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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代铸币流通中的“私铸”问题

[摘要]:唐代是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上的繁荣时期。统观唐代货币的发展历程,“私铸”问题是唐王朝前期最主要的货币问题。高宗、中宗、睿宗、武后、肃宗期间私铸钱币之风一浪高过一浪,并造成了严重的恶钱泛滥和物价高涨,究其原因包括:货币流通量不足、货币的需求与供应日益矛盾;私铸货币有利可图等。针对私铸盛行的问题,唐王朝制定了一系列对策,包括:收兑恶钱;制定严刑峻法禁断私铸;实行铜禁;悬挂标准样钱于市场等。但唐王朝实行的这些政策造成了政府财力不足、物价高涨、人民生活不便的结果,收效甚微。

  [关键词]:唐代 私铸 对策

  唐代是我国古代货币发展史上的繁荣时期,货币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因而货币问题对整个社会也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统观唐代货币的发展历程,钱币私铸问题贯穿着唐王朝发展始终,是唐代最重要的货币流通问题之一。本文就唐代的“私铸”问题进行探讨。 一、 唐代“私铸”问题的出现及原因

  唐王朝建立之初,战乱仍未平息,百废待兴。高祖继位后“仍用隋之五铢钱”[1]。但隋末以来,私铸恶钱充斥于市,钱币极为混乱,甚至“剪铁叶、裁皮糊纸以为钱,相杂用之”[2]。因此,规范货币的铸行,严禁私铸钱币,重建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货币制度,成为唐王朝首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武德四年,唐王朝“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3],“议者以新钱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甚便之”[4],扭转了隋末以来货币流通极为混乱的局面,全国钱币铸行达到空前统一。

  但货币稳定的时期持续不长,很快便“盗铸渐起,而所在用钱滥恶”[5]。随后历朝私铸之风更是一浪高过一浪,成为唐王朝最为棘手的问题。 (一)“私铸”问题的出现

  唐高祖武德四年“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 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仍置钱监于洛、并、幽、益等州。秦王、齐王各赐三炉铸钱,右仆射裴寂赐一炉。敢有盗铸者身死,家口配没。五月五日,又于桂州置监。议者以新钱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便之。”货币混乱局面得到扭转,但不久便“盗铸渐起,而所在用钱滥恶。”[6]

  唐高宗年间,以改铸新钱来防私铸,不但未能解决问题,反而使私铸进一步恶化。乾封元年,唐王朝“改造新钱,文曰乾封泉宝”,“乾封新铸之钱,令所司贮纳,更不须铸。仍令天下置监之处,并铸开元通宝钱。既而私铸更多,钱复滥恶。”[7]

  武则天时期,私铸钱币现象进一步加重。于是“令悬样于市,令百姓依样用钱。俄又简择艰难,交易留滞,又降敕非铁锡、铜荡、穿穴者,并许行用。其有熟铜、排斗、沙涩、厚大者,皆不许简。”但不久之后,“盗铸蜂起,滥恶盈聚。江淮之南,盗铸者或就陂湖、巨海、深山之中,波涛险峻,人迹罕到,州县莫能禁约。以至神龙、先天之际,两京用钱尤滥。”[8]

  唐玄宗开元五年,针对私铸恶滥现象采取禁断措施。“宋璟知政事,奏请一切禁断恶钱。六年正月,又切断天下恶钱,行二铢四絫钱。不堪行用者,并销破覆铸。”[9] 于是“至天宝之初,两京用钱稍好,米栗丰贱。”但“数载之后,渐又滥恶,府县不许好者加价迥博,好恶通用。富商奸人,渐收好钱,潜将往江淮之南,每钱货得私铸恶者五文,假托官钱,将入京私用。”[10]

  统观唐代历朝,受“私铸”影响的时期很长。那么,造成唐代货币流通中“私铸”盛行的原因有哪些,下面进一步分析: (二)“私铸”问题产生的原因

  唐王朝私铸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

  1、唐前期私铸问题十分严重与铜的私人占有有很大关系。据《唐六典》记载,“凡天下诸州出铜铁之所,听人私采,官收其税。若白镴,则官为市之。”[11] 就是官府只对私采铜矿征税,对税后的铜矿并不强行要求卖给政府,而是允许自由买卖。这项规定使得每年开采的铜矿大部分掌握在私人手中,因此导致唐前期私铸猖獗,恶钱泛滥。官府虽多次重申禁止私铸钱币、禁铸恶钱,但均未能彻底执行,以致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提出“不禁铸钱”。

  2、铸币地位的逐渐提高使得私铸货币有利可图。在隋末战争中,布帛成为主要的流通手段。随着唐朝的建立,重新确立了货币制度。但流通中有很多场合仍大量使用布帛。随着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因而金属货币的地位也日益提高,需求量不断增加。到高宗、武后时期,全国的商业活动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对铜钱的需求也相应急剧的的增加,以至市肆交易“必须见钱”,而实物货币由于“币帛益轻”在流通中的地位逐渐下降。货币地位的提高,使得民间私人铸币有利可图,私铸盛行起来。

  3、货币需求与供应的矛盾日益尖锐是“私铸”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随着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货币征税的扩大,对钱币提出了更大的需求,然而铸币供应有限,钱币的供需矛盾日益尖锐。而为何铸币供应有限,我们可以从铸币成本方面分析。唐代铸币成本主要是由铸币的原料和人工费用两部分构成。

  首先,从铸币原料的费用看。唐代采矿业的状况不利于降低铸钱成本,据《新唐书》记载,唐代曾有铜冶九十六处,但高宗麟德二年“废陕州铜冶四十八”[12],宣宗时又“废铜冶二十七”[13],铜冶大量废罢,而很少增加新铜冶,这就导致铜产量大幅下降,使得政府必须增加铜的购买量,势必导致铸币成本升高。

  其次,从人工费用上看。《通典》记载,“诸丁匠岁役工二十日,有闰之年加二日。须留役者,满十五日免调,三十日租调俱免。”[14]即超过应服役期十五日者免调,超过服役期三十天者免租和调,这无疑会增加官营手工业的生产成本。因为政府通常需要留役工匠,如天宝年间铸钱,“约每炉役丁匠三十人。每年除六月七月停作,余十月作十番。………..约每贯钱用铜镴锡价约七百五十文,丁匠在外。”[15] “十月作十番”即一番为一个月,每个工匠必须服役一个月,这就超出了每个工匠应服役二十天的规定,那么超出应服役期的十天,官府必须支付工资,而且史料上也记载“丁匠在外”。这些都说明政府铸币所花费的人工费用不断上升。

  总之,唐代铸币原料和人工费用的升高使整个铸币成本升高。所以当铸币成本超过所得,铸币越赔越多的时候,铸币量自然会受到影响,因此导致铸币供应有限。有限的货币流通量和不断增加的货币需求量之间矛盾日益尖锐,私铸钱币便开始盛行并进入流通领域。 二、唐代“私铸”问题产生的影响

  “私铸”问题一直是困扰唐王朝最头疼的问题,对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影响货币的价值,使良币受恶币的驱逐。唐肃宗上元元年六月,“诏曰:因时立制,顷议新钱,且是从权,知非径久。如闻官炉之外,私铸颇多,吞并小钱,逾滥成弊。抵罪虽众,禁奸未绝。”[16]

  二是私铸钱币进入流通领域使货币数量过多,币值降低,物价上涨。据《旧唐书》记载,“仪凤四年四月,令东都出还年糙米及粟,就市给粜,斗别纳恶钱百文。其恶钱令少府司农相知,即令铸破。其厚重径合斤两者,任将行用。时米粟渐贵,议者以为铸铁渐多,所以钱贱而物贵。于是权停少府监铸钱,寻而复旧。”[17] 三、唐王朝应对“私铸”问题的措施及效果

  唐王朝一代私铸之风盛行,“私铸”问题成为唐王朝最头疼的问题。私铸恶钱导致币制紊乱,严重的破坏了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因此,唐王朝制定一系列政策应对私铸恶钱,但取得的效果一般。归纳起来,其具体措施有以下几点:

  1、收兑恶钱。这是较为符合经济原则的措施。在与私铸现象的斗争中,政府经常采取收与禁相结合的办法来减少流通中恶钱的数量。政府出绢布、米、官钱来收恶钱。

  高宗显庆五年,面对市场上日益增多的私铸恶钱,下令以官铸好钱收兑私铸恶钱。“令所在官私为市取,以五恶钱酬一好钱。百姓以恶钱价贱,私自藏之,以侯官禁之驰。高宗又令以好钱一文买恶钱两文,弊仍不息。”[18]

  仪凤四年四月,又“令东都出还年糙米及粟,就市给粜,斗别纳恶钱百文。其恶钱令少府司农相知,即令铸破。其厚重径合斤两者,任将行用。时米粟渐贵,议者以为铸钱渐多,所以钱贱而物贵。于是权停少府监铸钱,寻而复旧。”[19]

  唐玄宗开元初年,宰相宋璟又“请出米十万斗以收恶钱,少府毁之”。李林甫当政后,又“请出绢布三百万匹,评估收钱”。天宝十一年,“又出钱三十万缗易两市恶钱,出左藏库排斗钱,许民易之。”[20]

  但收兑恶钱有很大局限性。主要是国家财政无法长期承受,比价太高,政府财力不足;比价太低,又收不到效果。显庆五年,唐高宗“令所在官私为市取,以五恶钱酬一好钱”[21],百姓认为恶钱作价低,“私自藏之,以候官禁之驰”[22],高宗只好改令一文换恶钱两文,但“弊仍不息”[23]。原因就在于当时恶钱虽轻,每贯一般也有三四斤重[24],官铸好钱一贯重六斤四两。1﹕2的比价,许多百姓要吃亏,因此收兑恶钱难以奏效。开元初,曾提高收兑恶钱的比价,但因财力问题,开元八年六月又下诏:“比来所市恶钱,略计数应未尽……....若博换尚多,则需抬帖估价,百姓情愿出恶钱一千文,计秤满六斤,即官以好钱三百文博取,无好钱处依时估折布绢杂物。”[25]可见,政府财力不足,官铸好钱也不多,只好提高比价。但按这个比价,每斤恶钱只换五十文好钱,效果可想而知。

  2、改铸钱币,改行当十、当五十钱。通过提高官钱的价值来遏制恶钱。

  高宗时期,“令所在官私为市取,以五恶钱酬一好钱。百姓以恶钱价贱,私自藏之,以侯官禁之弛。高宗又令以好钱一文买恶钱两文,弊仍不息。”[26] 可见官铸好钱来换私铸恶钱的政策未能取得好的效果。于是乾封年间“又改造新钱,文曰乾封泉宝,径一寸,重二铢六分。仍与旧钱并行,新钱一文当旧钱之十。周年之后,旧钱并废。”[27]

  肃宗时期,又下令改钱。乾元元年“御史中丞第五琦奏请改钱,以一当十,别为新铸,不废旧钱,冀实三官之资,又收十倍之利,所谓与人不扰,后古有经。易听于诸监别铸一当十钱,文曰乾元重宝。其开元通宝者依旧行用。”[28]乾元二年三月,“琦入为相,又请更铸重轮乾元钱,一当五十,二十斤成贯。”[29]

  高宗、肃宗时期铸行的乾封泉宝和乾元重宝属于唐王朝改铸的大钱。其主要目的应是解决财政支出的不足,但在一定程度上对不足值的私铸恶钱起了一定的遏制作用。[30]

  但是唐王朝铸行的大钱又引起了物价的高涨。乾元二年铸乾元重宝,“于是新钱与乾元、开元通宝钱三品并行。寻而谷价滕贵,米斗至七千,饿死者相枕于道。”[31] 在民间“乃抬旧开元钱以一当十,减乾元钱以一当十,缘人厌钱价不定,人间抬加价钱为虚钱。”[32]

  3、增加官铸钱币。高宗乾元以后,逐渐扩大官铸,至仪凤四年竟有人把“铸钱渐多”当成是“米粟渐贵”的原因,“时米粟渐贵,议者以为铸钱渐多,所以钱贱而物贵。于是权停少府监铸钱,寻而复旧。”[33] 开元中,官铸已具备相当大的规模,“天下铸钱七十余炉,岁盈百万”[34] 大约从开元二十五年起,又专门设置了铸钱使一职,由朝廷重臣兼任。[35] 各地的铸钱也颇多,运入京师,使“库藏皆满”[36]。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商品经济日益繁荣,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加官铸,唐政府接受了韦伦的建议“厚悬市估价,募工晓者为之”[37]。这个方法产生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史载“由是役用减而鼓铸多。天下炉九十九……..每炉岁铸钱三千三百缗……..天下岁铸钱三十二万七千缗”。[38] 这是李唐一代最高的岁铸额了,对缓和当时钱币的供需矛盾,起了很大的作用。

  4、允许恶钱流通。私铸钱币现象出现以后,唐王朝的统治者不断企图通过制定法令进行严厉打击。但这些法令却不能解决流通领域中对货币的需求,所以往往只能徒有其文。因此,唐王朝除收兑、增铸外,不得不对私铸给予一定的宽容政策。

  高宗仪凤年间,“其恶钱令少府司农相知,即令铸破。其厚重径合斤两者,任将行用。”[39] 武则天时期,长安中规定“非铁锡、铜荡、穿穴者,并许行用”,“熟铜、排斗、沙涩之钱皆售。”[40] 开元二十二年,甚至提出开放私铸。玄宗也在张九龄的建议下下诏:“顷虽官铸,所入无几,约工计本,劳费又多”[41],要求群臣讨论开放私铸的利弊。虽然这场辩论否定了开放私铸的想法,但是它默认了对私铸的宽容政策。因此,天宝年间,“府县不许好钱加价迥博,令好恶通用”[42]。

  5、制定严刑峻法以禁恶钱。唐王朝建国之初,对私铸钱币者制定了严峻的法律,“敢有盗铸者身死,家口配没。”[43] 到了高宗年间,政策有所放宽,根据永徽四年颁行的《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私铸钱》记载:“诸私铸者流三千里,作具已备未铸者,徒二年;作具未备者,杖一百。” 但很快便因私铸泛滥成灾,又重颁严典,“永淳元年,私铸者抵死,邻、保、里、坊、村正皆从坐。”[44] 玄宗开元年间,因江淮钱尤恶滥,派遣监察御史萧隐之前往禁之。肃宗时,私铸犯禁者愈众,郑叔清为京兆尹,“数月榜死者八百余人”[45]

  用严刑峻法强制推行禁止私铸钱的政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造成了社会动荡。玄宗开元年间派萧隐之到私铸最严重的江淮地区禁钱,“捕责甚峻”,结果造成“市井不通,物价腾起。”[46]萧隐之罢官,宋璟罢相。

  6、悬挂标准钱样于市场。武则天长安年间,为了禁止私铸恶钱在市场上流通,“又令悬样于市,令百姓依样用钱。”[47] 但依样用钱,因拣选困难,只得降低标准,除铁锡、铜荡、穿穴以外,仍准许行用。

  7、实行铜禁。铜禁是指禁止私自买卖铜料和铸造铜器,主要是为了保证铸币材料的来源和防止私铸。唐代多次下令禁铜。

  玄宗开元十一年,“禁卖铜锡及造铜器者”[48],所有开采的铜、锡均只能由政府采购。开元二十二年刘秩在反对实行自由铸钱的同时又提出了禁铜的主张。[49] 贞观十年又“诏天下铸铜器,每器一斤,其直不得过五六十,铜钱者以盗铸论”。[50] 元和七年韩愈又建议:“禁人无得以铜为器皿。禁铸铜为浮屠、佛像、钟磐者,蓄铜过若干斤者,铸钱以为他物者,皆罪死不赦”。[51]

  铜器是人们生活的必需资料,禁铜会造成人民生活的不便。而且越是禁铜,铜价就会提高,私铸铜器就会有利可图。因此,铜禁难以长久的维持下去。

  综上所述,“私铸”问题贯穿于整个唐代历史,尤其是唐前期。铜的私人占有、货币地位的提高以及货币的供需矛盾是“私铸”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私铸”的盛行造成了严重的物价上涨、币值降低。针对“私铸”盛行,唐王朝采取了一系列的对策,包括:收兑恶钱、改铸钱币、增加官铸、制定严刑峻法、悬挂样钱于市场、实行铜禁等措施。但收效甚微。

   注释:

  [1]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94.

  [2]杜佑.通典卷九·食货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2.52.

  [3]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94.

  [4]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94.

  [5]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95.

  [6]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94-2095.

  [7]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95.

  [8]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96.

  [9]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96.

  [10]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99.

  [11]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二二·少府军器监[M].北京:中华书局,1992.577.

  [12]欧阳修 宋祁.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5.1383.

  [13]欧阳修 宋祁.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5.1383.

  [14]杜佑.通典卷六·食货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8.109-110.

  [15]杜佑.通典卷九·食货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8.204.

  [16]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2100.

  [17]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96. [18]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95.

  [19]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94.

  [20]欧阳修 宋祁.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1]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95.

  [22]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95.

  [23]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95.

  [24]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5]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五百零一·钱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6]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95.

  [27]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95.

  [28]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2100.

  [29]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2100.

  [30]黄伟.唐代货币政策初探[J].四川金融,1995,11.

  [31]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2100.

  [32]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2100.

  [33]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96.

  [34]欧阳修 宋祁.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5]王溥.唐会要卷五十九·铸钱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36]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八·钱币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3.

  [37]刘昫等.旧唐书·韦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8]欧阳修 宋祁.新唐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9]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96.

  [40]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96.

  [41]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97.

  [42]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99.

  [43]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94.

  [44]欧阳修 宋祁.新唐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5]欧阳修 宋祁.新唐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6]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97.

  [47]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96.

  [48]欧阳修 宋祁.新唐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9]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97.

  [50]欧阳修 宋祁.新唐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1]李汉.昌黎先生集卷三七·钱重物轻状[M].清精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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