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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经济背景下银行业流动性过剩的分析

【摘要】2005年以来,我国银行体系巨大的“存差”引发了全国关于流动性过剩的热烈探讨,以及对由此导致的经济、金融危机的预期。本文通过对1990年以来我国银行业存贷款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揭示了“存差”的产生过程及存款结构的变化,继而从银行业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两大方面分析了我国转型经济背景下银行业流动性过剩的特殊存在依据,并在外汇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资源配置模式、金融体制创新、货币政策运用等多个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转型经济 银行业 流动性过剩
  
  2005年10月,人民银行发布的全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20.36万亿元,存款余额则高达29.44万亿元,存款增速比贷款增速高4.3个百分点,存贷差将近9万亿元,是2000年的4.3倍。到2006年12月末,全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22.53万亿,存款余额达到33.54万亿,存贷差超过10万亿元。持续增长的“存差”额引发了全国金融市场对流动性过剩的巨大关注和热烈探讨,甚至导致对经济、金融危机的预期。然而,在我国转型经济的背景下,对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分析不应简单等同于对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分析,也不能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经济危机阶段出现的流动性过剩与之简单类比,我国目前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有其独特的制度根源。
  
  一、我国银行业流动性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了1990年至2005年中国商业银行存贷款数据进行了分析。由图1可以看出,在1994年之前,我国银行体系贷款大于存款额,处于“贷差”阶段。而1994年之后存款不仅在绝对数量上超过贷款,而且增速也大大高于贷款的增速,呈现“存差”越来越大,存贷比例逐年下降的趋势。显然,1994年后造成这一转变的原因值得探究,而这一阶段与我国金融和经济体制的诸多改革相契合,更加让人确信“存差”的出现绝非偶然。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金融年鉴》整理。
  基于存款大幅增长这一事实,现有许多分析将流动性过剩主要归因于我国居民的高储蓄倾向,并从现行社保体系的不健全等角度解释这一倾向,提出扩大内需,刺激居民消费来减少“存差”。然而,对不同存款的统计数据却表明,我国存款急速上升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居民储蓄。1996年到2005年间,城乡居民储蓄、企业存款和政府存款三者占总存款的比例之和没有发生变化。1996年,三者占比之和为90.5%,2005年为89.6%。但是三者在十年间对总存款的占比则呈现出显著趋势。企业存款占比从31.9%上升到了33.5%,政府存款由3.5%翻了一番,上升到了7%,而居民储蓄则由原来的55%下降到了49%。结合图2进一步考察三种存款各自的增幅变化,可见政府存款呈大幅上升趋势,企业存款增幅总体上大于储蓄增幅。由此可以看出,存款的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而这种结构的变化推动了“存差”的出现。因此,探究存款结构变化的社会原因有助于更清晰地认识“存差”导致的流动性过剩。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金融年鉴》整理。
  
  二、当前流动性过剩的制度原因探究
  
  1、从金融结构调整——银行业综合改革的角度解释“存差”的出现。首先,现代金融组织体系取代传统金融组织体系导致存差的出现。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等一系列金融法律颁布后,我国现代金融组织体系基本确立。我国传统金融体系与计划经济相适应。在这一体系下,专业银行都是国务院直属的经济部门,分别履行不同职能,根据政府的计划安排承担不同的贷款业务。国家主要采取“信贷计划”和“现金计划”调配资金,实施金融管理。宏观上,贷款-存款=现金发行,这三个科目就构成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主要科目。如果贷款大于存款,就称存在“贷差”,意味着流动性不足;如果存款大于贷款,则称存在“存差”,意味着流动性过剩。1995年后确立的现代金融组织体系与传统计划经济下金融体系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建立了由实施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的中央银行和提供金融产品及服务的各类商业性金融机构共同构成的双层结构。在这一新的结构下,货币发行和各类金融机构缴存的准备金存款构成了“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货币调控的核心。然而,构成基础货币主体的准备金存款是商业银行吸纳的存款的一部分,商业银行上缴准备金存款,当然就意味着它不能将自己吸收到的存款全部用于发放贷款,于是出现了存差。
  第二,金融相关法律的制定决定了存差的出现理所当然。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和保障存款人的利益,1995年开始实施的《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关于商业银行贷款时应当遵守的资产负债比例规定“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七十五”。也就是说,我国商业银行体系应保有不低于25%的存差,而由图1中可以看出,我国银行业存差恰恰是从1995年刚刚开始出现。根据统计数据来看,我国贷款与存款的比例直到2004年才降到75%以下(2003年为76.4%,2004年为73.8%)。事实上,贷款与存款的比例规定是全球金融界的通则。表1将我国存贷款比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了对比。
  
  数据来源:根据IFS、IMF数据资料以及各国年度金融报告和银行业报告整理。
  由此可见,我国银行业存贷比的下降在同类新兴国家中并非罕见。事实上,我国的存差与美、日和其他新兴国家的数据相比仍然稍高。因此,银行业存差的出现并非危机信号,而是我国金融体系向现代化、国际化转型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第三,银行业风险管理的加强推动存差的出现。传统金融组织体系下,央行以计划为核心,通过下达指标来控制贷款规模,从而控制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很长一段时间内,为了在推进市场化的进程中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经济的稳定,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贷款的业绩考核既不与风险挂钩也不与回报挂钩,只与贷出的数量挂钩,这使得商业银行大规模放款,成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几次经济过热的主导因素。1997年,人民银行颁布了《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和《关于改进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管理的通知》,逐步推行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2002年起中国银行业全面推行贷款五级分类管理,加强了对贷款风险的审核力度。同时,股份制改革后的商业银行成为独立的产权主体,自行承担贷款的风险和损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信用”已不复存在,这就使得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必然秉持审慎原则,导致贷款规模的下降。
  第四,商业银行自身的发展促进存差的扩大。一方面,早期的商业银行贷款结构以短期贷款为主,其流动性强,所以银行所需的超额准备金相对较少;如今的商业银行主营中长期信贷业务,长期资金的占用增加,风险增大,所需的超额储备自然上升(刘锡良,2007),使得存差扩大。另一方面,现代银行业改革倡导资金运用越来越多元化,更多存款资金被投入货币市场或其他资金运用渠道,主要是银行持有非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总量不断增长,贷款所占的比重相应下降。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金融年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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