇的时间要早得多。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我认为,《尧典》关于“诗言志”的这段记载,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看:一是从先商文化(不一定是虞文化,也可能是夏文化)流传下来的信息,诸如诗(准确地说是“歌”)、乐、舞浑然一体,尤其是“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神人以和”等,反映了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二是《尧典》成篇时代的文化信息,诸如“诗言志”等。很显然,“诗言志”并非是远古遗俗,而是从殷商时期萌芽的一种文化现象。殷商时期对于我国文化史的主要贡献是:进一步完善了文字(不仅是甲骨文,很可能还有书写在简册上的文字等,遗憾的是后者没有能够保留下来);开创了书写文化(包括甲骨、简册等,如《尚书·多士》云:“殷先人有册有典”)的新时代;还为后世萌发了“诗言志”的种子。《尚书·商书》中“言”和“志”字的使用频率较高,如“言”、“朕言”、“众言”、“誓言”、“矢言”、“逸言”、“大言”、“箴言”、“嘉言”、“吉言”、“德言”和“浮言”等,又如“志”、“有志”、“厥志”、“朕志”和“逊志”等。古文《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逊于汝志”,就有“言志”的意思。同时,还有“殷人尚声”(《礼记·郊特牲》)的文化风气。这些都表明:“诗言志”产生的大致年代是殷商时期。

    二、“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
    关于“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今天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的探讨,存在着很大的难度。原因不仅在于该问题的复杂程度,而且对于其经典化过程的详情却无法了解。我们现在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依据现有的文献记载,加之合理的历史想像,对“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作以简单而谨慎的描述。
    我认为,“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商代是“诗言志”说的创立时期。从上文的考证中可知,“诗言志”说大约产生于殷商时期。这既是本文提出的新观点,也是我们探讨“诗言志”经典化的基本出发点。原始音乐(包括歌、乐、舞)的发展,到商代时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据考古证明,从已出土的甲骨文中有18种乐器名称;还有出土的商代乐器实物有铜鼓、皮鼓、石磬、玉磬、铙、鎛、铎、铜铃、陶铃、埙等种类,尤其是出现了编磬、编铙和18枚铜铃组合使用的情况;基本上形成了“十二律体系”;从乐器出土的地点看,分布于今河南、河北、山东、陕西、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内蒙古等省区,表明了商代“乐政”的昌盛[8]。因此,《尧典》关于“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的论述,很可能就是商代音乐思想的基本反映。上文提到“殷人尚声”和《尚书·商书》中“言”、“志”的高频率用字,也能够证明这一点。所以,我认为,“诗言志”说创立于殷商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创立者有意采取了“经典化”的策略,一是将“诗言志”说放入《尧典》之中,二是假借“舜帝”之金口说出。也就是说,“诗言志”说是作为经典而创立的。因而,它一出现就是经典,就是权威。
    第二个时期,从西周初年到春秋末年,从制度和实践层面对“诗言志”进行经典化。具体说,西周的礼乐制度,将“乐”(包括诗、乐、舞)仪式化、等级化和制度化。由于周王朝“制礼作乐”的需要,朝廷组织专人“采诗”和编诗,便形成了我国上古文化史上的第二部典籍《诗》(早期文本,即西周时期的诗歌)。由于朝廷的作为和政治的作用,从商代流传下来而又加入“周书”的《书》和《诗》便开始成为经典,“诗言志”便成为“经典中的经典”了。这是从制度层面对“诗言志”经典化的时期。
    春秋时期,主要是从实践层面对“诗言志”经典化。大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赋诗言志”的社会文化思潮。从西周以来,《诗》不仅成为“雅言”的经典,而且成为朝廷和诸侯教育子弟的经典教材。所以,从朝廷到地方各诸侯国(邦)都培养了一批精通《诗》的人才。“最著名者有鲁季文子、季武子父子,叔孙豹、叔孙婼父子,晋之赵武、叔向,郑之子产,齐之晏子,卫之北宫文子,吴之公子季札等。”[8]由于当时可供子弟学习和人们阅读的书寥寥无几,大约只有《诗》与《书》而已。其中,《诗》更为特殊一些,它不仅是子弟启蒙识字的课本,又是礼乐制度的书面文本。因而它的传播范围更广,其经典化程度也更高,基本上形成了天下读书人无一不读《诗》、无一不晓《诗》和无一不用《诗》的局面。《诗》成为人们的知识资源、礼仪资源和思想资源。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里,逐渐形成了“赋诗言志”和“借诗言志”的社会文化风气。“此风大约兴起于僖公、文公之际,至昭公、襄公时最盛,前后流行约百余年”[9]。在政治、外交和士人言谈之中,人们往往将《诗》作为经典引用,借以表达自己的感情、愿望和思想(即“志”)。据统计,《左传》引诗181篇次,赋诗68篇次;《国语》引诗26篇次,赋诗6篇次。③高台会盟,华筵宴客,人们赋诗言志,才华俊爽,真乃“春秋一场大风雅也”(劳孝舆:《春秋诗话》卷一)。这些引诗、赋诗活动都与“言志”有关。《左传》中关于“赋诗言志”有四处记载:襄公十六年记载一处,“齐高厚之诗不类,……诸侯有异志矣”;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两处,“请皆赋,……以观七子之志”,“诗以言志”:昭公十六年记载一处,“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这些可以看作是对《尧典》“诗言志”说的具体实践;而“诗以言志”既是对“诗言志”说的发展,又是对春秋“赋诗言志”活动的总结。
    另一个是孔子对“诗言志”说的实践。在《论语》中,孔子一般不引诗,但只论诗。“言志”一词在《论语》中出现了三次,一次在《公冶长篇》,两次在《先进篇》,均出自孔子之口,云“各言其志”。在近年发现和整理的上博简《孔子诗论》中,也有三处关涉到“诗言志”:第一简云“诗亡隐志”;第八简云“《小旻》多疑,疑言不中志者也”;第二十简云“其隐志必有以谕也,其言有所载而后纳”。总之,通过从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的经典化,扩大了“诗言志”说的社会影响,奠定了“诗言志”说的经典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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