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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与文化转型
[提要]

本文通过对张西平新著的评论来发挥作者本人有关中西文化传播与文化转型的见解。作者指出张著的最大特色在于使用双向互动与文化转型的眼光来描写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为学术界提供了一幅较为完整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全景图,并且指明了该阶段中西文化交流具有平等交流的性质,由此可以对以往研究倾向起纠偏作用。

作者在文中指出:按照文化传播学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取代弱势文化,对这一观点的认同使得许多学者认为任何文化交流不可能真正地具有平等性质,并推定文化传播必然导致文化冲突,真正的会通与融合是不可能的;但若承认历史上曾有过平等的文化交流,那么“水往低处流”就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铁定规律,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也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通则。

作者在文中还指出:在文化系统中,宗教与哲学同处于精神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宗教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华学人应当抱着攀登世界巅峰的崇高理想,抱着平稳的心态去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

[关键词]中西文化、双向交流、文化互动转型论、绝对冲突论、绝对融合论

若干年前,笔者出于研究需要,由希腊罗马哲学和早期基督教思想研究步入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并且提出了一个解释文化传播规律的名为“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理论框架。近年来虽然出于学科建设需要,又将主要精力投向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哲学,但对中西文化交流史一类的作品总是恋恋不舍,只要有可能,总是找来细读。近来读到张西平先生的新著《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年),引发了一连串的联想,下述文字就是对张著的评价以及若干批评意见。

一、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复苏以来,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张西平先生对这一学术热点产生的动因分析得很准。他说:“无论是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在西方学术界,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都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在社会转型中中国文化的重建,以及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所造成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互动,都使得人们必须重新思考19世纪以来所留给我们的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峙的文化解释模式,必须重新思考今天的世界体系理论,这样,人们的眼光自然转向明末清初,必然关注大航海以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与中西文化的交流,因为这里才是世界近代的起点,这里蕴藏着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冲突与互动的全部秘密。”可见,学者们的研究动机有个人的学术兴趣在起作用,但决非与现实毫无关联。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外学者通过深入研究,发表了众多的学术论著,然而在笔者看来,唯有张著可以说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较为完整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这样说,并非抹杀该时期其他相关论著的成绩与作用,而仅仅是说,该书的取材和编排不仅注意到了“西学东渐”,而且也注意到“东学西传”,并在结论中点明了该阶段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是“中西文化双向互动”,具有平等交流和对话的性质。而我们知道,这种观点或相类似的看法在以住不仅不能被绝大部分中国学者所承认或接受,而且也不为多数外国学者所接受。

以中国学术界熟悉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为例。他对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极为重视,认为明末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发生在1600年前后的一件极为有趣的事,因为这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发展的伟大文明第一次真正的接触。”然而他的研究着重探讨西学东渐以后在中国引起的文化冲突。早在1976年,他在《16-17世纪的中国哲学与基督教之比较》一文中就指出,晚明时际欧洲和中国的精神世界“彼此完全不同”,当时的中国哲学与欧洲人的哲学传统有“重大差异”,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把基督教传入了中国,然而“如果说基督教与当时的儒教思潮相吻合是表面现象,那么它们之间的分歧则是根本性的”。这一观点到他1985年发表《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一书时被发挥到了顶点。他对当时中国人在接触天主教义以后的反应作了详尽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说:“不管怎样,中国人的智能传统、思维模式和世界观都显然不同于欧洲人。这些差异结合中国的社会组织和政治传统,对基督教化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读了谢和耐先生的结论,禁不住使人联想起斯宾格勒的观点:“两种不同文化的人,各自存在于自己精神的孤寂中,被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渊隔开了。”

中国学者也一样。在近年出版的一本研究晚明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中,一位青年作者说:“对于晚明社会中人,基督教的传入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他们所能看到和所能处理的新文化只能是由传教士陈列于他们面前的内容,换言之,他们只能通过窗口点菜,而不可能进入厨房自烧。”

总之,在这些学者眼中,这场文化传播从方向上来说是单向的,即由西向东,是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向东方、向中国的传播;西方人在这场传播中是积极主动的,乃至于抱有侵略野心,而中国人则完全是消极被动的,毫无自主性可言;就传播结果而言,西方文化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而中国文化受到冲击,无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可言。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眼光看,他们的单向性思维使他们夸大这场文化传播中发生的文化冲突,并将基督教传播失败的原因最终归结为两种文化的异质性。

张西平的著作可以对上述学术立场与观点起一个纠偏、矫正的作用。无论是否同意张著的最后结论,只要认真读了作者所提供的大量材料,学者们都必须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而只有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

借此机会,我想再次重申一下本人阐述过的“文化互动转型论”的一条基本立场:“跨文化的文化传播具有双向性,而非单向性的输出或输入。各种文化自组织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扩张和相互接触,会有文化输出与输入的现象发生。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可以维系和强化该文化系统,但不会引起它的质变和型变,而不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则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社会借取文化要素并把它们溶合进自己的文化之中的过程就叫做传播。文化互动转型论承认文化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但它认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双向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交流的双方相互影响,在许多场合下很难分出谁是纯粹主动的传播者,谁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区分在文化融合阶段是相对的,两种文化的关系及其自身价值要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方能得到充分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在双向性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

要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者必须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多维的研究向度。如果研究者受自身文化、教育背景的局限,或囿于民族主义的情结,那就很难完整、客观地考察中西文化交流史。透过上个世纪中国学者在该研究领域中的绝大多数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主义情结,并为之而感动。这类情感的表达在二十世纪的许多时间里可以视为一种正当的反映,然而在迈进新世纪之后,当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这种情结处理不当,就会阻碍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中西文化的关系,并且极易使我们在自卑与自傲之间徘徊,不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全球一体化的态势。在这个意义上,张西平这本著作的出版可以帮助我们注意到过去被中国学术界较为忽视的“东学西传”,也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晚清知识分子因山河破碎所造成的在中西文化关系上的焦虑之感”,摆脱“后来五四精英们的那种紧张感”,矫正“五四时期的那种东西方的二分法、非此即彼的文化态度”。“在中国已被卷入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今天,在现代化已成为我们大部分现实生活的今天,19世纪以来的中国人的‘苦难情结’应该抛去,西方的‘强权霸语’应该结束。晚清以降的东西双方各自形成的‘西方观’和‘中国观’应该重新检讨。”

二、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平等性问题

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有一个难解的症结:平等的交流有无可能?许多研究者认为始于四百年前的这一阶段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不平等的,有些学者虽然认为它在某些方面具有平等的性质,但不敢明确从总体上将之定性为一场平等的交流,而张著明确指出:“那时的东西双方好像处在‘初恋’之中,情人眼中出西施,各自都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学习对方,徐光启把‘泰西’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伏尔泰则时时以孔子弟子自居,对儒学顶礼膜拜。相互的学习,相互的尊重,相互的倾慕,成为那个时代东西方的主要特征。从皇帝开始,康熙学西洋数学,听西洋音乐,让八旗子弟们演几何,学外语,明末清初的学术领袖们如徐光启、顾炎武等人,个个都读西洋之书,谈历学、算学。心学衰,实学兴,与西学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大西洋岸边的路易十四则专门将被传教士带到法国的中国人黄嘉略留在身边,喝中国茶,建中国亭,用中国漆器,看中国皮影戏,一时间‘中国热’遍及欧洲。那是一个会通的时代,尽管有着虚幻,有着矫情,但双方是平等的,心态是平稳的。”提出这一点十分不易,不仅要掌握大量的史料,而且也要有理论上的勇气。

按照文化传播学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取代弱势文化,就像在地球上水往低处流一样。许多学者认为,各种文化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以及文化传播的这种趋势,决定了任何文化交流不可能真正地具有平等性质,进一步就可以推论文化传播必然导致文化冲突,真正的会通与融合是不可能的。张西平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思考文化传播规律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这就是承认平等交流的可能性。有了这个新的起点,“水往低处流”就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铁定的规律,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也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通则。平等的文化交流在历史上存在过,在今后也可能存在,因此要回到平等对话的元点上来,思考和寻求中西文化会通与融合的新途径。这就是张西平这本书的一个理论上的贡献,可以起到端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重要作用。

据笔者把握,许多学者在讨论中西文化交流时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设定为敌对的双方,而又由于西方文化自近代以来所具有的某些优势,因此人们在讨论中注重西方文化向中国的扩展,而忽略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单向性的思维使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退隐幕后,而对这种影响的完全忽略,其直接后果就是促使研究者的民族中心主义情结强化。

笔者这样说,并非认为学术界完全否定了“东学西传”,例如,方豪先生早已指出:“利玛窦实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而欧洲人之开始移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入一般文化之体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亦无不出现于此时。”近年来以论述中国文化对西方影响的著述也有一些,但相对而言,学者们对“西学东渐”的关注还是超过“东学西传”,而我们在上面说过,只有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并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这就是张西平这本著作比其他同类著作高明一些的地方。笔者深信,学者们在本世纪还将继续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在各个时期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有这部分工作也得以完成,我们才有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完整图景。

三、超越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

就作者的基本倾向或最后结论而言,以往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作品大致可以区分为冲突论与融合论,而以冲突论者居多。但张西平的这本书很难简单地加以归类。究其原因,正在于张西平把这场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性质判定为平等的交流,把这一交流的过程判定为双向互动,把最后的交流结果断定为促使参与交流的双方自身文化的更新与转型,只是中国一方的文化更新与转型没有欧洲一方那么明显罢了。笔者基本认同张西平先生的论断,也赞许张著以大量的史料为他的基本判断作了有力的支撑。但也许是由于张著的类型属于史学类专著,因此没有从理论上对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再作探讨和总结。这虽然不是张西平在其著作中预定要完成的任务,但笔者读来仍感到遗憾。因为,在掌握了大量史料并得出上述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张西平先生本来是可以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从理论层面超越以往“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的僵硬对峙,进入文化互动转型的新境界的。

笔者所说的“绝对冲突论”即以往学术界将冲突视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本质特征的观点与立场,而“绝对融合论”即以往学术界视“无差别融合状态”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最终结果的观点与立场。在此我们可以依据文化互动转型论的基本理论来阐明应当如何看待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

文化冲突与对抗是由文化传播与交流活动引发的普遍现象。发生文化冲突与对抗的原因从理论上分析,无非就是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传播目得与手段的正当性、一种文化对异质文化的需要程度,以及对参与交流双方的权益能否得到有效的保障。我们对文化冲突要作具体分析,而不应加以笼统的肯定或否定。从整个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来看,以战争为文化传播通道所引起的文化冲突多于导致讨论和批评的文化冲突。但是,文化冲突带来的不良后果只能用来证明不同类型文化的差异和文化传播手段之不恰当,不能用来证明中西文化不可能会通或融合。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但人们对文化冲突带来的后果和意义的观察与评价则囿于人们的民族文化情结而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文化互动转型论以不同类型文化之差异的缩小来观察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而以自愿接受还是强迫接受为判断文化传播手段之恰当性的标准。以往的中西文化冲突造成过巨大的灾难,但与此同时,它也起着富有成效的积极作用。可以预计,今后的中西文化交流仍将充满冲突,但是,前进的道路无论如何迂回曲折,千磨万劫,但它一定会持续不断地走向一个更加宽敞的新的文化世界。

除了承认文化冲突的必然性以外,我们还必须承认异质文化融合的可能性,这不仅是世界各大文化体系成形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否认世界文化的发展能达到无差别的单一文化状态,亦即绝对的融合。斯宾格勒否定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他认为,每一种文化代表了各自独立的象征系统,这种象征既是在本质上不同的,也是无法相互通融的,它们是自我幽闭的,只是在表象上存在着“交流”、“融合”之类的现象而已。然而,内部结构和外表形状相矛盾只是对融合前后文化的对照观察,忽略了通过杂交产生新型文化这一事实。文化互动转型论不仅要考察文化类型及其根本差异,更要注重文化融合后输出方与接受方各种文化要素的组合、调适,乃至达到和谐,从而比旧文化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中,文化传播曾被用来反对文化宿命论。为了说明文化不会衰亡,学者们就用文化转移来概括文化传播的本质,认为文化传播导致文化不断地由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移,而文化的转移又导致了文化的不断进步。但文化转移论也有缺陷,因为文化类型的转移讲到底是指一种类型被另一种类型所取代,而不是文化的转型。在以往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解说中,两种主张针锋相对,然而,无论是主张以西方文化替代中国文化,还是主张用东方文化主宰未来世界,都是期望以一种文化替代另一种文化,实际上讲的还是文化转移,而没有涉及文化转型。还有一种解说主张中西文化各有所长,混而配之,构造出一种最优的文化形态。但这种解释以混合、取长补短为手段,没有讲到外来文化要素与本有文化要素之冲突和融合所引起的文化型变。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上述文化替代论在要素层次上的变体。

文化互动转型论否认文化宿命,承认文化更新。但它把文化延续的希望不是寄托在文化转移上,而是寄托在文化转型上。它认为文化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是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简单取代,而是通过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调和实施重组,从而产生新型文化。当一个社会处在文化转型时期,从这种社会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各个层面都可以看到这种转型的发生。文化就其核心内容而言,是不能加以简单替换的。但是,通过文化间的相互对话可以拓展文化视野,乃至于在不同文化间形成共同的视野。这种拓展其实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一方面,它通过文化之间的对话来发现自身文化的边界和局限,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对自身文化的重新解释来拓展自身的文化视野。这是一种反复的循环回答。对外来文化的解读,实际上是从本有文化的角度向外来文化发问,而从外来文化中得到的回答,又会促使向自身的文化传统发问,并进一步迫使本有文化以新的方式对外来文化作答,对自身文化作出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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