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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红学考证派的奠基人(一)
 编者按:风雷激荡的=十世纪上半叶,灾难深重的中国在学术领域却异彩纷呈,并最终完成了由传统到近代又到现代的学术转型。红学领域则更是出现了“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局面。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俞平伯、顾颉刚、茅盾、鲁迅、王昆仑等文化名人对《红楼梦》的垂青,为红学最终成为显学做出了巨大贡献。时至今日,红学研究虽然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这些文化大师们对后世所造成的影响却依然不容忽视,为了更好地回顾并反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红学研究,本刊特辟此专栏,通过对数位有代表性的文化名人在红学研究方面的系统梳理,以期管中窥豹,略见当时红学研究之一斑。
    中国历史上的1921年,将永远是一个令人无法忘怀的年份。而对于胡适本人而言,则是他在人生道路和事业道路上的再度辉煌。这一年,《红楼梦考证》初稿和修订稿的相继问世,不仅确立了胡适在中国红学史上的地位,而且也将《红楼梦》的研究,纳入了一个相对科学的轨道。时至今日,虽然他的许多观点都受到了人们的质疑,但其新红学考证派创始人的地位,却是永远难以动摇的。
  
  新红学考证派产生的主客观原因
  
  从现存有关史料来看,年轻时的胡适并不认为《红楼梦》的作者就是曹雪芹,而他在解读《红楼梦》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索隐倾向。在宋广波的《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中,收录了胡适的一则札记。开篇伊始,胡适便开门见山地说:“《石头记》著者不知何人,然决非曹雪芹也。”口气相当决断。其主要理由是:“第六十九回评有云‘作者无名氏,但云胡老明公而已。’今遍阅今本,乃不见此四字,可见曹雪芹之前,必另有原本作者自署‘胡老明公’,后为雪芹删去。此其证一。即此书开端第一回亦云:‘空空道人改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此其证二。然雪芹之言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其言如此,又能费如许工夫,用如许力气,为《石头记》添毫生色,雪芹实为作者一大知音,然则虽谓此书为雪芹作也可。”在这里,胡适不仅认为《石头记》有一个所谓的“原本”,其作者应是“胡老明公”,而曹雪芹只不过是一个“披阅增删者”而已。
  那么,这位《石头记》的所谓原作者“胡老明公”又是什么人呢?胡适在该札记的第三条中做了回答:“《石头记》作者虽不知何人,然似系满洲人所作,何则?作者既为宝玉,而书中之宝玉实为满人,此阅者所共认者也。且六十九回评云,作者自署‘胡老明公’,‘胡老明公’云者,犹言‘胡儿中之明眼人也’,则自承其为胡人矣。”不仅将作者与书中人物贾宝玉混为一谈,而且还将“胡老明公”解作“胡儿中之明眼人”,真正将“自叙传说”的观点与索隐派的方法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这种索隐的倾向,在该札记的第四、第五条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认为:“《石头记》一书,为满洲人而作也。”“书中写一焦大,大快人意。焦大者,骄大也。此必开国大功臣,如吴三桂洪承畴之伦。”“第七十四回探春之言曰:‘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家杀进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此一节,可作一篇明史论读。作者深慨明室之亡,故作此极伤心之语,盖亦针对满清而发也。”“全书以仁清巷起,以仁清巷收,亦可见其为满清作也。”“《石头记》家庭小说也,社会小说也,而实则一部大政治小说也,故曰政,曰王,曰赦,曰礼。为政而权操于内,故其妇曰王,其侄亦曰王。外赦而内刑,言不相孚也。史之为言已成陈迹也,李之为言礼也、理也。刑足以破家,即足以亡国,作者之意深矣。非礼与理,其孰能善其终哉!”这样的论证方法,与传统的素隐派实在没有多大的差别。
  胡适认为《红楼梦》乃是作者“自叙”的观点,不仅由来已久,而且也是一以贯之的。该札记中的第二条即认为:“《石头记》之作者即贾宝玉,贾宝玉即作者之托名也。《石头记》开卷第一回便说:‘作者自云曾经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夫日假宝玉,则石而已。石头所自记,故曰《石头记》;石头所自记,即假宝玉所自记也。”此处又将作者与书中人物贾宝玉视为一人。自此以后,胡适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只不过后来肯定了《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而非什么“胡老明公”。但对《红楼梦》乃是作者“自叙传”的说法,却越来越坚信不疑。
  不过,1921年,当胡适在搜集爬梳大量有关史料的基础上,在思维方式得到彻底改变的前提下,他虽然更加坚定了《红楼梦》乃曹雪芹自叙的看法,但却终于彻底抛弃了索隐派的猜谜方法,从而为新红学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奠基之作《红楼梦考证》的问世,也是由一系列主客观条件所促成的。
  1917年9月,自美国归来的“文学革命先锋”胡适,在陈独秀的极力推荐下,被蔡元培聘到了北京大学。但当他与陈独秀、钱玄同等人共同点燃的“文学革命”的烈火正在熊熊燃烧之时,胡适却一头钻进了故纸堆中,开始了“整理国故”的系统工程。对此,当时就有许多人表示困惑,而在后来一次又一次的“批胡”运动中,许多人也往往以此作为批判胡适的借口。殊不知,胡适的“整理国故”,正是他所倡导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他的“文学革命”理论,本来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他的“文学革命”的原动力,就来源于宋元明清以来的白话文学;他的“整理国故”,主要便是整理中国的白话文学,当然主要是戏曲和小说。他要利用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蓄水池”,为“文艺复兴运动”这条“奔流不息的大河”,提供永不枯竭的水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胡适的“整理国故”,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其唯一的也是最终的目的,便是要推动自己所倡导的“文艺复兴运动”继续深入并向前发展。
  基于这样一种目的,自1920年开始,胡适与颇有远见的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原放合作,开始了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系统整理”工作。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系统工程”,他们立下了三条在中国出版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整理原则:一、本文中一定要用标点符号;二、正文一定要分节分段;三、正文之前一定要有一篇对该书历史的导言。前二项工作由亚东图书馆来做,后一项任务则由胡适具体负责。正因这一明智而又非同寻常的举动,才为《红楼梦考证》一文的问世,创造了必然的客观条件。毫无疑问,若非亚东图书馆要系统地整理出版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若无胡适和汪原放等人的密切合作,胡适对于一系列白话小说的考证,将缺乏最起码的原动力。
  其次,此时索隐派红学的甚嚣尘上,尤其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撰写的《石头记索隐》一书的出版,客观上也为胡适下决心撰写《红楼梦考证》一文,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众所周知,自《红楼梦》问世以来,一些总把小说当历史看待的索隐者们,便利用谐音、拆字等等猜谜方法,去索解小说背后所“隐去”的“真事”。结果乱纷纷你猜我素,竟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红学“素隐派”。什么“张侯家事说”、“和砷家事说”、“傅恒家事说”、“明珠家事说”等等,不一而足。有清以来直至乾隆年间曾经较有影响的贵族之家,几乎都被好事者们从《红楼梦》的背后“索解”了出来。
  1911年的辛亥革命,彻底摧垮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传播清官的野史轶闻,成为20世纪初期的时代风尚。在这风云变幻的特殊时代,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以及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等三部自成体系的素隐派红学专著相继问世,将索隐派红学推向了高潮。
  如果说,上举三部有影响的红学索隐派著作的相继问世,在客观上对于《红楼梦》的普及曾经起过一定作用的话,那么,它们的另一功绩,便是直接引发了胡适研究《红楼梦》的极大兴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若非索隐派在社会上造成的巨大影响,胡适也许不会对《红楼梦》的研究倾注那么多的精力。
  有了上述几大客观条件,胡适便利用北京国立学校“索薪罢课”的充裕时间,撰写了“新红学派”的 奠基之作——《红楼梦考证》初稿,对盛极一时的索隐派红学著作,予以迎头痛击。
  
  对索隐派红学的迎头痛击
  
  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是中国红学史上第一部自成体系的索隐派红学专著。1914年,该书卷前的《(红楼梦>索隐提要》,曾在《中华小说界》第1年的6、7两期连载。1916年9月,又由上海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因索隐文字与《红楼梦》小说原文一同出版,因而全书共分20卷,分订10册。书前另有彩色《清世祖五台山入定真相》1幅,以及署名“悟真道人”所作《序》《例言》《<红楼梦>索隐》等。其分回分段之索隐,则采取了传统的评点形式,夹写在120回有关段落的正文之下。该书所赖以立论的全部基础,是清末民初流行于民间的两大传说:一是所谓清初四大疑案之一的“顺治出家”的传说;二是秦淮名妓董小宛入宫为妃并改姓董鄂氏的传说。该书认为:《红楼梦》一书乃“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子也。相传世祖临宇十八年,实未崩殂,因所眷恋董鄂妃卒,悼伤过甚,遁迹五台不返。当时讳言其事,故为发丧。”至于董鄂妃,则实是“以汉人冒满姓”,“因汉人无入选之例,故伪称内大臣鄂硕女,姓董鄂氏。若妃之为满人也者,实则人皆知为秦淮名妓董小宛也。小宛侍如皋辟疆冒公子襄九年,雅相爱重。适大兵南下,辟疆举室避兵于浙之盐官。小宛艳名夙炽,为豫王所闻,意在必得,辟疆几濒于危。小宛知不免,乃以计全辟疆使归,身随王北行。后经世祖纳之宫中,宠之专房,废后立后时,意在本妃,皇太后以妃出身贱,持不可,诸王亦尼之,遂不得为后。封贵妃,颁恩赦,旷典也。妃不得志,乃怏怏死。世祖痛妃切,至落发为僧,去之五台不返。诚千古未有之奇事。史不敢书,此《红楼梦》一书所由作也。”
  王、沈所说的这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又随附着动人的爱情小说《红楼梦》,其大行于天下,自是必然之事。只可惜这个子虚乌有的“爱情故事”,根本就经不住历史史料的检验。在《红楼梦考证》一文中,胡适首先利用著名史学家孟森的《董小宛考》一文,彻底推垮了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的立论基础:“孟先生在这篇《董小宛考》里证明董小宛生于明天启四年甲子,故清世祖生时,小宛已十五岁了;顺治元年,世祖方七岁,小宛已二十一岁了;顺治八年正月二日,小宛死,年二十八岁,而清世祖那时还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子。小宛比清世祖年长一倍,断无入宫邀宠之理。”
  既然历史上并无董小宛与顺治皇帝的爱情故事,那么王梦阮、沈瓶庵赖以立论的基础也就彻底崩塌了。至于清世祖是否出家去了五台山,因无现成的史料,胡适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查阅这些史料,因而他也就弃而不顾了。不过,纯粹引用别人的文章,似乎还缺乏应有的分量。于是胡适便又在引用《董小宛考》一文的基础上,选择了“孟先生都不及指摘出来”的《红楼梦索隐》中的一些“绝无道理的附会”,与史料相印证,进行了必要辩驳:“(一)第十六回明说二三十年前‘太祖皇帝’南巡时的几次接驾;赵嬷嬷年长,故‘亲眼看见’。我们如何能指定前者为康熙时的南巡而后者为乾隆时的南巡呢?(二)康熙帝二次南巡在二十八年(西历一六八九),到四十二年曹寅才做两准巡盐御史。《索隐》说康熙帝二次南巡驻跸曹寅盐院署,是错的。(三)《索隐》说康熙帝二次南巡时,‘曹雪芹以童年召对’;又说雪芹成书在嘉庆时。嘉庆元年(西历一七九六),上距康熙二十八年,已隔百零七年了。曹雪芹成书时,他可不是一百二三十岁了吗?(四)《索隐》说《红楼梦》成书在乾嘉时代,又说是在嘉庆时所作:这一说最谬。《红楼梦》在乾隆时已风行,有当时版本可证。(详考见后文)况且袁枚在《随园诗话》里曾提起曹雪芹的《红楼梦》;袁枚死于嘉庆二年,诗话之作更早的多,如何能提到嘉庆时所作的《红楼梦》呢?”
 在利用孟森和自己的研究成果有力驳斥了《红楼梦素隐》的谬说之后,胡适又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自己的上司——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
  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初版于1917年。在这部最有代表性的素隐派红学专著中,蔡元培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的观点:“《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实际上,在我们上引胡适的那则札记中,他也认为《红楼梦》“实则一部大政治小说也”。而早在无名氏的《乘光舍笔记》中,就已提出“《红楼梦》为政治小说”的观点。蔡元培由此受到启发,在继承并发挥了清人陈康祺、徐柳泉等人的“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等说法的同时,又舍弃了他们的“明珠家事说”,并将《红楼梦》的寓意扩大为康熙朝的政治小说。
  然而,衡量一部著作,问题并不仅仅看它提出一种什么样的观点,更重要的是要看是否有无确凿可靠的证据支撑其观点,以及能否利用史料对自己的观点进行科学的论证,亦即胡适所谓的“有证据的探讨”。平心而论,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在“引书之多和用心之勤方面”,在红学史上堪称前无古人。其最大的弊病,便是在具体的论证时仍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牵强附会的泥沼。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胡适在对《石头记索隐》进行批驳时,并没有像反驳《红楼梦索隐》那样从立论基础上予以推破,而是更加注重从论证方法上入手。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蔡先生这么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假使做《红楼梦》的人当日真个用王熙凤来影余国柱,真个想着‘王即柱字偏旁之省,圜字俗写作国,故熙凤之夫日琏,言二王字相连也,’——假使他真如此想,他岂不成了一个大笨伯了吗?”“假使《红楼梦》真是一串这么样的笨谜,那就真不值得猜了!”
  在早期红学索隐派诸说中,“明珠家事说”不仅出现最早影响最大,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是最长的。至清末民初索隐派红学达到极盛时期,此说仍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在《红楼梦考证》中,胡适对刚刚出版的《红楼梦释真》未予理睬,却将“明珠家事说”列为索隐诸说中的第三派而予以痛击:“(一)纳兰成德生于顺治十一年(西历一六五四),死于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年三十一岁。他死时,他的父亲明珠正在极盛的时代(大学士加太子太傅,不久又晋太子太师),我们如何可说那眼见贾府兴亡的宝玉是指他呢?(二)俞樾引乾隆五十一年上谕说成德中举人时止十五岁,其实连那上谕都是错的。成德生于顺治十一年;康熙壬子,他中举人时,年十八;明年癸丑,他中进士,年十九。徐谦学做的《墓志铭》与韩菼做的《神道碑》,都如此说。”“无论如何,我们不可用宝玉中举的年岁来附会成德。若宝玉中举的年岁可以附会成德,我们也可以用成德中进士和殿试的年岁来证明宝玉不是成德了!”“(三)至于钱先生说的纳兰成德的夫人即是黛玉,似乎更不能成立。成德原配卢氏,为两广总督兴祖之女,续配官氏,生二子一女。卢氏早死,故《饮水词》中有几首悼亡的词。钱先生引他的悼亡词来附会黛玉,其实这种悼亡的诗词,在中国旧文学里,何止几千首?况且大都是千篇一律的东西。若几首悼亡词可以附会林黛玉,林黛玉真要成‘人尽可夫’了!(四)至于徐柳泉说的大观园里十二金钗都是纳兰成德所奉为上客的一班名士,这种附会法与《石头记素隐》的方法有同样的危险。即如徐柳泉说妙玉影姜宸英,那么,黛玉何以不可附会姜宸英?晴雯何以不可附会姜宸英?又如他说宝钗影高士奇,那么,袭人也可以影高士奇了,凤姐更可以影高士奇了。”
  最后,胡适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举这些例的用意是要说明这种附会完全是主观的,任意的,最靠不住的,最无益的。”并引用钱静方的话说:“要之,《红楼》一书,空中楼阁。作者第由其兴会所至,随手拈来,初无成意。即或有心影射,亦不过若即若离,轻描淡写,如画师所绘之百像图,类似者固多,苟细按之,终觉貌是而神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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