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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学理论在决策领域的应用.

    内容摘要:“幸福学”理论让世人重新审视决策的终极目标,到底是财富最大化,还是幸福最大化?作为政府决策者,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最大化幸福?作为企业决策者,如何在资金一定的情况下,最大化员工的幸福?了解幸福学能让决策者更关心人的心理因素,更容易达成决策目标。

  关键词:幸福学 幸福最大化 政府决策 企业决策
  
  从一个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现代决策问题,这是21世纪全新的 “幸福学”理论指出的新方向。“幸福学”正在颠覆着传统的决策理论,也颠覆着世人对于生产和消费的传统理解。同时幸福学理论也给决策者提供了全新的理念,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要求决策者有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管理手段和技术。
  幸福学是一门研究幸福规律的科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心理学家奚恺元在大量的实验性测试基础上,发展出严格的理论来研究幸福,给管理学以新的启示,给政府决策者和企业决策者提供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幸福学”理论让世人重新审视决策的终极意义,到底是财富最大化,还是幸福最大化?作为政府决策者,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最大化幸福?而作为企业决策者,如何在资金一定的情况下,最大化员工的幸福?
  
  决策的有限理性
  
  传统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理性人假设,认为人们在判断和决策时,会充分利用或分析手中掌握的一切信息,有能力做出理性判断和决策。按照理性人假设,对于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人们应该愿意为好的东西支付更多的钱。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人的决策却并不总是理性。
  奚教授于1998年发表的冰淇淋实验就能证明此结论。现有两杯冰淇淋,一杯冰淇淋A有7盎司,装在5盎司的杯子里,看上去快要溢出来了;另一杯冰淇淋B是8盎司,但是装在了10盎司的杯子里,所以看上去还没装满。你愿意为哪一份冰淇淋付更多的钱呢?如果人们喜欢冰淇淋,那么8盎司的冰淇淋比7盎司多,如果人们喜欢杯子,那么10盎司的杯子也要比5盎司的大。可是实验结果表明,在分别判断的情况下,平均来讲,人们愿意花2.26美元买7盎司的冰淇淋,却只愿意用1.66 美元买8盎司的冰淇淋,即人们愿意为分量少的冰淇淋付更多的钱。
  这契合了奚恺元等心理学家所描述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在做决策时,人们并不是理性地计算一个物品的真正价值,而是用某种比较容易评价的线索来判断。比如在冰淇淋实验中,人们其实是根据冰淇淋到底满不满来决定给不同的冰淇淋支付多少钱的。
  联合国的公共决策都可能发生这种偏差。比如太平洋上有小岛遭受台风袭击,联合国决定到底支援多少钱。假设这个小岛上有1000 户居民,90%居民的房屋都被台风摧毁了。如果作为联合国官员,应该决策支援多少钱呢?但假如这个岛上有18000 户居民,其中有10%居民的房子被摧毁了,那么联合国应该支援多少钱呢?从客观的角度来讲,后面一种情况下的损失显然更大。可实验的结果显示,人们觉得在前面一种情况下,联合国需要支援1500 万美元,但在后面一种情况下,人们觉得联合国只需要支援1000 万美元。这个实验又一次说明了人们在做决策时是非完全理性的,人们只是依据某种比较容易评价的线索来判断。
  
  幸福最大化是人类终极目标
  
  传统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经济人假设,即人类在一切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都是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而在行为方式上力图以最小的成本取得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增加财富就能增加幸福:首先,财富的增加使人们有可能消费更多的物品;其次,更多的财富给了人们更多选择的自由。所以,传统经济学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如何增加财富上。可是,人们追求财富目的又是什么?财富增加能够导致幸福感提升吗?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财富增加不一定能有效地增加幸福感。美国在过去 50 年里,人均 GDP 翻了 3 倍,但多项研究发现人们的整体幸福感却没有明显提高。与此同时,美国人的心理压力却越来越大。据统计,在上世纪 50 年代 35 岁的美国人中,患过抑郁症的比例是 2%,但到了 2000 年,这个比例提高到了14%。耗费了那么多的精力和资源来增加社会的财富,但幸福程度却没有相应的增加,问题出在哪里?
  其实,人们工作、生活的终极目的是追求幸福最大化,从这个角度说,新的人性假设应该是“幸福人”。人们追求财富只是为了获得幸福,“追求财富”是手段,而“幸福”才是根本目的,而且“增加财富”只是达到“幸福”的手段之一,却并不是唯一手段,也不是最重要的手段。在物质条件匮乏时,增加财富的确能够增加人们的幸福感,但是在生存需要满足以后,社会发展的目的不是最大化财富,而是最大化幸福。幸福的决定因素有许多,比如安全感、身体健康、婚姻稳定、被尊重和认可等等,财富仅仅是其中之一。
  
  幸福学理论在政府决策中的应用
  
  幸福学理论对于政府制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社会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社会上的贫富鸿沟不可能完全消失,所以在增加财富的时候也要让幸福感与日俱增,增加全社会的幸福感是政府的责任。
  奚恺元教授的实验表明,人们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适应性是不一样的。常人往往以为改善了物质条件会带来永久的快乐,其实,人们很快会产生适应性,这种物质上带来的幸福感往往不会维持太长时间,而对于精神方面的活动,则要比物质财富带来的快乐更长久。所以政府应鼓励人们将钱花在那些不容易适应的快乐上面,比如社交、旅游、运动、艺术鉴赏等方面,这些会带给人们更长时间的幸福体验。人们注重在物质上相互竞争,要买比别人更大的房子、更好的汽车。这种竞争从短期的、个人的角度来讲可能会增加幸福,但从长期的、社会的角度来讲却会降低幸福。很多人追求物质,并不是因为真的需要这些东西,而是因为其他人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是攀比心理造成了这种现象,而攀比的结果是人人没有幸福感。奚恺元教授的幸福学理论指出,人的幸福感来自于比较,而物质相对来说是容易比较的标准,物质比较的结果,穷人必然感到不幸福,但富人因已经拥有很多物质而对物质产生了适应性,即对物质的敏感程度降低,却对其他没有拥有的如闲暇、婚姻稳定等非常敏感,也会没有幸福感。所以,从幸福最大化的角度来说,社会应该减少对富人和奢侈品的宣传,降低人们在金钱和物质地位上竞争和攀比的压力,鼓励人们在精神活动方面的追求,这样才会从整体上提高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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