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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评王国维关于唐五代词的研究

【内容提要】
国维关于唐五代词的研究用功甚深,其《人间词话》的许多词学观念是以唐五代词的批评与鉴赏为基础而形成的。他整理唐五代词存在疏失之处,但确定词人的范围则是严格的;他对唐五代词人的批评表现出错误的艺术见解和审美的偏见;他晚年对敦煌曲子词的认识表现了精辟的学术创见。这是我们回顾近百年词学的成就时不应忽略的。
 
【关键词】 王国维;唐五代词;声诗;敦煌曲子词

  当我们回顾近百年词学的发展时,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词学成就受到高度的评价。他曾尝试建立词学的理论体系,创立新的观念,表示了极深刻的见解;其意义大大超越了词学的范围。在王国维研治词学的过程中,唐五代词是他用功最多的,而且对其理论与创作的影响很大,甚至是其词学理论形成的基础。王国维自1904年因治学的困惑遂以作词自慰,这成为他由研究哲学转向文学的契机。他的《人间词甲稿》刊行于1906年,《人间词乙稿》刊行于1907年。樊志厚《人间词序》云:“静庵之为词,真能以意境胜。夫古今人词之以意胜者莫若欧阳公,以境胜者莫若秦少游,至意境两深,则惟太白、后主、正中数人足以当之。……故君(王国维)所得于天者独深,抑岂非致力于意境之效也。”在《人间词序》里表述了王国维的基本词学观点和对唐五代词的偏爱。这时他实际上对唐五代词已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了。因《人间词》在艺术上的成功,使王国维对词学发生浓厚的兴趣。1908年夏季,他广泛地阅读词籍,完成了《词录》。他说:
  长夏苦热,不耐深沉之思,偶得仁和吴昌绶伯苑所作《宋金元现存词目》,叹其搜罗之勤,因思仿朱竹姹《经义考》之例,存佚并录,勒为一书。搜录考订,月余而成,聊用消夏,不足云著述也。(《词录序例》)
  同时王国维完成了《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此年十一月《人间词话》于《国粹学报》开始分三期发表。关于唐五代词的研究,王国维又于1909年完成《校补南唐二主词跋》,1910年完成《花间集跋》和《尊前集跋》,此外还写有《<望江南>(菩萨蛮)风行之速》、《李后主词文因书以传》等札记。在王国维整个词学研究中,唐五代词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唐五代词的研究在现代词学中是较薄弱的环节,存在许多争议的问题,尤其是词史的线索非常模糊。这些方面,王国维曾作过探索。他的某些失误与偏见值得我们重新认识,而某些创见与精思至今仍对我们有启发的意义。
  《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收录李璟、李煜、温庭筠、皇甫松、韩偓、和凝、韦庄、薛昭蕴、牛峤、牛希济、毛文锡、魏承班、尹鹗、李珣、顾复、鹿虔宸、欧阳炯、毛熙震、阎选、张泌和孙光宪词。它们是王国维从《花间集》、《尊前集》和《全唐诗》等文献辑录的,为词学史上第一部唐五代词的丛编。关于各家词的整理辑录情况,王国维在《词录》里有简要的说明。五代南唐的一位重要词人冯延巳的《阳春集》因有王鹏运四印斋的补辑本,故不必重辑。这样在王国维看来,唐五代词人包括冯延巳在内应为二十二家。晚唐词人温庭筠和皇甫松之前,尚有一些词人如李白、白居易、刘禹锡等,王国维为什么不辑录他们的词?这留下了一个疑问,似乎含蕴着一种对词史的见解。中国第一部词总集应是《尊前集》,它早于后蜀广政三年(940)赵崇祚编的《花间集》,如宋季词学家张炎说:“粤自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短句,至唐人则有《尊前》、《花间集》。”(《词源·序》)《尊前集》约在五代战乱中散佚,我们现在见到的明代万历十年(1582)顾梧芳刊本,已非唐人旧编;其中收录李白词十二首,刘禹锡词三十八首,白居易词二十六首。清初词学家朱彝尊曾以为明刊本《尊前集》是出自宋初人重编的。然而它却在词史上产生过以假乱真的巨大影响,致使历史的线索迷乱。王国维同意朱彝尊的意见并作了进一步的论证:
  毛氏(晋)《词苑英华》重刊此本(顾本)跋曰:“雍熙间(984—987)有集唐末五代词命名《家宴》,为其可以侑觞也。又有名《尊前集》者,殆亦类此,惜其本不传。嘉禾顾梧芳采录名篇,厘为二卷,仍其旧名。”云云。则毛氏亦以为梧芳自编也。唯朱竹垞《曝书亭集》跋此本则云:“康熙辛酉(1681)冬余留白下,有持吴文定公手抄本告售。书法精楷,卷首识以私印。取刊本勘之,词人之先后,文章之次第,靡有不同。始知是集为宋初人编集。”《四库总目》亦采其说,而颇以其名不见宋人书目为疑。余按《碧鸡漫志》“清平乐”、“麦秀两岐”二条下均引《尊前集》。《直斋书录解题》“阳春集”条下引崔公度序云“《花间》、《尊前》往往谬其姓氏”。则宋人固有此书矣。
  王国维断定今所传之《尊前集》并非顾梧芳所编,亦非唐人旧编。这样集内收录的李白、刘禹锡和白居易的词便值得怀疑了。《尊前集》既然在宋初已不存,则今存之第一部词总集应是《花间集》了。赵崇祚在后蜀的官品极高,而且精通儒学、小学和文学,当其编集唐以来词人作品时是与词人欧阳炯等讨论过的:“广会众宾,时延佳论。”(《花间集序》)此集的性质是“近来诗客曲子词”,所收录的词人十八家,依时代先后顺序排列,最早的是晚唐的温庭筠、皇甫松和韦庄。这表现编者已具有真正的和成熟的词体观念,而且暗示了词史是从温庭筠开始的,所以不收李白、刘禹锡和白居易的作品。王国维经过对《尊前集》的考辨,否定了它在词史上的正统地位,从而接受了《花间集》的观念,所以《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全收《花间集》的十八家,加上南唐二主和韩倔。王国维在《词录》里首列的词集是温庭筠的《金荃集》,而在《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首列的是南唐二主词,这是由于受尊崇帝王的封建思想的影响所致。
  我们如果将王国维关于唐五代词的整理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则可见到其整理的时间很短,而且是较为粗疏的,这表现在:
  (一)辑录的词集因求全而滥收。王国维既然断定《尊前集》非唐人旧编,但在《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里全收该集所录之有关词人的作品,而《全唐诗》附录之词作更为杂乱,亦以之作为参考。因此辑的二十一家词实为《花间集》、《尊前集》和《全唐诗》附录之汇编而已,并无选择与考订。例如《毛司徒(文锡)词》一卷,王国维著录云:“其词《花间集》录三十一首,余复从《全唐诗》补《巫山一段云》一阕,录为一卷。而《全唐诗》所增五代人词均出《尊前集》,以下仿此。”又如皇甫松词,《花间集》收十二首,王国维又从《尊前集》和《全唐诗》辑出十首,共为二十二首。这样所辑的诸家词中混入了不少来历不明的作品。王国维辑的《香奁词》一卷,所收韩偓的作品更为杂乱。韩偓的词,《花间集》未收,《尊前集》收“浣溪沙”二首,《全唐诗》卷八九一收《生查子》二首、《浣溪沙》二首。王国维从“《香奁集》中之近似长短句者尚若干阕”共辑得十三首,而其中真正是韩偓词的仅《浣溪沙》二首。
  (二)词与声诗混杂。唐代燕乐曲流行时,它的歌辞形式既有长短句的词体,也有齐言的声诗。凡绝句诗人乐歌唱的是为声诗;有的诗人以燕乐曲为题如《浪淘沙》、《凤归云》、《雨霖铃》而作的绝句诗;有的是乐工或歌妓选取唐诗绝句名篇,改换题目人乐歌唱的,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改为《渭城曲》,王之涣的《出塞》改为《梁州歌》。在《花间集》里误收的声诗有《竹枝》、《杨柳枝》、《采莲子》、《浪淘沙》、《渔父》、《八拍蛮》等三十二首,占全集的百分之六。《尊前集》误收声诗一一三首,占全集的百分之四十。这是后世编唐五代词和制订词谱时最感为难的问题:是否将这些声诗作为词体?王国维无法避开此问题,以为:“唐人诗词尚未分界,故《调笑》、《三台》、《忆江南》诸词皆入诗集,不独《竹枝》、《柳枝》、《浪淘沙》诸词本系七言绝句也。”(《词录》)唐人诗词未分界是词体尚未成为独立的文学样式时的现象,但后世编词集则应区分这两种文学样式。王国维已能区分二者的界域,可惜却在《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里混入大量声诗,如皇甫松《檀栾子词》里混入声诗有《浪淘沙》二首、《杨柳枝》二首、《采莲子》二首、《竹枝》六首、《怨回纥》二首;和凝的《红叶稿》里混入《柳枝》三首、《渔父》一首、《解红》一首;孙光宪的《孙中丞词》混入《八拍蛮》一首、《竹枝》二首、《杨柳枝》四首。因此其体例是不纯的。
  (三)对互见的作品疏于考证。唐五代词人作品存在互见情形,王国维对此作了一些清理,例如《柳枝》,“万枝枯槁怨亡隋”一首,旧传为和凝词,经订正为孙光宪词;张泌《江城子》二首和韦庄《应天长》一首皆又见于冯延巳的《阳春集》,则采取两存的方法处理。然而如《词林万选》卷四所收《生查子》三首,其中“裙拖簇石榴”一首为宋人韩玉词,“轻轻制舞衣”一首为晏几道词;《尊前集》收欧阳炯《春光好》一首实为和凝词:这些皆因王国维疏于考证而误收了。
  王国维是治学谨严的学者,其《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出现以上疏失的情形是很令人惋惜的;这因他在月余的时间草率成编所致。虽然如此,但此辑的总体构想所体现的颇为成熟的词史观念,与后来林大椿等诸家编的唐五代词集相比较,王国维在确定词人的范围方面是更为合理的。
  自1908年秋,王国维转向词学研究,数月之后完成了《人间词话》。它在近代词学和文学理论批评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因其引入了新的观念,以此建立了从艺术本质、创作方法到文学批评的理论体系,实现了中西化合的理想。然而这部词学理论批评著作是采取传统的词活形式,具有感悟的批评特色,而且含有强烈的艺术偏见。王国维对唐五代词的鉴赏与批评是其理论的基础。
  关于唐五代词在词史上的重要地位,王国维是从文体演进论予以充分肯定的。他说:
  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
  觳永表述这一观点说:“凡一种文学其发展之历程必有三时期。(一)为原始时期,(二)为黄金时期,(三)为衰败时期。此准诸世界而同者。原始时期率而真,黄金时期真而工,衰败时期工而不真。故以工论文学未有不推崇第二期及第三期者,以真论文学未有不推崇第一期及第二期者。先生夺第三期之文学价值而予之第一期。”唐五代词即是词史上的第一期,它是“率而真”的,甚投合王国维的审美趣味,故特别推崇它。北宋词为第二期,南宋词为第三期。王国维认为:“诗至中唐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欧阳修)、少游(秦观)者,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这是以情感的率真为标准而肯定五代和北宋词的,因它们尚未成为应酬的工具。如果与后来的明词比较也是如此,王国维说:“唐五代北宋之词,可谓生香真色。若云间诸公则采花耳。湘真(陈子龙)且然,况其次也者乎?”这以为明末云间(上海)词人陈子龙、李雯、宋徵舆等的作品虽然工致,亦不能与唐五代北宋词相比,因它们如同采花一样缺乏真实的艺术特色。王国维又将唐五代北宋词与南宋词比较说:“唐五代北宋之词家,倡优也;南宋后之词家,俗子也。二者其失相等,但词人之词,宁失之倡优,不失之俗子,以俗子之可厌较倡优为甚故也。”这种比喻是很笨拙的,似以为倡优虽贱尚能用伎艺给人以娱乐,俗子的市侩习气则仅令人感到可厌,但倡优又何尝无市侩习气呢?我们且不评论词史发展各阶段的优劣,显然可见王国维的评价在方法上具有主观随意和空洞的特点。这与清代周济、陈廷焯、刘熙载和冯煦的词论比较是缺乏理性阐释的,表现出对南宋及后世词未深入研究而简单否定的态度。比如凡“真”的作品皆是艺术的高境吗?南宋词中竟没有“真”的作品吗?我们若读《花间集》是会发现其中许多应歌之作是内容贫乏而艺术平庸的,例如牛峤的“须作一生拼,尽君今日欢”(《菩萨蛮》),顾复的“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诉衷情》),它们甚至为王国维所激赏,以为是“作情语而绝妙者”。这是因其情感的真率自然,但词的品格和境界却是低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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