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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陈云的忧患意识论析

  摘要:晚年陈云的忧患意识主要表现为:忧农业生产不能满足人民生活和国家发展的需要;忧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忧人口增长的压力太大;忧国家科技、教育落后,忧环境污染问题;忧党的执政能力不强。其鲜明的特征是:清醒的危机意识、深切的责任意识、坚定的信念、理性的超前意识。

  关键词:晚年陈云;忧患意识;忧民;忧国;忧党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个特有的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和对人间疾苦的悲悯情怀。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一直是中华民族仁人志士高风亮节与伟大人格的重要标志。陈云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的第一、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同样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陈云的忧患意识不是对传统忧患意识的简单继承,而是其崇高的思想境界、深刻的理性精神和伟大实践的重要体现。
  
  一、陈云忧患意识主题的转换
  
  在陈云的一生中,充满着对祖国前途和命运、人民幸福、党的事业的强烈忧患意识。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10月16日,陈云就给在中央一线工作的李先念写信,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要“恢复党的好作风,因为毛主席倡导的许多党的好作风被‘四人帮’破坏干扰了”。由此可见,陈云忧患意识主题的转换,是缘于中国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也可以说,陈云的忧患意识是历史的、具体的。
  第一,无论是进行革命还是从事建设,其目的都是为了要使人民群众彻底摆脱被剥削受压迫的境地,建设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而革命胜利后,人民生活虽然得到了改善,但还没有根本改善,有的地方甚至还相当贫困,对此,陈云早就指出:“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人是要吃饭的,不能天天靠吃马列主义过活,一天不吃饭,肚子就饿得哇哇叫。”
  第二,从全球背景看,这是陈云对国际局势新变化深刻认识的结果。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充分利用先进科技成果,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掀起科技革命的浪潮,资本主义经济由此获得了大发展。不仅美国、欧洲、日本发展很快,亚洲还出现了“四小龙”。此外,帝国主义国家企图用颠覆、渗透、遏止等方式阻止新中国的发展,并把“和平演变”作为其重要战略。这就要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未雨绸缪,从战略高度认识发展问题,并不断增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从而增强反对和平演变的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
  第三,从领导力量看,在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党的领导正确与否,归根结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生活是否改善。中国革命胜利后,执政党的地位,容易使党的领导干部产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满等作风和情绪。作为执政党只有跳出“人亡政息”的周期率,克服自身在前进中的困难,才能为实现远大理想创造必要的条件。
  第四,从物质基础看,实现远大理想的基本条件是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中国的工农业基础薄弱,要在这样的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其可忧之处实在很多。所有这些,构成了陈云忧患意识主题转换的重要依据。
  
  二、晚年陈云忧患意识的主要内容
  
  综观陈云晚年的思想和实践,可以看出陈云的忧患意识可以概括为:忧民、忧国与忧党。
  
  (一)忧民与忧国。
  在陈云的心目中,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民为邦本,没有人民也就无所谓国家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这始终关系党的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
  第一,忧对农业重视不够。由于旧中国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把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摆在了优先地位,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否则无法摆脱落后和被动地位。但是,在后来的经济建设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忽视农业的现象,导致农业成为制约、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重要因素。1977年粮食生产比上年减少71亿斤。面对粮食不足的问题,陈云强调:经济建设要从国情出发,量力而行,不能急于求成。陈云在十一届二中全会分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说:“美国人口少,土地多,气候好。苏联土地比我们多。中国耕地少,人口多,是个基本矛盾。”“农业要下决心搞好。”“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如南水北调,建设商品粮基地,增加必要的农业投资等。”,陈云在1978年12月10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香港、新加坡、南朝鲜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欧美日本各国也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
  陈云认为在中国搞经济建设必须从我们的国情出发,必须把落后的农业和庞大的农村人口这个现实考虑进去:“一、要使十亿人民有饭吃;二、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陈云主张:要把握好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幅度。要量力而行,要顾及发展。陈云强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掌握一定的幅度,不能过高过快。还是那两句老话,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要解决这个问题,陈云认为必须重视综合平衡。历史上,“大跃进”的重要教训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多次呼吁要重视综合平衡,要解决好农业与工业的比例关系、农业内部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比例关系。
  第二,忧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出现了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又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社会震荡。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多次强调要“摸着石头过河”这一重要思想。改革需要理论指导,然而,中国的改革恰恰是理论准备不足。在“文化大革命”中原有的僵化思想和僵化观念不可能为改革做理论准备。“摸着石头过河”论,比较好地解决了既要改革又要避免大的社会震荡的矛盾。在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前提下,试验要大胆,推广要谨慎,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发现错误赶快改。这样,看起来改革的步子放慢了,实际上却是很有效地加快改革的方法。
  1980年12月16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他还说:“有人批评说‘摸着石头过河’不对,但没有讲出道理来。‘九溪十八涧’,总要摸着石头过河,总要下河去试一试。”陈云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意在强调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强调实践的观点,强调稳妥的观点,这种渐进式改革思路,显示出不断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效应,既有助于缓解利益调整过程中出现的冲突,也有助于克服来自僵化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干扰,从而争取更多的人支持改革,以保持社会稳定。
  第三,忧国家科技教育落后,人才匮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在生产要素中应用日益广泛。要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建立在高度发展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而知识分子正是这种科学生产力的创造者、传播者和应用者。现代化大生产表明,知识分子还承担着高科技直接应用于生产的任务,他们和生产工人一起将高科技这种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并且在现代化大生产中居于核心地位,成为掌握科学技术的主体生产者。高科技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使知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价值,也使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上实现了新的飞跃,重新确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陈云总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19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经验,指出:“生产、科研、教育、管理部门的知识分子,是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日本、西德在战后所以恢复得那么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保存了一批骨干,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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