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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国际评价

  一、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评价的历史演变
   
   经过20年的艰苦探索,中国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循序渐进的自主发展道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对中国的发展道路的精髓做了如下概括(1):(1)循序渐进(如谨慎有序地开放资本账户);(2)边学边干,“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根据教条“按图索骥”;(3)曲线前进,在形势变化后敢于自我否认(如从集权-分权-集权);(4)重视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平衡,注意保持社会凝聚力。
   
   中国的独特发展道路是对被国际社会奉为圭臬的“华盛顿共识”的有力挑战。上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两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下积极奉行“新古典主义”理论,推崇全面快速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反对政府干预,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则倡导紧缩财政政策、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利率市场化等。1990年,美国学者约翰.威廉姆逊将上述政策主张总结为“华盛顿共识”。IMF和世行凭借其贷款等工具,积极推行“华盛顿共识”这一教条,对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渐进改革战略与“华盛顿共识”倡导的激进改革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一度遭到质疑。但随着中国经济建设成就的逐步展现,以及国际发展实践的变化,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模式和改革战略逐步从怀疑、承认转变为越来越多地肯定和赞扬。相应地,外界对中国随经济实力增强而日益上升的国际地位也经历了从高度戒备、疑虑到积极正视的过程。我们可以大致将其分为四个阶段:
   
    (一)80年代:总体肯定,但觉得速度太慢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率先进行市场导向改革的国家之一。改革开放之初,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的总体取向是肯定的,并通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以及双边渠道提供贷款资金和技术援助,以鼓励、帮助和引导中国改革的进程。尽管多数西方国家的意图是引导中国走向西方式的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但客观上对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改革初期,中国对市场经济的很多知识就是从与世界银行的合作中获得的。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在短期内迅速恢复在“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也予以了积极肯定。
   
   但是,由于改革处于摸索阶段、步调谨慎,特别是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重心转向城市后,因情况复杂,改革步伐放慢,当时许多西方国家和国际机构认为中国只是对旧体制进行了局部调整,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太小、进展太慢;各项改革不配套、不协调;私人部门发展仍受到限制,等等。而且,由于当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主要依赖计划手段直接调控,往往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的情况,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改革不到位。
   
    (二)1989~1997年:质疑期
   
    1989年“政治风波”后,中西方意识形态冲突上升,西方一些国家始终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质疑甚至恶意诋毁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成就。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西方推动下开始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转轨,纷纷照般西方模式,进行激进自由化(休克疗法)和全面私有化,中国的渐进改革道路更是遭到质疑。
   
   实际上,尽管一些西方国家从意识形态出发怀疑中国的发展道路,经济事实却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中期,中国自主发展道路的优越性已逐步展现。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发表以后,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宏观经济运行方面,1996年中国政府第一次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经济进入“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运行状态。而同一时期,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休克疗法”失败,激进改革在打破旧秩序、实行政府全面放权、迅速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同时,未能建立新的市场秩序,导致经济紊乱、人民生活水平倒退,从反面证明了中国渐进改革与发展道路的正确性。
   
   面对事实,西方一些国家却固守偏见,不但未对激进改革和“华盛顿共识”进行深刻反思,反而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失败归咎于旧体制的遗留问题,顽固地认为中国经济终将陷入困境。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也有一些国际组织和西方学者以较为客观的态度对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予以积极评价,肯定国有企业和金融体制的实质性改革以及各项改革的综合配套,对改革的前景表示了信心。IMF还积极肯定了中国经济的软着陆,认为这标志着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显著提高。
   
   苏联解体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道路,改革逐步深入并日见成效,引起了一些西方国家的高度戒备,他们视中国为最大的潜在对手,千方百计地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1992~1993年间,国际上一些人从经济实力、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乃至文明角度展开了对“中国威胁”的具体论证,其基本逻辑无非是“中国经济强大——政治崛起——军事扩张”。其中,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芒罗首先发难,发表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此后“中国威胁论”每隔两三年便沉渣泛起。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军事和安全问题的关注超过经济问题本身。
   
    (三)亚洲金融危机期间(1997~2000年):争议期,正面舆论渐成气候
   
    1.正面舆论:承认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质疑“华盛顿共识”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深刻揭示了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盲目追求激进自由化的弊端。同时,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多年经济衰退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又于1998年遭受金融危机,整个90年代已成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失去的十年”。在此背景下,以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兹为代表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展开了对“华盛顿共识”的质疑和批判,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反思“华盛顿共识”倡导的激进改革战略,重新审视中国的发展道路。
   
   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对中国经济的正面舆论已渐成气候。多数国家和国际机构认为,亚洲金融危机从正反两面都证明中国的渐进改革道路是明智的,特别是中国稳步推进金融体系改革、重视加强金融监管、有序开放资本账户,使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避免了动荡,有效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他们还对中国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仍能保持高速增长表示赞赏,积极肯定中国政府实施的积极宏观经济政策及其宏观经济管理能力。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指出,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第一次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走到前台,标志着中国在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方面的重大进步。许多学者还将中国与东南亚危机国做了比较,高度肯定中国的内需对于持续提高经济增长潜力、抵御外部冲击方面的特殊意义,并为此普遍看好中国经济的前景。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顶住危机的巨大压力,保持人民币不贬值,同时积极参与对有关国家的援助,在促进亚洲经济复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多数国家和国际机构认为中国为亚洲地区克服危机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地区经济中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此后,中国在多边财金合作中的地位日渐突出,有关观点和立场日益为各方重视,逐步成为国际经济中举足轻重的成员之一。
   
    2.“中国崩溃论”
   
   但是,也有一些西方媒体和学者抓住1998~1999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这一现象(1997~1999年分别为8.8%,7.8%,7.1%),结合当时外国直接投资下降、外债上升、呆坏账等问题,认为中国经济即将衰退,鼓吹“中国崩溃论”。一些学者指出,中国依靠在原有体制内纠正扭曲所产生的改革动力已消耗殆尽,很多在改革过程中积累的问题逐步显现并制约经济增长,特别是大量堆积的呆坏账、社会保障的资金缺口、政府债务上升等将对财政形成巨大压力,最终财政危机将引发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将走向崩溃。有的学者甚至还对中国经济增长数据的真实性提出怀疑,认为官方数据有水分。
   
    2000年,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发表了《中国GDP统计发生了什么?》一文。他通过研究中国各省市的经济统计资料,发现这些资料与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有不相符合之处,因而提出了对中国统计数字的疑问,认为中国实际经济增长可能只有官方公布的40%,1998、1999年甚至出现萎缩。该文受到西方媒体关注和炒作,被各大媒体引用以证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虚假的”,“中国的经济即将崩溃”。在此背景下,种种怀疑中国经济增长的文章纷纷出笼。最极端的是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2001年7月出版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章家敦认为,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坏账“已经高到不能维持的地步”。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冲击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将出现逆差,而且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对中国的投资也会减少。其结论是,“与其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还不如说中国正在崩溃”。他的观点提出后,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美国国会甚至为此专门举行了听证会。
   
   上述极端观点的产生,或是因学术上不严谨、以偏概全,或是出于意识形态障碍,或是为迎合少数国家诋毁、遏止中国的意图。这些观点遭到更多经济学家的驳斥。一些中国经济问题资深学者,如布鲁金斯协会高级研究员拉迪(2)等,以进口额和财政收入等比较有说服力的指标证明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是可信的。以进口为例,比较而言,出口额可能因企业骗取出口退税和地方政府夸大业绩而被虚报,但虚报进口额却缺乏激励,因为进口是要交纳进口关税的。而且进口额也能较客观的体现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企业生产的扩张。1978~2001年中国进口额年均增长17%,足以证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此外,财政收入是政府的“真金白银”,1978~2001年中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6%,近五年来更是每年增长2000亿元,真实地反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关于财政和金融风险问题,IMF和世行等权威机构已认可中国以发展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办法,认为按照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加强债务管理和降低不良贷款的力度,财政和金融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四)2000年至今:积极舆论占主导,中国威胁论死灰复燃
   
    1.主流舆论:积极赞扬中国改革与发展成就
   
   为全面应对人世的挑战,近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质的进展,在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社保体系改革等方面形成了全方位的整体战略。宏观经济方面,近年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宏观经济运行状况最好的国家之一,近五年GDP年均增长率高达7%~8%,与亚洲金融危机和200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的总体疲软形成鲜明对照;综合国力极大提高。2001年中国GDP居世界第六位,2002年贸易量居世界第五位,并取代美国成为吸引外资第一大国,2001年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党的十六大的召开描绘了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宏伟蓝图,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为进一步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大动力。
   
   中国以无可争议的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模式、改革战略和政策是行之有效的。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已明确肯定,中国循序渐进的改革道路和自主发展模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典范,在世界范围内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国际社会也高度肯定中国政府驾御国内外宏观经济局势的能力。2002年,中方与世界银行磋商2003~2005年对华“国别援助战略”,世行管理当局和各国执董对世行与中国的合作战略、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战略和成就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一致态度,一致肯定中国的经验丰富了国际发展理论和实践,应将中国的经验在世界范围内分享。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认同度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中国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际社会的发展观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政策和发展方向。前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里兹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发展道路和宝贵实践推动了国际社会对“华盛顿共识”的深刻反省,对“后华盛顿共识”的形成将产生深远的影响(3)。
   
   当然,主流舆论在肯定成就的同时,也客观地指出了一些问题。例如,一些学者指出:中国在失业、贫困、收入差距和环境问题方面面临巨大挑战;由于政府债务增加,不良贷款、社保资金缺口等导致的或有负债的存在,政府的中期财政可持续性亟待加强,需深化政府间财政改革、加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控制新的坏账发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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