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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狂人形象的精神先驱

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与鲁迅笔下的狂人是我国文学史上两个不朽艺术典型。一个是温文尔雅的多情公子,一位是狂爆暴烈的“迫害狂”人,似乎谈不上什么联系。然而如果穿越他们性格的外部表征,进入他们心灵的深层世界,则不难发现某种精神的血缘关系。

狂人是孤独寂寞的,在《狂人日记》中,狂人是被摒弃于常人的世界之外的,但这种摒弃主要的并不是常人对他的“迫害”,而是他自己对常人的疏离与隔绝。如果我们穿过狂人的疯言疯语,遵循常人的视角和逻辑,则不难发现:无论是把狂人关起来的大哥,还是那为狂人摸脉诊疗的医生,都是在关心他,爱护他,努力把他挽救回常人的世界。但这一切在狂人看来,却不过是为了“吃”他而“揣一揣肥瘠”。他已经背离了常人的文化语码,并且拒绝接受常人的关爱与温情(“假使那老头不是刽子手扮的,真是医生,也仍然是吃人的人。”)正是这种拒绝,造成了狂人的孤寂。但是另一方面,狂人又并不是一个乐于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孤独的隐者,而是时时关注着别人,渴望与别人沟通和理解的人。因而他随时都在察看,研究和揣摩别人的眼色,并急切地呼唤他们:“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然而同样由于文化语码的隔膜,常人们同样也难以理解狂人,把他的这些言语和举动视为“疯子”。这样狂人便与常人处于尖锐的隔膜和对立之中,狂人也就始终感受着一种难言的孤独、寂寞、焦灼、苦闷和痛苦。

实际上狂人的孤独和寂寞根源于他对常人价值世界的超离,而这种超离又根源于他对常人生存状态和本质的发现和思考。当他惊异于月光的明亮,认为“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的时候,便已经开始了他否定历史,否定自我,否定既有的社会文化规范的历程。当他进一步对现实的人与历史的人加以研究后,则更惊异的发现,这历史是“吃人”的历史,这些人也是“吃人的人”。为什么人还是“吃人的人”呢?限于狂人错乱的思维逻辑,狂人在《日记》里并来具体展开,而是以高度精炼的语育写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部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宇是吃人!”——这历史之所以停滞于混沌而没有代,便因为它遵奉的“仁义道德”的笼罩;反过来,也可以说,正是由于“仁义道德”的倡行,造成了(中国)人的历史停滞于非人——“吃人的人”形态。正是这种发现,使狂人超离整十(中国)人的历史传统和价值观念而进入了一个新价值世界,即狂人所追求,所呼唤,所想往的“真的人”——即不再吃人的人的世界。由于这两种价值的隔膜与对立,能使狂人与常人虽然共同生活于一个同一的现实世界中,但在精神上却如同冰炭互不相容。所以狂人的孤独和寂寞正根源于他对(中国)人的人生状况的历史与现实的艰辛探索与思考。虽然这种思考还比较粗疏和含混,但却寓含着作家本人对中国20世纪以前人的生存状况和本质的发现(鲁迅曾叙述过《狂人日记》的写作动机:“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寥寥也。”[1]

要说明狂人是孤独寂寞的,是比较容易的;但要说明贾宝玉同样也是孤独寂寞的,却是比较困难的。贾宝玉生活在—个钟鸣鼎食诗礼簪缨的世族大家里又被一家老小众星捧月般奉为“宝贝”,行卧都有一大群花团锦簇的女子陪伴和服侍,似乎谈不上什么寂寞和孤独。然而在精神上贾宝玉仍然是寂寞和孤独的。贾宝玉刚出生不久,便显示出独异的精神个性。当他满周岁时,他父亲为试他将来的志向,摆出许多东西让他抓,谁知他其他东西一概不取,只把一些脂粉钗环抓来玩弄,他父亲已经开始不喜欢他。到宝玉渐长之后,更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征。他不但发出一些什么“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除了《四书》,杜撰的(书)也太多呢”等一反时俗之言论,而且对帮人人珍羡的他从胎里带来标志他出身高贵与神奇的五彩晶莹的宝玉也不爱惜,生起气来便砸使摔。正是他这种怪异的性格和精神追求使一般人难以理解他。贾琏的跟班兴儿便对尤三姐这样描述他(宝玉)“成天家疯疯癫癫的,说的话人也不懂,干的事人也不知”(第66回)。傅试家派来向宝玉请安的两个婆子也说:“怪道有人说他们家的宝玉是相貌好,里头糊涂,中看不中吃,果然有些呆气”(第35回)。其实不只是一般人,就是与宝玉比较亲近的父母亲、姐妹们和丫环们也不能理解他。贾宝玉的父亲对他的不喜欢似乎从他出生后便注定,这已如前述;而宝玉后来的个性发展,更有悖于“端方正直”的贾政对儿子建功立业的热望。因而贾政对他的训诫多于对他的关爱,对他最亲切的评价也就不过是一句“痴儿”而已(见第116回)。虽然也包含着深层的父爱,然仍不脱离—个“痴”字。贾宝玉的母亲王夫人虽然疼爱他,但不过是把他作为自己终身依靠的命根子(见第23回,王夫人对贾政笞儿的声诉),而并不能真正理解他。当黛玉初入贾府,王夫人便向她介绍说:“(宝玉)他嘴里一时甜言蜜语,一时有天没日,疯疯傻傻,只休信他。”(着重号为笔者所知)实际上这代表着她对宝玉始终的评价。袭人作为贾宝玉贴身丫环,应该是接触了解室玉最多的一位女性,而且她对宝玉也的确是忠心耿耿,关怀备至,“宝玉出外回来稍晚一点,她不是倚门而望,便是到处寻找;宝玉的面色神气略有变异,她就先觉察得到;宝玉那块命根的通灵宝玉以及宝玉所有所用的任何东西她都非常细心地保护着经管着,她无时无处不为她的主人担着心,生怕他有一丝一毫的烦恼与灾难。”[2]然而在精神上他们仍然是隔膜的。袭人不但觉得贾宝玉“性格异常,其淘气憨顽出于众小儿之外……”而且一旦接触到心灵的交流,便觉得宝玉“可真真有些个疯了”。(第36回)。至于那些和贾宝玉一起吟诗作赋,喝酒划拳的姐姐妹妹们(除林妹妹外)也并不能真正理解他。每当宝玉坦露自己的心曲时,便被众人批评为“不是呆话,就是癫话”的“胡说”(第71回),因而众人“都不向他说正经话”(第3l回)。贾宝玉是孤独的,这是一种不被人理解的精神上的寂寞和孤独。这孤独贾宝玉很小的时候便已经敏感到了。当林黛玉因父病而回扬州去探视后,宝玉便感到了“落单”,“也不和别人玩耍;每到晚间,便索然睡了”(第13回)。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更常常在别人大红大喜的热闹中,独自品味着精神的寂寞。例如当他嫡亲姐姐贾元春才选凤藻宫,加封贤德妃,举家欢庆之时,他却“置若罔闻”,独自沉浸于知友秦钟的不幸遭遇之中,“视有若无,毫不介意”(第16回)。贾宝玉更经常的则是“时常没有人在眼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儿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他不是长吁短叹的,就是咕咕哝哝的。”(第35回)。

现在需要辨析的是贾宝玉的孤独究竟是源于他性情的“古怪”?还是源于与狂人同一的崇高而深沉的人生思考?答案的选择应该是后者。贾宝玉之所以喜欢在女儿队伍里厮混,而不愿意与冠冕男子接谈是因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这一“水”一“泥”,正显示出他(她)们清纯与混浊的分野。为什么说女儿是“清纯”的,而男子是“混浊”的呢?这种女性崇拜一方面来自于宝玉对现实人生的发现与思考,一方面来自一种悠远的原始文化崇拜。就前者来说,环绕在贾宝玉周围的男子要么如贾赦、贾珍之流聚赌宿娼,骄奢淫侈,胡作非为;要么如贾雨村之类寡廉鲜耻,贪赃枉法而又空谈性理。特别是后者是他严酷的父亲要他效法的榜样。也是贾宝玉最反感的对象,其实不过是一些“沽名钓誉”的“国贼禄鬼”,他们沉沦于声色名利之中煎熬着,追逐着,失去了他们原真的本性,因而贾宝玉觉得他们“浊臭逼人”。要消除这种污秽和浊臭,就需要回归原始,回归“水”。作为大荒山无稽崖女蜗所炼就的一块顽石的贾宝玉,在经历了一番碌碌风尘之后,又回归于顽石,正象征性地隐喻出这一精神历程。女娲是中华民族神话中的原始创造之母,象征着母系氏族社会的单纯、平等、慈爱和和谐。而“水”也不仅仅是一种形象的比喻,更蕴含着一种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核。“水者,何也?万物之本源也,诸生之亲室也。”[3]“水善利万物而不争”[4],都说明水涵化万物而又普惠万物的特征。正是这种纯洁而又平静不争的物质可以清净浊臭并使之复归于和谐。在贾宝玉所向往的“女蜗”意象和“水”的意象中无疑融合了老庄哲学中返朴归真的因素,但又绝不等同于老庄“绝圣弃智”的原始蛮荒,而是基于他对现实人生的思考和设计。如果说现实的男人已经被声色名利所异化为非人了的话,那么女蜗、水的意象则象征着纯洁、本真的自然人性,这种自然人性并不是个性的泯灭,而是个性的解放与张扬,对这种本真的自然人性的恢复和重建正是贾宝玉毕生的憧憬与追求。我们可以看到,当贾母、王夫人等贾府的当家人入朝随祭老太妃之后,在宝玉的生日宴会上。大家“呼三喝四,喊七叫八,满厅中红飞翠舞,玉动珠摇,真是十分热闹”(第62回);这还不算,宝玉的丫环们又邀请众姑娘到怡红院开夜宴到夜深“四更时分”(第63回)。这可以说是全书最欢快也是贾宝玉最欢快的一个乐章。虽然她们大都是一些女儿们,但随着禁锢的消除和解放,从她们心灵的深渊里,也冉冉地升腾起带着沉醉与狂酣之态的酒神精神。什么礼仪,什么清规,什么戒律通通被她们置诸脑后,所有的只是万众融为一体的个性的自由解放与尽情发挥。

然而贾母和王夫人离家的时间毕竟是稀少的,更多的是严厉的管束与因循的陈规。这种管束和陈规不仅压抑了这些女儿们的个性,而且毒害了她们的心灵,从而使贾宝玉关于女儿清净洁白的憧憬成为幻想。现实中待字闺阁的女儿虽然由于还未直接参与实际的世俗事务而相对单纯一些,但是主宰着整个社会存在的男性文化却无时不刻地包围着她们,穿透着她们,诱惑着她们接受男性文化的标记。在贾宝玉周围,即使如薛宝钗、史湘云这样禀赋“天地钟灵毓秀之德”的“清净洁白”的女子,也感染了“钓名沽誉”的“国贼禄鬼”之余毒。因而贾宝玉与这些女戏子也难以达到心灵的真正沟通和交流。这种隔膜同样的源于贾宝玉对人异化为非人状态的发现与思考。

在贾宝玉的孤独寂寞中,他身边的女孩子只有林黛玉理解他,也正是这种理解铸就了他们生死不渝的爱情。如前所述,贾宝玉在小时候便已经品尝到与林黛玉分离的寂寞,而随着年轮的推移更加深了他们之间心灵的相知与感应,比如对贾宝玉喜欢“偷着吃人嘴里擦的胭脂”的毛病,袭人是以自己回家来要挟宝玉改正,而林黛玉则是一面“用自己的绢子替他擦了”,一面“匝着嘴儿说道:‘你又干这些事了。——干也罢了,必定还要带出幌子来,就是舅舅看不见,别人看见了,又当作奇怪新鲜话儿去学舌讨好儿,吹到舅舅耳朵里,大家又该不得心净了。’”(第19回)虽是责备,但责备里包含着同情与理解。又如当贾宝玉被父亲教训痛打后,宝钗来看他说:“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于有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虽然关切,落脚点却在责备。而林黛玉则是“两个眼睛肿得桃儿一般,满面泪光”,“虽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这等无声之泣,气噎喉堵,更觉厉害。……心中提起万句言词,要说时却不能说得半句。半天,方抽抽噎噎的道,‘你可都改了罢!’”虽是劝告,却落脚于与贾宝玉命运遭际的深切共鸣。而贾宝玉更是充分信赖林妹妹,把她引为唯一的知已。第23回贾宝玉偷看“邪书僻传”的《会真记》被林黛玉撞见,贾宝玉却放心地说:“妹妹,要论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别告诉人。真是好文章,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果然林黛玉接过一看,便“越看越爱,不顿饭时,已看了好几出了,但觉词句警人,余香满口。一面看了,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正是这种共同的志趣和追求使他们心灵更加接近和亲密。第32回贾宝玉更是当着花袭人的面批评史湘云说仕途经济之类“混帐话”,赞扬林黛玉从来不说“这些混帐话”。实际上,林黛玉的前身“绛珠仙草”便是贾宝前身“神瑛侍者”的亲密伴侣,现实的林黛玉更是贾宝玉所向往的“水”的女性意象的化身。林黛玉爱“洁”,不仅把贾宝玉送她的北静王的串珠斥为“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这东西”,遂掷还不取。而且她把这“洁”——即保持她人格的纯洁与尊严——奉为她人生的终旨和毕生的追求。她不但在葬花词中以桃花来寄寓自已的人生理想——“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而且把理想转化为她自己人生的真实写照。虽然她身子虚弱,需吃燕窝,但自己毕竟是寄人篱下的外家人,故想吃,也绝不能去要(第45回)。虽然她与贾宝玉真心相爱,并在潜意识梦境里向贾母求助(第82回),但她绝不将这梦想变为现实。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即使她去求助贾母,贾母也不会成全她的心愿(梦境已经暗示),而且还会贬损她的人格尊严。她唯一所有的就是这“洁”,因而她必须保持这唯一的资本。林黛玉是多泪的,这泪也正表示出她这弱女子对丑恶现实的抗争和对人世污淖的冲洗。例如在贾宝玉被父亲痛打后,她在宝玉赠她的手帕上题诗道:

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更向谁?

尺幅鲛绡劳惠赠,为君那得不伤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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