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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范式与中国译学(上)

摘 要: 范式不仅是科学成就的模式,同时又为研究活动制定指导原则;西方翻译研究的理论突破往往伴随着范式的变迁。本文简要回顾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轨迹,分析中国传统译学的局限,提出中国译学研究迫切需要研究范式的转型:扩大研究视线,引进多样化的研究模式,探索客观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关键词: 翻译研究;范式;研究模式;方法论

Abstract: A paradigm is a model of scientific achievement and sets guidelines for research; the breakthroughs in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 have always been accompanied by paradigm shifts. The paper briefly surveys the major developments in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 analyses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maintains that what is urgently needed now are new paradigms which could enlarge the research scope, usher in a diversity of research models and provide research methods and approaches that are objective and scientific.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paradigm; research models; research methods

一、 科学研究的范式

译学要上升成为科学体系,要正确描述和解释翻译活动,必须依靠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或之所以区别于宗教或伪科学,就在于认知的权威,即科学客观地描述实在;而认知的权威又在于用以发现和描述规律的理性准则——科学方法的权威(吴小英,2000:18)。古典科学强调观察、归纳、预测和重演。波普尔(Karl Popper)强调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即科学的理论必须是可证伪的;传统理论正是在不断被证伪的过程中逐渐被新兴理论所代替。库恩(Thomas Kuhn)强调研究范式(paradigm)的演进和变迁。他指出,“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吴小英,2000:19)。在著名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认为,哥白尼、牛顿、达尔文、庞加莱(Henri Poincare)、爱因斯坦等所进行的研究,都因改变了当时的研究范式才引发了科学史上的革命。赫曼斯指出,范式为翻译研究制定“指导原则”,是“研究特定问题的手段”和“解决问题的方法”(Hermans,1999:9-10)。因此,范式实际上包括了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理论假设、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价值标准和形而上学的原则。范式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学科成熟的标志:只有当一门学科的研究者(至少是一部分研究者)形成了共同的范式,该学科才从前科学时期进入科学时期。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就生动地体现了新旧研究范式的演进与交替。

二、 翻译流派与范式的演进

研究范式的演进最明显地反映在翻译理论家划分翻译史的观念上。纽马克以语言学翻译论的兴起作为翻译前语言学模式时期与语言学模式时期的分界(廖七一,2001:166),认为前语言学模式时期的翻译研究“忽视了翻译与意义、思维以及语言普遍性的关系”,讨论往往局限于原文与译文、直译与意译、优美与忠实之争,理论上没有多大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来,卡特福德、奈达、费道罗夫、穆南、威尔斯等将系统功能语法、转换生成语法、语言结构、文本功能等引入翻译研究,分析和制定翻译活动中语言转换的规律,成绩卓著,翻译研究局面为之一新。

奈达将翻译研究划分成语文学派、语言学派、交际学派和社会符号学派(Nida,1984:9-15),更加明显地表现了范式的演进。语文学翻译观注重“语义结构,内容选择和组织的方式”,“详细分析修辞手法,权衡和比较修辞价值”(ibib:9)。语言学的翻译观将翻译视为比较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强调意义的构成特征和语言结构,力图制定对等转换的规则。交际学的翻译观着重研究动态使用中的语言,刻意分析文本内容、形式、接受者以及交际情景对翻译的影响。社会符号学的翻译观以皮尔斯和艾科的符号学理论为理论基石,强调“语言的功能以及这些功能与其他符码的关系”(ibib:11),强调符号、所指和解释者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四种翻译研究模式不仅承前启后,在时间上有相随性,而且在理论假说、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上均有革新和超越:语言学派克服了语文学派将文本孤立于整个语境和情景之外的缺陷;交际学派又克服了语言学派过分倚重语言结构而无视语言交际功能的倾向;而社会符号学派则力图克取交际学无法充分考虑翻译中各种符号交互作用的不足。

根茨勒(E.Gentzler)将当代翻译研究划分为五大流派:美国翻译培训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派主义派,同样体现出翻译观念的嬗变。美国翻译培训班派将翻译视为一门艺术,认为培训班可以加强学生对文学和语言的认识和理解,进而通过翻译经验的交流提高翻译技艺和水平,强调文学翻译中“创造性转换”,注重作品的“文学价值”(廖七一,2000:17)。

翻译科学派即翻译语言学派。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翻译语言学派是对19世纪施莱尔马赫、洪堡等人语言学和翻译观的批判继承,同时又是对语文学或培训班重文学价值和美学体验而缺少系统化理论的反拨,使翻译研究深入到词、短语、句子的层次上。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布龙菲尔德的结构语言学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为翻译语言学派提供了理论根据。

早期翻译研究派认为,无论是从文学或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都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他们借用俄国早期形式主义的研究成果,认为在翻译中文学作品的主题无关宏旨,重要的是作品的“文学性”,即使作品之所以成为文学作品的诸多因素。同时,翻译研究应从狭隘的原文——译文内部关系扩展到翻译的外部关系——社会历史因素。

多元体系派是早期翻译研究派符合逻辑的发展和超越。早期翻译研究派注重翻译中一对一的等值关系,而多元体系派将翻译理论概念置于更大的文学、社会和文化的系统框架之中进行考察,试图为翻译研究设计出一个多维的构架整体,并且认为目的文化的社会文学标准决定了译者的美学假设,因而影响翻译的全过程。此外,多元体系派还特别注重客观描述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解构主义翻译派一反传统的翻译观,认为文本的结构与意义既不确定,又难把握,因而否定原文——译文,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种种二元对立关系,主张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应该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Bassnett,1996:11)。其次,解构主义派超越了微观的翻译技艺的讨论,从形而上的角度审视翻译的性质与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翻译观念。

翻译理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翻译所做的概括,清楚地勾画出翻译研究的发展轨迹,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研究范式的交锋与替代。其中有研究视野的扩展,也有研究视角的转换;有对传统翻译观念的扬弃,也有研究重心的转移;有新的研究思路的引进,也有研究手法的更新。可以看出,西方翻译研究范式的转型“带有明显的横向开拓特征”,即“文化外求”。方向大致有三:1)外求于“他种文化”,如借鉴巴西食人主义的翻译观;2)外求于“边缘文化”,如女性主义的翻译观;3)外求于“他种学科”,如语言学、符号学、信息论等(参见乐黛云,1998:7-8)。了解范式在翻译研究中的积极意义和范式转型的特征,对探索中国译学新的研究范式具有重要意义。

三、 研究范式与中国译学

纵观中国译学史我们也能发现类似的发展模式,译学研究的高潮与理论的创新或思维的拓展始终交织在一起。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彦琮的“十条八备”,玄奘的“五不翻”,赞宁的译经“六例”,马建忠的“善译”,严复的“信达雅”,以及傅雷的“神似”说和钱种书的“化境”说,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视为对传统译学的扬弃。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译学至今仍然是因袭多于创新,考证诠释多于建树和超越。辜正坤就指出,“信、达、雅这三字经一样的论点,即便在1700年前支谦的一段不足300字的文字中就已能逐字拈出”(辜正坤,2001:11),“译界学人近百年来几乎不敢越雷池一步”。似乎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国传统译学的研究方法似乎无须有所革新,研究视野也无须有所扩展。然而,辜正坤同时又指出,“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把信、达、雅并列起来作为翻译标准是具有逻辑缺陷的”(同上)。

中国译学的局限性基本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译学研究的视域狭窄,观念僵化。传统译论在原文与译文对比研究和字词句推敲上颇有建树,但对原文——译文以外更广阔的领域很少涉猎。科学与艺术之争、可译与不可译之争、直译与意译之争等形成了僵硬的二元对立。第二,研究思路和模式缺乏多样性和丰富性。译学研究的对象仍然以文学翻译和学术翻译为主,其题材的翻译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译学主要的理论来源仍局限于中国传统文论,缺乏跨学科的理论支撑。第三,在方法论上,传统译论长于“模糊、抽象的定性概括”而“弱于条分缕析的量化陈述”(辜正坤,2001:11);长于随感而疏于实证;重点评和个人经验而轻概括和理论提升。因而扩大理论视域,引入多元互补的研究模式,探寻客观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成为促进研究范式转型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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