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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农民富裕农民

  “去年,我国农业附加值占GDP比重已经从1990年的27%降到15.2%,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占总劳动力50%的人群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占总人口60%的农村人口提高收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也许只有把一部分农民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减少农民的数量,方为良策。本刊这一期刊发的这组专题报道,对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浙江省嵊州市甘一村的发展变迁所进行的追踪调查,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无论是东部沿海地区,还是中部内陆,近年来农民种粮收益出现节节下降之势,粮食种植已成为一种比较劣势产业。不改变这种情况,“稳定农业生产”将成为一纸空言
  种田不赚钱,农民泪涟涟
  国家对于农业的重视是不言而喻的,“无粮不稳”是数千年中国历史给我们的警训,作为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人们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十五规划”纲要中提到:“要始终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保证农业在提高整体素质和效益的基础上持续、稳定发展,农民收入较快增长。”
  然而这个“国民经济的首位”的发展却不尽顺利,从宏观的指标看,过去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持续下降,已明显低于现时生产能力。据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199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最高峰,为51230万吨,2001年下降为45000万吨,已低于1993年的水平,比1998年减少了6230万吨,在过去4年(指1996-2000年期间),全国农产品销售价格指数累积下降了22.6个百分点。
  在国际和国内农产品供大于求且价格持续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农产品并不具有竞争力,农民通过农业增加农业收入的可能性愈来愈少,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越来越小。我们的调查在微观上证实了这一点。
  种田不合算农民不种粮
  在江西长冈乡,我们调查的10户农民中,每户都种粮食,但都是只种供家庭消费的口粮,只有一户种了10多亩地的柑桔、蔬菜等经济作物。参加农业劳动的也大多是家中妇女儿童老人,当地人戏称为"386199"部队。
  浙江甘一村农民则离农业更远,1/3的家庭没有农田或者自愿放弃农田,1/3家庭拥有农田但是将它转包,另外1/3家庭种植农田,却将主要工序承包出去,只有不到十户农民完全自己劳作,但几乎都是50岁以上的老农,耕种农田的只剩下"99"部队。当地的村干部说:“村里40岁以下的劳动力几乎没有种田的了,30岁以下的从没有碰过农田,剩下的只是舍不得土地的老农了。”
  农民不愿意种田的理由是充分的。农民们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一方面种田成本如种子、农药、化肥价格不断上升;另一方面粮食价格不断下滑,种田的收益持续下降。长冈乡的地理位置每年能够种植两作粮食。每亩产粮约800公斤,早稻、晚稻各400公斤,以早稻每50公斤粮食37元、晚稻每50公斤46元计算,每亩产生收入664元,其中化肥农药费用100元,耕地费用60元,水电费40元,种子20元,这样每亩地能够收入428元。长冈乡人均摊派约120元,人均耕地7分,平均到每亩地摊派约170元,这样每亩地纯收入258元,以一家四口平均三亩地来说,如果纯粹务农种粮食,家庭每年可支配收入为840元,还不到1000元,即使是不考虑家庭其他支出,单单一个孩子的教育就足以使得这个家庭捉襟见肘了。据估算,这样一亩地一个劳动力需投入30个工作日,平均每个工作日能够得到的收入不足10元,如果外出劳动并找到工作,每天收入远在10元以上。
  对于沿海地区的甘一村来说种粮的吸引力就更加小了。甘一村灌溉便利,气候适宜,属于粮食高产区。这里最多一年可以种三季作物:早稻、晚稻、小麦,亩产在2000斤左右。据当地有经验的种田户介绍,如果完全自己劳作,种植一作单季稻一亩田需要种田成本总共约为250元,需投入15个工作日,总共能够收入1000斤稻谷,以现在的单季稻市场收购价每50公斤稻谷55元计算,折合人民币收入约550元,纯收益300元,平均每个工作日20元,如果种植两作,需投入的工作日和成本加倍,总共能够收入750公斤稻谷,即使价格不变,折合人民币收入825元,纯收益325元,平均每个工作日11元多;如果种植三作,投入的工作日和成本变为三倍,总共能够收入1000公斤粮食,折合人民币收入约1100元,减去成本以后纯收益350元,平均每天8元多。而且,以上的分析都是基于村集体已经将农业税和灌溉费用统一支付,不计入成本的前提下,如果计入这些费用,农业收益将会更低。离开农业务工,最低收入每天都有20多元,因此,当地40岁以下的青壮年几乎没有下田务农的。
  不种田成了最优的选择,村干部说:“2000年上级要求稳定粮食生产,增加早稻的种植面积,结果总共种植的不到5亩,还不到上级政府要求数量和最终上报数量的百分之一”。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的甘一村村民选择了次优项:种植单季稻。一方面是因为有些老人不愿意离开土地,一方面是许多农户将它作为一种心理的保障,如果将来改革开放的政策有变,他们可以回到农田过自给自足的生活。这种情况下,继续种植的农户将主要的工序都承包出去,如雇人收割、种植,同时发展新的种植技术,如撒种、抛秧、除虫施肥同时进行等,尽量减少工作时间,每亩成本增加到约为350元,但是只需要5个工作日(去农田5趟),这样就减少了对非农工作的影响,农户自己只负责除虫、施肥、晾干等程序,基本上没有重体力活。一位甘一村私营企业主这样说:“我们不放弃农田,万一情况有变,还是要回来接着种田。”
  非农收入撑起半壁江山
  农业收入的比重在不断的下降,对于长冈乡来说,打工收入已经超过粮食生产成为第一大收入。从得到的数据来看:种植基本的粮食作物收入一般只占30%,其他经济作物(甘蔗、花生、烟叶)以及养殖收入占20%,打工收入的比例在50%左右,非农收入已经撑起半壁江山。非农收入主要来自打工的收入。在农业之外,长冈乡本地工作机会不足,县城的企业亦不太景气,本地劳动力难以消化,外出务工成了第一选择。我们的调查表明,长冈乡大约有60%以上的男劳力出外打工,外出打工主要有两个地点,一个是珠江三角洲,一个是本地县城,但是在本地以打短工为多(主要是建筑小工)。在调查的长冈乡4个村中:塘石村4248总人口有1100人长期在外打工,上社村3650人中有1100人外出打工,榔木村3600人中外出打工者超过50%,我们没有得到长冈村确切的数据,但是村民说:“村里都很难见得到壮年劳动力了。”
  对于甘一村农户来说,粮食收入早已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在总收入中的比例,约占5%上下,而且不是现金收入,只是解决家庭的口粮,或许解决了一部分老人的社会保障甚至心理保障,绝大部分的收入都来自于其从事的非农产业。与长冈乡不同的是,当地能够提供的工作机会较多,劳动力几乎都就地消化,全村约600名青壮年劳动力(20岁以上,60岁以下,20岁以下基本都在上学),约有250多个在本村的个体私营企业工作,100人左右在外地(临近乡村、县城、及更远)经商、办企业或打工,10多人种植蔬菜及养殖,以及少数赋闲待业者之外,其余都在本地经商。
  警惕农业生产出现萎缩
  现在农田对于东部农村更多的是起到了一种心理保障的作用,经营农田收益很低,但是他们又不愿意放弃农田,导致农业的集约化经营的趋势难以继续。少量的土地自愿转包,多是短期不稳定的,没有一种正式的制度和法律加以规范。承包者不敢对农业大量的投资,影响了农业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西部地区农民人均收入60%以上来自于农业收入,贫困农民这一比例高达70-80%。他们不像东部地区或富裕农民,非农产业收入特别是劳务收入已超过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农业生产条件恶劣,自然灾害十分频繁,家庭小规模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交通条件不便,市场交易成本高,农产品交易比例低,再加上各种摊派税费比例高,非农就业和收入机会少,加入WTO以后农产品继续下跌的情况下,如何提高这些农民的收入水平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虽然我们的调查反映出种粮还能盈利,但这是在不考虑劳动力成本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不管是在我们调查的东部还是中部,农业已经开始变成比较劣势的产业,种粮已经失去了对农民的吸引力。种粮盈利的多寡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粮食价格的高低和农民(农业)负担的多少。在农民负担沉重的地区种粮亏损也是常见的事情,最近几年李昌平所揭露的湖北监利的情况就是一个例证。我们的调查虽然没有观察到大面积的农田撂荒现象,可是零星散布的抛荒农田随处可见。另外,由于农业几乎没有什么收益,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现金投入明显减少,由1997年的人均支出437元到2000年降至为286.5元,累计下降了40%,这相当于全国农民对农业生产投入减少1200亿元。另外,农业贷款也大幅度下降,从1996年的2368亿元减少为2000年的1289亿元,下降了45.5%。如果这种态势继续下去,伴随着中国加入WTO之后,农民还会进一步减少对农业的各类投入,不仅减少资金投入,而且减少劳动投入,中国再次出现农业生产萎缩的情形不是不可能的。
  要稳定农业生产,就需要加大对于农业的投资,关键是加大农民对于农业的投资,但是要加大农民对于农业的投资关键在于提高农业的收益,加大对于农民的吸引力,提高农业的收益一不能靠政府补贴,二不能靠行政力量提高农产品价格,关键在于提高农业的效率,在目前70%多农业人口生产15%GDP的情况下,提高效率最终途径只能是转移劳动力,或者是农业劳动力直接转移到城市,或者是将农村变为“非农村”,正如我们在甘一村看到的那样。
  教育支出已成为农民最大的现金支出,农村义务教育费用使得农村家庭普遍负担过重,并使相关连带者——学校、乡政府、县政府也都陷入了困境
  “国家义务教育”异化为“家长义务教育”
  家庭负担的“义务教育”
  在长冈乡,小学教育收费在一年级约120元/学期,逐年递加到四年级的为260元/学期,初中约为300-400元/学期,高中收费更高,约为500-600元/学期,学费支出对于一般有孩子上学的农户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支出。而这只是包括了正式的收费,非正式收费如教育集资、补课费、资料费没有包括在内。就我们访谈的农户来说,平均每户家庭教育支出在1000元以上,而当地人均收入不过2000多元,现金收入则更低。除了建房和结婚等大事以外,教育支出已经成为当地农民最大的现金支出。
  在甘一村,当地的教育费用更为惊人。幼儿园学费为380-400元/学期,另加午餐费为1元/天,这样算起来读幼儿园每年的费用为1100元左右,如果加上各种兴趣班等额外的费用则费用且更高。小学教育费用平均为400-500元/学期,其中教育附加费为150元/学期,初中教育费用为500元/学期左右,其中教育附加费为180元/学期,上普通高中根据学校的不同,每个学期的学费在1000-1500元之间(如果考分不够,则需万元左右的借读费),职高收费则更高,每年3000-4000元。村民们普遍反映“书读不起”,教育支出太大,一位村民说:“最怕进两个地方,一个是学校,一个是医院,开口就要钱,都耽误不起呀。”对8户有孩子上学的农户的调查表明:仅计算义务教育阶段,平均每个家庭每年的教育支出在1500元左右,如果考虑高中大学等非义务教育,平均每个家庭的教育支出更为高昂,相当多的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30%以上,甚至到50%,每年支出上万的并不鲜见。
  教育支出的居高不下,使得村民要不负担不起,即使情况好的也是储蓄为将来的教育支出做准备,不敢有太大的消费。采访农户的结果,他们普遍认为教育支出在总现金收入的5%~10%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目前几乎所有家庭的教育支出都远远超出了这个比例,在两个调查的例子中,都有家庭因为教育费用而被迫举债致贫的。但是,几乎所有接受调查的家庭总是把孩子的受教育问题放在第一位,如果家庭条件不好,只能压缩其他开支甚至举债为孩子上学,以家庭来承担国家教育支出不足的结果。
  经费不足学校捉襟见肘
  家庭支持教育的困难很大,但是从长冈列宁希望小学得到的资料表明,学校的困难也很多。希望小学的校舍建设花了33万元,其中上海浦东工得捐赠18万元,其余为各方集资而来。整个学校共有学生685人(包括学前班),分为10个班级(5年制),共有19个老师,平均不到两个老师就负责一个班级,按照国家规定每个班级应该平均配备2.2个教师,长冈小学的情况在兴国县属于比较好的。根据兴国县教委主任的介绍:“小学教师平均每个班配备的老师少于1.67个,约有60%的农村小学5个班配6个老师,如果其中一个老师生病或者请假,那么就实行一个老师负责一个班的‘包班制’,这时候的老师,语文、数学、音乐、美术、体育等等什么课都上,成为‘全能’教师”。就学历而言,绝大部分老师为进修的中专学历,少数为大专,每个老师每周有21-22节课,劳动强度很大,校长说:“每日连轴转,少有休息的时候”。教师一般工资为400-500元,长冈乡基本能做到工资按时发放,最多拖欠一两个月。由于最近很长时间没有进新的老师,教师老龄化问题凸显。据校长介绍,在19个老师中,最年轻的老师也已经30多岁,而40岁以下的老师只有4个,其余都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老师。我们追问为什么不引进新的年轻教师,他没有回答,只是叹了一口气。
  乡镇收入八成为“义务教育”所占
  但是对乡政府来说,教育也是他们的老大难问题。按照中央规定,每级政府负担各自辖区内的义务教育,这样,中小学的教育经费差不多全由乡镇一级政府来承担。长冈乡全乡有480多位教师,90多位退休教师,长冈乡2000年的财政预算中,预计总共有460万的财政收入,其中有176万来自特产税,100多万国税和地税(主要是农业税),147万罚没收入,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收入统筹款,财政收入的80%被义务教育这一块占去了。乡党委吕书记说:“这还指的主要是全乡480名教师的工资,还没计算校舍与教学设备的投入”。由于实行乡镇财政包干,教师的工资全部由乡财政支出,乡财政主要经费用于教师工资,形成了教师工资“国家请客,地方买单”的情况,使得财政极为紧张。因此乡政府极力缩编教师队伍,压缩开支,拒绝招收新的师范毕业生。一方是待分配的毕业生,一方是缺员的老龄化的一线教师,双文本来水到渠成的供需平衡在乡镇财政紧张面前失衡了。最近两年公务员接连几次提工资,长冈乡政府,实际上很难有财力满足这一要求,作为公务员的教师工资增加一直落不到实处,成了一个美丽的“画饼”。对于依然以农业为主的内地乡镇来说,行政与教育的压力就几乎把自身压垮了,处于“破产”或者“破产”的边缘。这种财政压力,最终会转嫁给农民,形成“农民买单”的情况,不加重农民负担,就无法保证工资发放,无法使基层政府运转起来。
  然而,对于实行乡镇财政包干的县级政府来说,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兴国县10万在校生,在岗教师有4800人,教学点极为分散,有小学教学点600多个,形成了教学资源的浪费。如果进行教学网点调整,学生家长有非常大的意见。另外,政府机构极度膨胀,兴国县教委主任说:“10年前教委有12个编制,现在已经膨胀到72个。教育经费只能勉强保证教师的工资”,据县教委介绍,县财政40%以上用于教育,而前几年则更高。
  这种教育经费压力的层层转嫁,一直到最基层的政府,最终直接成为农民沉重的负担,不管是东部和中部都是如此,长冈乡情况所突出的是,这种压力把基导政府推到了破产的边缘,严重影响了义务教育的发展和质量。
  教育制度严重偏向于精英教育
  造成农村义务教育的困境有多种原因,其一是我国的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2000年中国教育绿皮书》中提到,1995年世界各国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以色列最高,为7.0%,挪威为6.8%,瑞典和芬兰为66%,丹麦为65%。多数发达国家为5%以上。而发展中国家中较高的为巴西(5.0%)、马来西亚(4.9%)、墨西哥(4.6%),韩国、泰国为3.6%左右。而即使在1998年,中国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不过为2.55%。
  其二是我国教育经费分配不合理。经过国际比较可以看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负担初等教育的全部或主要费用,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往往承担了更大的责任。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中提到,在日本(1980年),国家承担了初等中等教育经费的25.4%,县级政府(相当于我国的省)承担了67.8%;美国(1979)联邦政府承担了8.5%,州政府承担了40.1%;德国(1978)联邦政府承担了0.3%,州政府承担了74.2%。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中央和省级政府在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方面承担的责任太少,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目前我国义务教育投入中,乡镇负担78%左右,县财政负担约9%,省地负担约11%,而中央财政只负担2%左右。
  其三是现行的教育制度严重偏向于“精英”教育。在有限的教育经费的使用中,我国高等教育的比重过高。初等、中等和高等三级教育生人均经常性经费之比,中国为1:2.65:38.70,为各国最高;而印度为1:1.59:8.88。中国长期以来走的是一条“精英”教育的路线:优先发展高等教育而非基础教育;在基础教育领域实行重点学校制度,集中优势资源培养少数优秀人才。而其他所有国家则相反,优先发展基础教育领域,实行免费的基础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则是收费教育。美国如此,日本如此,韩国也是如此。
  其四是实行了一种事实上的“不平等”教育。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农村,对于教育费用的承受能力远远高于农村地区。而事实上家庭承担的义务教育费用则相反。最近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正在酝酿取消义务教育阶段的课本费,使免费教育更为名副其实。而最应该首先考虑的是对贫困和边远地区的贫困家庭,实行义务教育阶段完全免费。通过这种倾斜政策,使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首先改变处境。
  其五是中国特有的5级半政府的架构和复杂的财税制度。国外的政府一般都是3级架构,5级半的政府不但吞噬了大量经费,使得财政紧张,而且极大地降低了政府的运作效率。我国复杂的财税制度如分税制、财税包干制等使得各个地区间发展极为不平衡,财政能力差别很大,而中央财力的下降使得财政转移支付能力大为减弱,地区间差异拉大,使教育的发展水平差异很大。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位使得土地具有了替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这将使农村的小农经济固化,最终影响农业效率的提高
  社会保障:缺位土地流转:艰难
  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当地有过短暂的尝试,也因制度设计和执行的问题归于失败。教育和医疗支出已经成为许多农户的“心病”,对于这两种庞大支出的心理预期严重影响了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大。土地政策在当地得到了“创新”。这种创新符合了当地的实情,是对国家土地政策的一种变通。但是这种政策并没有得到国家的认可,缺少一种规范化,制度化的操作程序。使得农民、基层政府和投资者处于一种额外的风险之中,也使得农民害怕失去保障而影响了这种制度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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