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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宏观经济结构性调控与最优发展

调节经济结构演化进程,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超常规发展,是宏观调控理论的重要内容。正如供求缺口过大时市场本身无力自动恢复均衡那样,经济结构严重失衡、或经济不平衡发展战略主导下的经济结构,单凭市场力量同样不能自动完成结构调整和转型。西方国家30年代大萧条和70年代的滞胀,90年代日本长达8年的经济低迷,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实例。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选择了不平衡发展和跳跃式发展的经济模式,较快地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也削弱了市场对经济结构作自我调整的能力。一旦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出现重大失误,不仅会丧失后发优势,而且还可能要承受比西方国家更大的危机压力。因此,深入探索和把握经济结构调整的现实规律,选择明智务实的结构调控对策,对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来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现有的结构调控理论是以西方工业化国家为原型的,我们可用一个“准封闭系统均衡膨胀模型”来简化表述。其中,系统的市场结构和循环流通模式已成熟定型,新的需求与供给则以弥散方式进入原系统,产生总量增长或膨胀。当新的需求与供给不能再进入时,增加货币供应量就会出现滞胀现象。当新供给增加较快或需求萎缩时,就会产生通缩压力。这里,基于总量分析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基本有效的。与此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选择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滚动发展模式,目前又正值经济结构升级和体制全面转型时期,新的需求与供给常常以集约方式进入或脱离原经济系统,有时则直接以整体市场和循环完型拓展、接入原有经济结构,使经济系统在质和量两方面都发生了突变。对这样的结构演化和调整过程,运用微扰和总量分析方法来描述显然是不合适的。为此,我们提出“完形结构差异分析”方法,即通过比较调整前后两个完形结构在总量和结构方面的差异,寻找调整所需的总量条件和市场条件,并进而探索其内在的运作机制。

考虑到国情现实,改革经验和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完成结构调整和大部分改革工作,这个目标是能够而且必须实现的。为了找出有关条件,我们不妨先作总量估算。我们可以预期,随着结构调整和改革目标的实现,住房、汽车、社会保障服务以及其他服务行业将进入正常经济循环,并通过产业链带动相关产业的繁荣,使经济规模大幅扩张,通过技术改造和创新及新经济因素的普及,产业结构将完成升级并给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注入活力,这两项足以使我国现有城镇人口人均GDP提高1-2倍。以此为契机,西部大开发和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程度的提高,我国其余人口在后发效应作用下人均GDP的提高将更快些。保守估计,我国GDP值在中期翻番或更多一点的潜力是存在的。为适应流通规模扩大和物价稳定的需要,货币供应量必须有同步增长,这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总量条件。若货币供应量增长不足,则经济增长潜力会转化为通货紧缩压力,扭曲经济结构。另一方面,国企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我国现有8万亿元的国有资产以及数量大致相当的社会资产也将进入经济循环流通,由此带来的资源优化配置和生产力水平提高,足以支持其2-5倍的溢价市值,而以人力资源进入流通和未来筹划为合理内容的虚拟经济借道资本市场,也将进一步提升资本市场规模,在中期内流通市值扩大到20-30万亿元是可以预料的。若以三倍乘数计算,我们至少需要增加7-10万亿元的货币供应量。若虑及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发展,还需要增加2-5万亿元的货币供应量。只要操作得当,这些增加的货币量可完全转化为有效收入,足以解决各种历史遗留问题,足以在中期内支持我国经济超常规发展的需要,支持改革如期完成。反过来,如果我们不及时足额增加货币供应量,就会产生巨大的资金缺口,这正是造成我国目前通货紧缩局面的主要原因,也是最大的国民财富流失。实际上,货币供应量按常规增长完全不能适应流通规模超常规扩张的需要,它使改革因资金短缺而受阻,现有经济循环中的货币量因被分流、摊薄而导致价格下降和通缩预期。

借助完形结构分析,不难发现,结构调整带来流通规模的超常规扩张,为赤字财政和货币供应量高速增长提供了理论依据。战后西方国家持续近20年的经济繁荣,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适应经济结构转型要求,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结果。但是,当流通规模超常扩张势头受阻或消失时,长期平均增长趋势就起决定作用了,若继续大规模增加货币供应量,势必造成滞胀局面。弗里德曼利用美国长达100年的长期增长数据,分析70年代通货膨胀的原因,要求按长期增长规则确定货币增长率,强调货币资源在不同市场间的均衡配置,其结论是中肯和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但把货币按单一规则增长绝对化则是不适当的,因为这不能客观反映经济阶段性超常规增长的要求,尤其不能客观反映发展中国家后发效应浓缩发展历程而可以有较快增长的事实。借助完形结构分析,不难理解,只要经济循环和流通规模的扩张是有效的、稳定的,则用于流通所需的货币增量必须是长期稳定的、不可撤除的。商业银行由于自身原因并不适宜长期充当大规模货币扩张的主渠道,依赖外资也有着同样的局限性。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银行、国际游资承担了过多的长期发展职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问题不明显,一旦经济增长格局转为中速或低速时,原有经济循 环受阻或中断,就会产生资本集中外逃和大量不良资产,使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而无法自拔。加强金融监管,注入资本金,改善负债结构,扩大规模等可以提高银行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但并不能改变它只能承担有限风险的本质。要彻底解决金融风险问题,需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由资本市场来承担主要的长期发展职能,需要设立政府平准基金介入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公开操作,作为货币传导的基本途径,即使在面对突发性事件冲击或结构转型时也能确保循环的通畅和流通货币的稳定供应,并在运行和发展中化解各种已有的和可能的风险。

运用完形结构差异分析方法,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价值定位问题。在均衡假设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经济结构是一致的,至多有些微扰级的差异,这个问题近乎不言自明,现时的有序经济结构是价值基准,通过在其中的现实经济活动和关系规定,货币价值被确定,各种经济物品的价值得以自然实现。当现有经济结构和循环机制尚未成形成熟、或崩溃退化时,价值定位就不再自明了,我们需要根据历史从过去和现实中寻找有特殊地位的等价物充当或补充价值基准,劳动价值、贵金属、强势国际货币等皆程度不同地有这方面的作用。当结构调整产生质变且未来经济结构有序性较为明确时,从发展角度看,未来才是最重要的价值本位。因为在过去或现在已实现了的价值并不意味着未来也完全可实现,现在尚未实现的价值也未必就不能在未来完全实现,这说明没有必要苛求现时的价值身份。例如,只要在未来经济结构中能找到价值根据,货币税和货物税一样都是政府有效的财政收入;反之,如增加的货物税将损害未来经济,它就不能视作有效收入。我国现有约8万亿元国有资产,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可使其进入经济循环正常流通而完全实现其市场价值,同时能为现实经济增加一笔巨额收入,用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增加发展投入。但是,由于观念方面的原因,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不足,国有资产不仅未能充分发挥效益,为其流通反而还要从现实经济中抽离巨额收入,使本就稀缺的发展资源被用于填补历史缺口而造成资源配置低效化,这么一增一减,就产生了双重的收入损失,巨额的社会财富竟成了沉重的历史负担,这是极不正常的但却是正在发生着的事实。引进外资虽能减轻对现实经济抽离收入的压力,但将损失巨额货币税收入,况且在经济低迷时筹资成本极高,过度依赖无疑饮鸠止渴。我们并不反对有选择地引进一些外资,我们只想表明这样一个事实,我国已具备通过货币税来解决资金短缺的能力,也具有了通过资本输出加速经济发展的潜力,对外资的需求不再如短缺经济时期那么饥渴了。美国80、90年代的经济增长,除了科技创新因素外,凭借自身的政治军事优势向世界推销美元,征收货币税收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美国热衷于全球化背后所隐含的经济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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