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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资本配置效率与产权结构——基于中国商业银行的实证分析(2)

  中国在经济改革的初期,尽管推进了市场化改革,但在银行领域则是国有体制逐渐建立和巩固的过程。在专业银行之外,1987年中国成立了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和中国投资银行等。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真正开始推进市场化的银行体制改革,也相继成立了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如1992年成立的浦东发展银行,1996年成立的民生银行等。1998年之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政府坚定了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体制改革的决心。至2006年4月为止,除中国农业银行之外,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均实现了改制上市目标。

  因此,中国银行业“国有成分”主要存在于以下方面:第一是财政部、汇金公司作为主要出资者的银行,即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交通银行;第二是财政部拥有少量股份的银行,如2004年12月30日之前的深圳发展银行和2006年5月12日之前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第三是地方财政部门出资的银行如兴业银行;第四是国有企业作为出资者的银行如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和招商银行等;第五是没有“国有”成分的银行如民生银行、恒丰银行和浙商银行等。

  当前,银行的国有形式比较单一。上市银行中的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国有股(包括财政部和汇金公司的股份)比重超过2/3,占绝对优势地位。交通银行在2005年上市之前也是国有股为主。浦东发展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的国有股比例较低且已经全部退出。华夏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三家银行没有国有股。根据国有银行的定义和中国的具体情况,我们选取16家资产最大的银行作为样本,即三家政策性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加上交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和中国投资银行10家银行。中国投资银行在1998年与国家开发银行合并,我们将其资产纳入开发银行,因而我们的样本是 16家银行。

  对于中国国有银行的指标选择,我们主要考虑以下几方面。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改制之前为国有独资,上市之后外资占小股,比例低于20%,以B4表示这四家银行资产的比重。三家政策性银行的功能在于弥补市场失灵,国家是惟一出资者,以B7表示三家政策性银行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比重。交通银行主要出资者是财政部,把它视为国有银行,故而设立B8,表示这八大银行资产的国有比重。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中,国有股比重都占绝对优势,我们没有设置GB20和GB50。B8加上浦东发展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总资产的国有部分则得GB。对于国有企业的控股银行,除非有财政部或汇金公司的直接出资(而不是虚拟的国家或全民所有权),否则不被视为国有银行。地方财政部门拥有股份也不视为国有部分(如广东发展银行和福建的兴业银行)。尽管中国国有银行占主导地位,但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等金融中介也发挥一定作用,故而没有考虑GBBP。中国“国有银行”指标的具体含义见表1。

  2005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虽然进行了股份制改革,但是国有股占绝对优势。三家银行于2005年末和2006年先后上市,国有股比重下降到67%左右。交通银行也是到2005年才在香港上市。GB4、GB7、GB8表示样本银行总资产与16家银行总资产的比重。GB则是按国有股比重来计算的国有产权。显然,按上述指标计算的“国有银行”从大到小依次是:GB、GB8、GB7和GB4。表2是银行“国有化程度”的具体数值。

  模型回归还需要信贷资本和产出数据。在国家层面上,我们以GDP表示产出水平。投资总额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表示,银行贷款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一部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才真正开始推行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故在样本区间上,起点为1997年。2006年,中国银行业发生了较大的结构变化,为保障模型结构的一致性,我们没有考虑这一年的数据。计算信贷资本的配置效率时把时间前移2年,这样得到1997~2005年的完整数据。上述资数据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

  四、实证分析

  在1997~2005年间,我们计算得到的信贷资本配置效率的平均值为0.11,低于韩立岩(2005)所计算的 1993~2002年我国工业部门的资本配置效率(0.16)。信贷资本的配置效率低于资本的平均水平。在各样本点上,各年信贷资本的配置效率见表3:

  得到配置效率系数数据之后,我们可以研究国有银行对信贷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对方程(3)进行四次回归,结果见表4:

  所有回归因子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系数C1为略大于零的正值。四次回归结果均表明,在国有银行体制下,我国信贷资本的总体情况是比较好的,国有产权对信贷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模型分析的结果也表明,虽然国有产权可以提高信贷配置效率,但银行国有产权比重过高则不利于信贷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这是按当年价格计算GDP而得到的结果,将价格因素扣除之后,结果是否有新变化呢?按照同样的方法,我们再进行四次回归,结果见表5:

  把GDP换算成1992年的价格之后,系数C1的值略有提高,这表明,国有银行对信贷资本配置效率的贡献有所提高,但增加幅度极其微小。同时,它再次表明,中国国有银行这种制度安排符合发展观点而非政治观点。尽管如此,并非国有产权多多益善,相反,国有银行比重过于集中不利于信贷配置效率的改善。

  五、结论与政策寓意

  国有银行的产权不但影响银行效率,也影响整个经济的资本使用及配置效率和宏观金融效率。国有银行产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信贷市场失灵,但它也存在低效率问题。这也是1985年以来,几乎是所有国家,包括市场经济国家、原计划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普遍推进银行产权改革的基本缘由。过去,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计划经济国家,为推进赶超式的工业化战略,在计划时期选择了金融管制政策,在经济改革时期,则选择了银行主导的金融发展模式,并以国有银行来干预信贷资本的配置。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我国国有银行这种制度安排部分符合发展观点:即国有银行对提高中国信贷资本的配置效率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银行的国有产权过于集中或银行的国有比重过高不利于信贷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如果把分析对象延伸至产业层面和行业层面,将样本区间向前移动,如果能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来进一步研究金融效率与产权的关系,则将会有更丰富的结论。

  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的国有银行是次优制度安排。对中国这样一个金融市场发展不足的国家来说,在转轨初期安排国有银行制度是一种理性选择,这种制度对改善信贷资本配置效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银行国有产权比重过高使信贷配置效率未能达到最佳状态。模型回归结果支持了发展观点,也为中国正在推进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提供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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