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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经济增长正处在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波峰。随着今后采取从紧货币政策措施,加上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压力,经济增长和就业受到的冲击不容忽视。在工资高增长阶段,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会更加突出。在就业优先的原则下,一系列经济政策既要保持经济在高位上平稳运行,又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并逐步改善劳动者的保护,从而实现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
关键词: 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劳动力成本,劳动合同,就业增长,经济走势
  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物价水平上涨较快,宏观经济出现了从偏快转向过热的苗头。针对这种变化,中央政府提出2008年将采取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预防宏观经济因素对持续稳定增长带来冲击。本文利用宏观经济数据,讨论宏观经济与政策因素调整对劳动力市场未来供求形势可能产生的影响。
  
  一、高增长阶段的就业变化:就业形势好转,结构性矛盾突出
  

  本世纪初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增长的快车道。从宏观经济阶段性增长来看(见表1),2001~2005年GDP年平均增长为9.6%,与改革初期的增长率一致,低于“八五计划”(1991~1995)时期的经济增长率,但高于“七五计划”(1985~1990)时期和“九五计划”(1996~2000)时期的经济增长率。2006年经济增长继续加快,增长率上升到11.1%。2007年经济增长比上年进一步加快,达到11.4%。
  [@图头@]表1:1978-2006年经济增长及其结构变化
  

  
  在这一轮强劲经济增长中,投资和净出口是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两个车轮,国内消费需求仍显乏力。表1显示,投资拉动成为驱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最重要力量,对GDP贡献由“九五计划”时期的25.1%上升到“十五计划”时期的51.1%,提高了将近26个百分点。2006年投资贡献有所下降,为41.3%。相反,2006年净出口对GDP的拉动作用大幅度上升,从“十五计划”期间的平均7.7%上升到19.5%,上升了11.8个百分点。消费需求对GDP贡献作用一直保持着下降趋势,从改革初期的71.4%一直下降到2006年的39.2%,下降了32.2个百分点。由于投资、消费需求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变化,三者占GDP的构成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到2006年,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占GDP的比例分别为49.9%、42.5%和7.5%,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与“九五计划”时期相比分别提高了5.9个百分点和4.3个百分点,而最终消费同期下降了10.3个百分点。
  分产业来看,非农产业部门成为推动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导部门。表1显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是第一产业的两倍以上,而且第二产业增长也快于第三产业增长。例如,2006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增长率分别为13.0%和10.8%,而农业增加值增长率只有5.0%,分别是后者的2.6倍和2.2倍。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拉动下,国民经济结构发生着相应调整。农业在GDP中的比例从“九五计划”时期的17.4%下降到2006年的11.7%,第二产业则由同期的46.6%上升到48.9%,第三产业则由同期的36.0%上升到39.4%。强劲经济增长通过就业创造和就业毁灭对就业总量及其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般而言,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着一种派生需求关系。也就是讲,经济增长通过各部门各产业的经济活动形成劳动力需求,创造出就业岗位,这些就业岗位汇总在一起,就构成了就业总量。由于这种派生需求关系存在,经济增长的速度就成为影响就业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往往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促进就业实现较快地增长。不过,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是决定就业增长快慢的唯一因素。在分析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过程中,我们还需要考察不同部门的经济增长快慢所带来的影响,工资等劳动力市场因素、经济政策和就业政策等方面的影响。
  从2000年到2006年,我国就业数量从7.2亿人上升到7.6亿人,新增0.4亿人。但从长期变化看,就业增长率和就业弹性呈现出持续下降趋势。在表2中,改革初期的就业增长率为3.1%、就业弹性为0.32。在“九五计划”时期,就业增长率为1.2%、就业弹性为0.13。两者在“十五计划”时期进一步下降到1.0%、0.11。这似乎符合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宣称的观点,中国是无就业增长的经济增长,即经济增长很快,但就业增长缓慢(Rawski,2001)。不过,对于一个经济结构快速变化的二元经济国家而言,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作用下,就业结构正在发生着迅速调整,一般表现出农业部门的就业数量较快下降,非农业部门的就业数量较快上升。因此,就业总量的低速增长掩盖了部门之间的就业增长差异和就业结构调整的事实。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农业就业首次出现数量下降,但90年代后半期由于城镇就业形势严峻,农业就业数量有所回升。不过,自本世纪初以来,农业就业数量出现了加速下降的趋势。虽然农业增加值在“十五计划”时期增长将近4%,但农业部门的就业弹性为-0.29。2006年农业部门就业弹性进一步下降到-0.83(见表2),意味着在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同时,农业劳动力开始加速向非农产业转移。
  [@图头@]表2:1978-2006年就业弹性、就业增长及其结构变化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迅猛增长通过就业创造推动了非农业部门的就业数量上升。从改革初期到90年代后期,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增长呈不断下降趋势,但自2001年以来,这种态势得到扭转,并呈现加速上升的势头。“九五计划”时期,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增长率分别为0.7%和3.3%;到“十五计划”时期,它们分别上升到2.3%和3.7%。2006年,第二产业的就业增长率进一步上升到6.3%,而第三产业的就业增长率略下降,为3.5%。在快速的就业创造和就业毁灭过程中,就业结构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农业就业比例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不断上升。2006年,农业就业比例下降到42.6%,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例分别上升到25.2%和32.2%。
  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还带来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重新配置。从1990年到2006年,城镇就业数量从1.7亿人上升到2.8亿人,占全国就业总量比例从26.3%上升到37.1%。在这个过程中,城镇就业出现了非正规化趋势。城镇就业单位按所有制性质可分为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外商投资单位、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等等。对于未标明或无法统计就业单位性质的城镇就业,我们将其归入其它类别。如果把它近似看作城镇就业的非正规化部分,那么,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带来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就业比例大幅度下降,而同期城镇非正规就业比例迅速上升,从1996年的8.9%上升到2002年的38.9%。近年来,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城镇正规部门就业机会增加,城镇非正规就业比例稳步下降到2006年的34.8%。
  新一轮经济增长不仅带来了城镇就业形势的全面好转,而且也带来了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问题。目前,有关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实质含有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刘易斯转折点的理解;二是对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计;三是政策含义。实际上,经过修正之后的刘易斯模型含有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农村劳动力供给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工资水平开始上升;第二个转折点处于城乡劳动力市场完全一体化(王德文等,2005;蔡日方、都阳,2007)。我们谈到的刘易斯转折点是指第一个转折点,它并不排斥农村还存在剩余劳动力问题。近年来,农民工工资与城市职工工资保持同步增长态势也提供了部分佐证。即使考虑到农村还存在一定数量剩余劳动力,但年龄偏大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可能性小、对青年劳动力的可替代性差,因此,“民工荒”所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一个结构问题,还有一个总量问题,即在一定的工资水平和需求制约下,满足企业要求的农村劳动力供给不足。当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跨过第一个转折点之后,结构性矛盾将成为今后劳动力市场的主要问题。
  采用拟合自然失业率所得到的结果,也为我们提供了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突出的证据。在不考虑农村隐蔽性失业或假定农村失业率为零的情况下,利用统计年鉴中的经济活动人口、就业人员数量和城镇就业数量等历史数据,我们可以近似推算改革以来各年的失业率。然后,利用Hodrick和Prescott(1997)提出的滤波技术消除周期性波动影响,把拟合得到的失业率看成随着时间变化的自然失业率。从图1可见,尽管近年来城镇就业形势好转,但自然失业率仍保持在6.2%左右的高位。自然失业率主要由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技术性失业等部分构成。高自然失业率意味着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而且,降低自然失业率的关键在于今后如何解决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
  [@图头@]图1:1978-2006年城镇自然失业率变化
  

  
  
  二、经济和政策因素对未来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影响
  
  (一)宏观经济因素
  
  
如前所述,宏观经济走势是影响未来就业的重要经济变量之一。在经济学中,奥肯定律依据美国经验,揭示了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存在着互换关系,即经济增长率提高3%,会带来失业率下降1%的效果。的确,我国近年来就业弹性上升,也表明强劲的经济增长是创造新增就业机会的重要条件。然而,这种强劲的经济增长态势能够保持多久,是否会出现突然逆转,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将直接影响到对今后就业总体态势的判断。
  目前,人们对于持续上升的物价非常担心。如果这种持续上升的势头得不到有效控制,那么,它势必会形成恶性通货膨胀,对长期增长带来负面影响。实证分析表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通货膨胀通过减少投资和生产率增长等渠道降低了经济增长速度(Fischer,1993)。Javier和Hernando(1999)通过对OECD国家的研究发现,通货膨胀并非中性的,它的成本非常高昂,即使是较低或温和的通货膨胀率,也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暂时的负向作用,从而对人均收入水平造成持久的影响。如果降低通货膨胀率一个百分点,那么,人均收入水平会提高0.5个到2个百分点。Barro(1995)利用1960~1990年大约100个国别资料研究发现,通货膨胀率每上升10个百分点,将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0.2~0.3个百分点,投资率下降0.4~0.6个百分点。尽管通货膨胀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边际效应看似很小,但它的长期效应非常显著。例如,如果每年提高平均通货膨胀率10个百分点,那么,30年后实际GDP水平将下降4%~7%。
  上述分析都是基于长期分析。从短期来看,遏制通货膨胀的措施有可能使得原来较快的增长速度有所放慢。为了防止出现经济过热,国家继续采取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会延续。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如通过准备金率、利率、信贷和公开市场活动等金融手段,会对投资、物价等产生一定的影响,使得物价水平上涨态势得到遏制,并使得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按照世界银行预计,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约在10.8%,比2007年低0.6个百分点。如果采用2006年就业弹性计算,经济增长率放缓0.6个百分点对就业影响为0.042个百分点,相当于减少就业3200万人。考虑到总就业弹性处于下降态势,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所带来的就业总量效应会有所减弱。不过,如果经济增长速度出现较大幅度下降,那么,它对总体就业形势将会带来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图头@]图2:1978-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周期
  

  
  从中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与其所处的周期阶段有密切关系。图2显示,我国经济目前正处在改革以来第三个长周期的波峰阶段。利用季度资料分析表明,从1998年以来,GDP增长处于持续上升的趋势,2007年处于最高点,这有可能是第三次长周期的波峰。随着2008年之后各项政策陆续出台,经济增长率有所放慢基本上是一个趋势。未来政策目标在预防通货膨胀的同时,还应防止经济增长出现大起大落,对总体就业产生负面冲击。
  2003年,我国经济也出现过增长偏快和总体物价水平上升等现象。当时,政府通过采取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措施,比较有效地控制了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的较快增长,以及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攀升,实现了经济增长率在高位上平稳增长(刘树成,2006)。利用过去调控宏观经济所积累的经验,采取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如果能够确保宏观经济保持在高位上平稳运行,那么,经济增长率在今后略有放慢将不会对就业产生冲击性的影响。
  
  (二)工资与劳动力成本因素
  
  
劳动力成本变化是影响就业需求的重要因素之一。劳动力成本有时也称之为人工成本,它的主要构成有工资、与劳动就业相关的福利、津贴和红利等。在其它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了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和利润下降,结果降低了企业的用工需求。反之,企业则会加大用工需求,特别是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占有较大比例,企业对其变化非常敏感。在我国目前社会保障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工资是劳动力成本最为重要的构成部分,因此,工资水平及其变化对劳动力成本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从1978年到2006年,我国城镇职工的名义工资从615元上升到20856元,后者是前者的33.9倍。但是,由于改革期间我国经历几次严重的通货膨胀,名义工资水平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实际用工成本的变化趋势。利用消费者价格指数,我们计算了逐年的实际工资,设定1978年实际工资水平为100,就可以得到各年的实际工资指数。从图3可见,实际工资在改革初期的起点很低,并上升较慢,到1994年才接近翻了一倍。进入90年代中期之后,城镇职工实际工资一路上升,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与80年代年3.2%平均实际增长率相比,90年代城镇职工实际工资的平均增长率上升到10.3%,到2006年进一步上升到14.9%。
  [@图头@]图3:1978-2006年城镇实际工资及其增长
  

  
  城镇职工实际工资增长在所有行业都保持增长趋势,但增长幅度在不同行业之间有较大的差异。与平均工资增长率相比,在一些竞争性的行业中,如农业、制造业、建筑业和餐饮零售业,实际工资增长相对较慢,而在一些带有一定垄断或非竞争的行业中,如金融保险、社会服务、文化教育、科学研究等行业,实际工资增长相对较快。从1996年到2005年,除了农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以外,其它所有行业的实际工资增长都超过10%,而上述三个行业的实际工资增长也分别达到7.3%、7.9%和9.3%,并高于改革以来各自的增长率。由此可见,工资高增长是90年代中期以来所有行业经历的一个普遍现象(王德文,2007)。
  工资上升会迫使企业做出反应,减少用工需求,降低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总成本带来的影响。当然,除了考虑工资上升带来的替代效应外,还应考虑产出效应。如果产出弹性大于工资弹性,那么,工资上升可能是劳动力生产率提高的一种反映,它不会对就业结果产生负面影响。在整个改革期间,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基本上保持了同步增长的趋势,但“十五”期间工资增长则略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王德文,2007)。考虑物价水平较高的因素,如果在物价上涨的压力下采取工资跟进的策略,使得两者保持一种螺旋上涨的态势,那么,就有可能会加剧通货膨胀,并造成劳动成本上升,削弱企业的用工需求,对就业产生很大影响。
  人民币汇率上升将会对我国的制造业部门就业带来较大的影响。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10%意味着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价格上升10%,这样会减少进口国对我国的制造业产品需求。从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1:8.28升值为1:7.21,上升了12.9%。随着美国货币当局采取减息政策,化解美国国内次贷危机对经济衰退的影响,这些政策措施将迫使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出口增长的势头将所有放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有所减弱,从而与从紧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投资下降一道,使得宏观经济速度放慢。如果这两股效应造成经济增长急刹车,那么,它们对就业带来的影响将不容忽视。
  
  (三)劳动力市场规制因素
  
  
近年来,我国加快了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建设步伐,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劳动力市场规制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如最低工资政策、出台《劳动合同法》和《就业促进法》等。从制度层面看,制定这些政策和法律对于改善就业保护是必要的,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从短期来看,最近劳动力市场出现的若干反应值得关注。
  其中之一是最低工资政策。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出台的《最低工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的形成一般考虑城镇居民生活费用支出、职工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职工平均工资、失业率、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最低工资水平一般两年至少调整一次。2006年,全国绝大多数城市调整幅度在10%以上,调整幅度最高的达到64%。2007年,有21个省份做了进一步上调。
  由于各个城市之间生活成本和工资水平差异较大,最低工资水平在城市之间也存在着很大差异。例如,2007年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的每月最低工资水平分别是730元、740元、750元、780元、850元,而西安、武汉、兰州、成都的每月最低工资水平分别是540元、580元、340元、580元。中小城市最低工资水平更低。如果把所有城市最低水平作简单算术平均,2006年全国最低工资水平每月大约在500元左右。
  理论上讲,最低工资水平是否对就业产生影响,取决于最低工资水平与市场工资水平的比较。在一个完善竞争的市场中,如果最低工资水平低于市场均衡工资,那么,它不会对就业产生影响。反之,它就会对就业产生一定的影响。虽然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能够帮助低技能劳动者增加工资收入,但如何确定市场均衡工资水平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而导致评价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即使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仍存在着分歧。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二元经济国家而言,确定均衡工资水平就变得更为复杂。
  由于最低工资政策对城市本地劳动力和农民工的就业都将产生影响,因此在调整最低工资水平时就需要考虑到它的总体就业效应。在托达罗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城乡劳动力市场达成均衡时,城市最低工资水平应该等于农业工资水平。借用这个模型思路,如果考虑到农业工资水平低、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等事实,那么,最低工资水平上升较快就有可能对农民工就业产生一定影响。天津一家企业负责人告诉我们,针对农民工工资上升较快的状况,企业将着手增加投资,提高自动化水平,以便减少用工需要。
  《劳动合同法》则是另外一个热点。我国就业者、特别是农民工签订合同比例低、就业保护差。因此,通过制定和实施《劳动合同法》对于加强劳动保护是非常必要的。但在该法实施之前,一些企业出于对有关签订合同条款的担忧,采取了突击裁员、辞职再聘或工龄清零等行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有沃尔玛在2007年末集中裁减100多名员工,深圳华为公司要求工龄在8年以上的7000多名员工先辞职然后再签订合同,家乐福要求4万多名员工重新签订为期两年新合同等等。除了这些大型企业外,一些中小企业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企业这些做法是希望能够保持就业灵活性,从而降低用工成本和经营成本,减少今后所面临的法律风险。由于缺少规范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问题的细则,一些企业将其理解为“铁饭碗”,从而促使它们采取了上述行动。新《劳动合同法》在2008年1月1日正式实施之后,将会对就业和企业用工成本带来什么影响,这仍有待于观察。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新一轮高速增长周期的波峰阶段。强劲经济增长通过创造出来的大量就业机会,推动了就业数量增长和就业结构转变,并带来了城镇劳动力市场一系列新变化。在城镇就业形势全面好转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变得更加突出。宏观数据显示的高自然失业率和劳动力市场出现的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变化等,都对上述判断给予了比较充分的证据支持。这预示着结构性矛盾将成为今后劳动力市场演进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宏观经济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对此需要加以充分考虑。
  确保经济增长在高位上平稳运行是实现就业优先政策目标的前提条件。如果失去了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确保充分就业的目标也就很难实现。从趋势来讲,当经济增长速度越过波峰之后,如果在下行阶段仍能保持在相对较高位置上平稳运行,那么,经济增长率略有下降将不会对就业数量产生较大的影响。不过,从紧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变动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究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政策上值得关注。就劳动力市场政策而言,除了要着力解决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外,工资和劳动力成本变化,改善劳动力规制对就业的影响等新问题,也应该成为政策的关注点。针对宏观经济走势和劳动力市场变化,我们建议采取以下政策措施:
  第一,采取稳健的财政政策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遏制物价水平继续上涨,确保经济增长率在高位上平稳运行,为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奠定基础。对于汇率政策而言,应当在人民币相对稳定的基础上保持其灵活性,防止出现较快升值对宏观经济和国内就业的冲击。
  第二,加强劳动力市场信息体系建设、就业指导和就业服务等工作,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形势跟踪监测,提高劳动力市场信息服务的水平和效率,为解决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匹配矛盾提供畅通的信息桥梁。
  第三,加大对就业的在岗培训和人力资本投资,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改善劳动者接受专业技能培训和职业培训的机会,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和培训质量,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满足产业结构升级对专业技能人才的需求,解决供求结构中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错位,从而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化解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负面影响,保持工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协调一致。
  第四,通过制定《工资条例》和《劳动合同法》实施细则等措施,逐步完善工资形成机制和工资给付机制。通过加强和完善劳动力市场规制建设,采取劳动者、企业和政府三方协商机制,处理好就业保护和就业促进之间的关系,在不断改善劳动者保护水平的同时,赋予劳动力市场拥有较大的灵活性,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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