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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全球价值链理论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治理是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文章按照相关文献的发展顺序,对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理论做了系统的梳理,客观的评价了现有文献的贡献和不足,最后就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治理;综述
  
  经济全球化在过去的20、30年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经济活动不再局限于一个或数个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组织生产、提供产品和服务。与此同时,大型纵向一体化跨国公司出现组织分解(fragmentation)和业务外包(outsourc-ing),互相竞争的跨国公司之间组成联盟,为了生产某种产品,需要许多不同国家的企业通过分工和协作才能完成,企业之间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呈现出明显的网络特征。同时,企业之间的竞争变成了网络之间的竞争。这些新的现象无法用现有的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理论来解释,促使经济学家去寻找新的理论框架来更好地解释现代经济活动。全球价值链理论就是经济全球化理论中的重要一支,它以原有的商业价值链理论和生产网络理论为基础,提出了新的理论框架,试图分析现代全球化经济活动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是该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对现有的文献进行总结和分析将有利于进一步的研究。
  
  一、全球价值链的定义及研究内容
  
  在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们曾采用了不同的称谓,如价值链、商品链、生产网络、企业网络、价值网络和投入产出分析等。
  斯特恩(sturgeon,2001)从组织规模(organizational scale)、地理分布(geographicscale)和生产性主体(productive actor)三个维度来界定全球价值链。从组织规模看,全球价值链包括参与了某种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性活动的全部主体;从地理分布来看,全球价值链必须具有全球性;从参与的主体看,有一体化企业(女HPhillips,原IBM等)、零售商(女HSears,Gap等)、领导厂商(如戴尔,耐克等)、交钥匙供应商(如Celestica,Solectronic)和零部件供应商(如英特尔,微软等)。他还对价值链和生产网络的概念进行了区分:价值链主要描述了某种商品或服务从生产到交货、消费和服务的一系列过程,而生产网络强调的是一群相关企业之间关系的本质和程度。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定义最有代表性:全球价值链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当前散布于全球的处于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从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交货、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全球价值链主要从纵向维度来研究全球经济组织,而全球生产网络则更倾向从纵、横两个维度来研究经济组织。产品越复杂,其生产包括的工序越多,其纵向维度更长;产业越庞大,专业化分工越有可能获得规模经济,其横向维度也会更发达,因而也更有可能形成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生产网络。全球生产网络可以被认为是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高级形式,而全球价值链既可以看作是生产网络的初级形式,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全球生产网络的抽象和简化,这种抽象和简化对于理论研究来说又是必要的。因此,全球价值链治理可看作全球生产网络之治理。
  目前对全球价值链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全球价值链的治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是指价值链的组织结构、权力分配,以及价值链中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目前对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治理模式方面,虽然Kaplinsky和Morris(2000)借鉴西方社会三权分立的原理提出了一个价值链治理的分析框架,即价值链中立法治理、执行治理和监督治理,其中的部分原理在实证研究中有所体现,但理论上还很不完善和系统。本文也将以治理模式研究的发展过程为主线展开。二是全球价值链的升级,主要研究升级的机制、类型和路径等。三是价值链中经济租的产生和分配,包括进入障碍,经济租产生的来源(如技术能力、组织能力、技能和营销能力等核心能力),租金的分配等。价值链研究的这三个方面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其中治理居于核心地位,它决定了价值链中的升级和租金的分配。
  
  二、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初级探索
  
  对于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研究,始于对企业间关系的研究,一般都遵循从单个产业或产业集群到理论框架的归纳模式,因此早期的研究是从产业集群和生产网络开始的。
  1990年,网络学家普维尔(Powell,1990)将生产网络的治理结构分为三种:市场、网络和层级组织,并从一般基础、交易方式、冲突解决方式、弹性程度、经济体中的委托数量、组织氛围、行为主体的行为选择、相似之处等方面对三种经济组织形式进行了比较。
  John Zysman等(1997)研究了亚洲跨国生产网络的类型和决定因素。他们发现,决定亚洲生产网络类型的是领导厂商的母国治理结构、领导企业的结构和海外生产动机。东道国的工业基础、资源禀赋等比较优势和政府政策对生产网络的影响很小,因为在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大环境下,东道国很难控制外国投资的种类和网络主体之间的关系。他们从两个维度区分网络类型:垂直性/水平性,即网络中企业之间合作关系的持久性和力量对比;开放性/封闭性,即网络外企业进入的难度。据此可将亚洲生产网络分为四类:
  
  (一)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垂直封闭式网络
  日本公司的海外机构一般受总部的高度控制以维护总部的权威和核心技术能力,因此其治理结构是层级型的垂直一体化模式。以日企为主导的跨国生产网络一般由领导企业率先将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然后日本供应商跟进投资。对东道国当地的采购仅限于附加值低的原材料和简单零部件,技术要求较高的零部件一般由跟进的日本供应商提供或从母国采购。
  
  (二)以美国为代表的垂直开放式网络
  供应商有较大的自主权,较高的市场灵活性,海外生产的附加价值较高。领导厂商愿意向东道国供应商提供较多的指导和技术支持以提高供应商的能力,将生产外包,自己则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产品研发、系统集成和软件等环节。  (三)以台湾为代表的水平开放式网络
  网络主体之间的关系比较灵活和复杂,经常变更合作伙伴。厂商的专业化程度较高,力量对比不很悬殊。
  
  (四)以海外华人为代表的水平封闭式网络
  共同的种族、文化、语言和人际关系为企业间的合作与协调带来了便利,同时也构成了网外企业的进入壁垒。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
  生产网络的封闭性问题很重要,这是因为与封闭型生产网络相比,开放型生产网络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更有利,例如,开放型的以美国企业为领导的全球生产网络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推动效应更大。而全球生产网络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之一就是生产网络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
  格里菲等(Gereffi and Korzeniewicz,1994)在对美国零售业价值链研究的基础上,将价值链分析法与产业组织研究结合起来,提出全球商品链分析法,并区分了两类全球商品链:购买者驱动型和生产者驱动型。购买者驱动型商品链是指大型零售商,经销商和品牌制造商在散布于全球的生产网络(特别是奉行出口导向的发展中国家)的建立和协调中起核心作用的组织形式。购买者驱动型全球商品链是通过非市场的外在调节(explicit coordination)而不是直接的所有权关系建立高能力的供应基地来构建全球生产和分销系统,如沃尔玛、家乐福等大型零售商,耐克、锐步等品牌运营商和伊藤忠式贸易代理公司等跨国公司控制的全球生产网络。
  生产者驱动型商品链是指大的跨国制造商在生产网络的建立和调节中起核心作用的垂直分工体系。在生产者驱动链中,制造先进产品如飞机等的制造商不仅获得了更高的利润,控制了上游的原料和零部件供应商、下游的分销商和零售商。通过比较生产者驱动型全球商品链中的非市场外部协调和传统的垂直一体化企业的内部协调,格里菲指出了生产者驱动在促进商品链中各国产业共同进步的重要作用。
  格里菲的商品链分析方法的意义在于指出了某些类型商品链的驱动力。但是,全球价值链形成的动力机制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有些全球价值链可能是多头驱动甚至购买者和生产者混合驱动的,而不是单头驱动的;其次,政府和大的供应商也可能成为价值链的驱动者,如PC产业的Intel。此外,正如格里菲所指出的,商品链分析法太过简单,没有抓住价值链的主要特征,有许多已有的典型网络组织形式没有被包括进去。因此,这种商品链分析方法在实证研究中已经较少采用。
  
  三、斯特恩全球生产网络治理的国别模型
  
  斯特恩和李(Sturgeon and Lee,2001)通过对电子产业中合同制造的研究,以产品和工艺的标准化程度为基础,区别了三种供应商:1.通过正常市场关系提供标准产品的“普通商品供应商”;2.受购买者高度控制,使用专用设备生产并提供非标准产品的“俘虏型供应商”(Captive supplier);3.使用非专用设备生产,向购买者提供定制产品全承包服务的“交钥匙供应商”。
  后来,斯特恩(2002)又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生产网络的国家模型:日本模型,德国模型,意大利模型和美国模型(见图1)。
  这些生产网络可以分为三类:领导型(日本和韩国),关系型(德国、意大利和东亚的海外华人)和模块型(美国),并对它们的特征进行了对比。日本式生产网络属于层级制或领导型,该类网络一般由总公司对海外分支机构实施较强的控制,或由一个领导厂商协调各层次俘虏型供应商。供应商高度依赖一个或数个领导厂商,供应商和领导厂商之间的力量是不对称的,领导厂商通过技术指导和投资支持来控制供应商。供应商和领导厂商之间的关系是长期的、稳定的,对新供应商有较高的进入门槛。这种领导型生产网络是日本著名的精益生产系统(Lean Production System)的基础,曾经在汽车等产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系型生产网络的治理主要依赖网络主体之问的社会关系(如声誉和信任),而不是领导厂商的权威。这种生产网络往往植根于社会经济体系之中,由于家族或宗族关系原因,交易成本较低,企业与工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具有很好的市场适应能力。这种关系型生产网络常常与一定地域的产业集聚相联系。如意大利北部的工业区,海外华人在东亚的以家族为纽带的业务网络等。
  模块型生产网络中的供应商向领导厂商提供全承包服务,除了设计外几乎不需要领导厂商的支持或投入。网络中企业间交流的频率,强度和相互依赖程度都较关系型生产网络低。交易和沟通是通过高度格式化的程序实现的,企业之间不需要空间上的临近性和文化的相似性。模块型生产网络中企业之间的关系不如关系型那么稳定,在发生冲突或不满意时可以随时更换合作伙伴。
  此外,他还对比了三种网络的绩效,认为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模块型生产网络与其它生产网络相比有更好的经济绩效,正是模块型生产网络提高了美国在电子信息产业的竞争力,造就了美国90年代以来的“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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