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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二)(2)
  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的巨大断裂,使中国除了制定应付危机的短期策略之外,还必须考虑改革方略的改变。在一种经济体系中,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必须平衡。其理由如下﹕一﹑金融体系的可信度和稳定性归根到底是以相信货币资产最后能变成实物为基础的,一旦此信誉动摇则整个结构崩溃﹔二﹑一般说,虚拟财富在倒置的金融金字塔上究竟能维持在什幺特定水平上,有赖于它有多大能力从金字塔的下一层资产中取得的收入。也就是说,金融财富如同其它各种投机泡沫一样,必须不断增长以避免崩溃。拉鲁什的实证研究表明,过去美国﹑德国﹑日本和其它资本主义经济成功的原因在于政府并不迷信资本万能,而坚持实物资产必须管着金融体系,一旦迷信和放纵追求金融资产的增值,日本就迅速地跌落到长期的经济低靡不振中去。在《中国的复兴──未来一百年的紧急计划》中,拉鲁什在比较中国和一个世纪前的德国在实物资产指针上的差距后警告说,中国的经济特征是“包装在薄薄一层比较现代化的科学和工业‘外壳’之内,而构建在前工业化落后的巨大基础之上” ──事实上,我们的第一产业奠基于前工业化时代那种落后基础之上,第二产业的尖端部分也只是“组装”型──他尖锐地指出﹕在中国,“天真的人们以为漂亮的办公楼和宾馆构成经济增长,但实际上大部分是浪费,把可用于生产基础设施现代化的宝贵资源耗费了,而这一切与中国境内外房地产市场及其它金融市场虚拟资本的增长密切相关。这种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增长不平衡在短期内可能为经济表面上的繁荣所掩盖,但是当金融部门的‘纸上利润’超出实物产出的增长时,则金融危机就以‘智利奇迹’或‘墨西哥奇迹’的骤然终结方式表现出来。”
  上述种种危机征兆表示,我们确实已处于巨大的经济危机边缘。如果在别的国度,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全面经济危机早已爆发。但在中国,危机之所以处于潜伏状态,是因为存在如下诸种因素﹕
  第一﹑中国政府对银行的控制率几乎达100%﹔
  第二﹑“中国老百姓老实,对政府的信任度相当高”﹔
  第三﹑金融行业没有对外开放,国内外资金无法在国际市场上自由流动。
  第一和第三两个条件将在中国“入关”之后逐步消失,而第二个条件正被某些人当作防范金融危机的坚实“防波堤”。应当承认,中国老百姓的素质确实是中国出现目前这种“稳定局面”的基本因素,但如果竟然将“老百姓老实,不会闹事”设置为社会安定的主要基础甚至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那就实在太过荒谬。因为再老实的人民,也无法长期接受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权力﹑特权和财产的分配全然不顾某些道义上的标准。

中国改革的历史选择

  中国从一百多年前开始的现代化历程及其绩效,迫使我们必须对我们的现代化道路进行深刻反思。毫无疑问,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工业化,从工业化的历史角度来看,可以把世界工业化过程分为4代﹕以产业资本为轴心的英国工业化为第一代,依靠金融资本进行工业化的德国﹑美国为第二代,国家承担工业化的日本和苏联为第三代,第二次大战后获得成功的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NICS﹚的工业化为第四代。第四代工业化的国家在以美国和日本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中,除了获得资金以外,还能获得机械设备﹑技术和市场。正是利用了资本主义体制中的这种国际分工,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创造了经济奇迹。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过程相当漫长,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可以被视为早期工业化运动,自本世纪50年代开始的以重工业为主要内容的工业化可以被纳入苏联式的第三代工业化。而自80年代开始,中国又以迟到者的身份开始迈向第四代工业化。在四代工业化进程中,我们至少附上了其中三代的骥尾,但所建成的整个国民经济却还只是“包装在薄薄一层比较现代化的科学和工业‘外壳’之内,而构建在前工业化落后的巨大基础之上”,这的确需要痛加检讨除了工业化之外的其它现代化内容。尤其严重的是行将进入世纪末,在世纪初就已折磨着中国的几大问题,如人口问题﹑教育问题﹑农业内卷化﹙边际效益递减﹚问题﹑社会不公正﹑政府的贪污腐败等,无一不以更复杂﹑更难解决的形式凸现在我们面前。
  这一切源于中国的制度环境。可以说,中国的“制度环境”,已经形成了一种结构性力量,左右着政府行为﹑企业行为以及目前的改革走势。大家虽然知道结局不好,但在这种结构性力量作用下,还是不由自主地朝着大家主观上不希望出现的结局狂奔。
  我们已经不能再沿着传统改革思路走下去。一百多年前,我们的现代化思路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目标设定为“富国强兵”等,而始于20年前的经济改革,也基本上是“体用”思想﹙马克思主义为体,西方科学技术为用﹚做改革指导思想。这就决定了我国现代化的格局只重视国家的生存权与经济发展权,而放弃在意识形态的创新与政治制度的变迁方面作根本性的努力,从而决定了我们这个“后发外铄型现代化”国家虽然在现代化道路上步履蹒跚地走了一百多年,还只能是世界现代化道路上的迟到者。
  历史表明,不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起步时,所拥有的资源比发达国家当初进行现代化的时候确实要少,所拥有的人口则要比发达国家多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不发达国家在进行现代化的努力过程中,确实要保持头脑清醒,要有长远眼光,考虑为企业构造合理的制度环境,为市场制度设定一个行之有效的法律框架。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曾对发展中国家提出警告﹕“一个明显的事实在经济学著作中令人难解地被隐藏起来,即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对不发达国家发生了并正在发生一种总的说来有害其发展前景的影响。”因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差异不是范围上的,而是性质上的,认为我们在现代化道路上只是落后了若干年的“时间滞差论”,其理论基础是“发展阶段论”,而这一理论是建立在形而上学偏见基础上的。在现代化的路上我们追赶了一百多年,现在最要紧的是认识我们落后的本质是什幺。建基于零星引进的先进技术上的企业,有如建立于沙滩之上的大厦。如果再不在构造社会制度环境这方面下功夫,继续坚持跛足的现代化,恐怕再过一百年,我们也还是现代化道路上的落后者。
  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理论勇气,对有关贫穷﹑分配﹑财富增长的各种政策的政治﹑经济﹑哲学基础进行批判性的审视与检验,并建立新的价值理念体系,从而使我国的经济─政治结构发生历史性的改变。(参见《中国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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