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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愁”

  摘要 本人认为“呼愁”是理解帕穆克作品的一片钥匙,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论证:冲突与现代的矛盾、东西方间的冲突以及自我与“他我”间的争斗,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帕穆克的作品是一曲哀怨动人、发人深省的“呼愁”,是一曲帝国忧思的挽歌,而其作品之美就在弥漫其中的“呼愁”感。

  关键词 帕穆克;呼愁;美学;意义
  
  迄今为止,评论界对帕慕克(Orhan Pamuk)其人其作进行了多方位、多层面的解读。其作品既被认为是谋杀推理故事、哲思小说或爱情诗篇,又被看作是一幅幅土耳其的细密画,是一部部手绘的土耳其史。这种种解读,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其作品的内涵。本文认为,其作品也是一曲哀怨动人、发人深省的“呼愁”,是一曲帝国忧思的挽歌。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的卷首语就引用了阿麦特·拉西姆的话“美景之美,在其忧伤”。忧伤在土耳其语中就是“呼愁”,而帕氏在该小说中更是专门辟出两章来谈论“呼愁”,可见“呼愁”在其作品中的重要意义及其在其作品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说,帕慕克的作品之美,就在其“呼愁”。
  纵观帕慕克的作品,从最初的《黑暗与光明》(后于1982年更名为《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而正式出版)到最近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2003),其中始终贯彻着的一个关键词就是“hiiziin(melancholy)”,土耳其语的“呼愁”。
  “呼愁”的概念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得到了充分的阐释和说明。通过比较蒙田、伯顿、列维一施特劳斯、陀思妥耶夫斯基、阿维森纳、波德莱尔、戈蒂耶、雅哈亚、坦皮纳、科丘以及福楼拜等作家对“忧伤”和“呼愁”的论述,帕慕克认为伊斯坦布尔承担的“呼愁”是其自愿承担的“呼愁”,它不是弥漫全城的绝症,不是像悲伤一样得去忍受的永恒贫穷,也不是黑白分明的失败难题,它是倍感荣幸地承担其“呼愁”。也就是说,帕慕克的“呼愁”对象就是土耳其,惋惜其过去,忧伤其现在,憧憬其未来。
  他认为,四位本土作家戈蒂耶、雅哈亚、坦皮纳和科丘所“取得的力量来自过去与现在,或西方人称之为‘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他们教我如何将我对现代艺术与西方文学的爱和我所居住的城市的文化融合在一起”(《伊斯坦布尔》:105~106)。
  而渗透于其作品中的三个对立: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东西方间的冲突和自我与他我的争斗集中体现了帕慕克的“呼愁”感,正是这种“呼愁”在其作品中的卓越运用使帕慕克获得了成功。他的诺贝尔奖获奖词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寻找故乡的忧郁灵魂时,发现了文化冲突和融合中的新象征。本文尝试分析帕慕克作品中反复呈现的“呼愁”主题,考查帕慕克“呼愁”构成的三个主要要素: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东西方间的冲突和自我与“他我”的争斗,从而揭示“呼愁”对其人其作的意义。
  
  一 传统与现代的矛盾
  
  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也就是保守与西化的问题,贯穿于帕慕克的全部作品,是构成帕慕克“呼愁”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小说《雪》、《白色城堡》、《新人生》和《我的名字叫红》等中都有体现。特别具有现实意义的是,现在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冲突日益激烈,而帕慕克的作品就描述并试图解决这一冲突。
  《雪》发表于2002年,是帕慕克的第七本小说,故事发生在。1992年的四天四夜中。主人公卡以记者的身份来到了土耳其的一个偏远小镇卡尔斯城。他是个多愁善感的诗人,本来是来此地寻找恋人伊珮珂的,却不意卷入了一场政治和宗教、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之中,这些冲突将小镇人们分成两极。其中,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带有帕慕克一贯的“呼愁”感,体现了帕慕克对这一对立的矛盾心理。其中最能体现传统与现代冲突的是关于妇女要不要戴头巾的问题,围绕这一争议形成了针锋相对、水火不相容的两派:传统派和现代派。这种派别斗争非常激烈,以至于差点酿成大规模的武装冲突。《雪》中关于土耳其的世俗化与宗教之争,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到西化给东方世界带来的冲击,让人很自然地沉入对传统与现代、宗教信仰与思想自由的思考:人类的幸福和文明到底在何处?在《雪》中,女学生、头巾、雪、诗,这些美好要素并置在一起,将近现代土耳其社会世俗化倾向的矛盾浓缩于一个虚构的美丽世界,为生活于其中的局内局外人提供一层温情的面纱。帕慕克指出,库尔德人的被杀害,几百万亚美尼亚人的灭绝,还有这种宿命般的悲剧不断在土耳其历史中发生。这是每个土耳其人都必须面对、思考的事情。
  《白色城堡》也同样涉及了这一宏大主题,帕慕克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作为质问自我和社会的对象。他通过叙事结构的耦合,把发生在17世纪伊斯坦布尔的故事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爆发的土耳其军事政变并置在同一个文本之下,从而形成一个不言而自明的论点——传统与现代的对立。
  《新人生》也描述了类似的困境。该小说主要是讲述一位名叫奥斯曼的大学生从同学简娜那里发现了一本神奇的书《新人生》,此书向读者承诺谁读了它就会改变人生,获得新的生活。他跟简娜开始阅读这本书,而此书也确实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世界。奥斯曼放弃了伊斯坦布尔的生活,与简娜一起换乘一辆又一辆汽车,穿越安纳托利亚乡村旅行。不过,一路上他们发现到处都是华而不实的现代性和失根的传统。这种华而不实的现代性和失根的传统就是帕慕克一直思考的问题之一,他从创作伊始就思考并着手解决这一冲突,至少希望在其作品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呈现,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不过他一直都没有找到比较满意的途径,所以这一主题就在其作品中不断反复出现。可以预言的是,只要这一对立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帕慕克肯定会在其作品中不断地探索其途径和出路。
  作为一部优美的有关神秘、爱情和侦探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讲述了一个1590年的九天时间里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故事,它既是视觉隐喻的杰作,也是一曲已失去的视觉叙述的挽歌(requiem)。该小说不仅关注细密画传统,尤其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细密画传统,而且也关注西洋画传统,其中最独特的是西方绘画传统与伊斯兰绘画传统的对立。而西方的西化是以神话的方式建基于文艺复兴的观念上的,帕慕克深知这一点。帕慕克觉得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许多人对这种19世纪的文艺复兴神话信以为真,在非西方国家尤其如此,而西方本身却是通过将该神话去神秘化(demystifying)而始终处于一种去西化(de-Westernization)的过程中。帕慕克也知道,他所使用的小说这一形式本身却是现代化的产物,这明显是一种自相矛盾。
  没有传统,哪来现代?李欧梵先生认为,帕慕克在《父亲的手提箱》中只谈父亲和小说艺术,而压根不提土耳其政府,说明了《父亲的手提箱》代表的就是现代土耳其现代文化的积累,也是一种文化遗产的象征。
  
  二 东西方间的冲突
  
  土耳其的历史是东西方文明的综合体,融合了前后13个不同文明的历史遗产。东西方文化、文明的冲突、纠缠与融合是帕慕克在其作品中想解决的第二大问题。从地理方位而言,土耳其地跨东西方,受东西方文化文明的双向影响,土耳其人民在生活中深切地体会着两种不同文化与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因此东西方文化与文明的碰撞、冲突和融合也就几乎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帕慕克的作品不但要反映这种生活方式,而且他还在其作品中探讨怎样解决这一冲突,希望对此冲突进行融合。
  从创作伊始,帕慕克就关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他自己曾说:“我所有的小说都是关于东西方之间隔阂与融通的作品。”1982年帕慕克出版的处女作《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描述了一个家庭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家庭的故事,带有较浓厚的自传色彩,后来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是这种探索的继续和深入。帕慕克在作品中关注西方文化对土耳其的影响、伊斯兰文明同西方文明的关系,并运用东西方文学的多种艺术手法进行了一系列的艺术表现。较能体现这种探索的作品是《白色城堡》、《我的名字叫红》、《雪》、《新人生》和《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
  《白色城堡》始于达尔温奥卢在“前言”中对故事由来的交代(这是传统小说惯用的手法,例如霍桑的《红字》就是如此开篇的)。然而,从第一章开始,叙事视角就转为了叙事人“我”——一个被掳到土耳其的威尼斯学者,时间也就从1980年回溯到了17世纪,而作者帕慕克的关注中心也从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转到东西方的对立、碰撞和冲突中。帕慕克在作品中,灵活而充分运用了象征手法,例如霍加和威尼斯学者就具有多重的象征意义。霍加和威尼斯学者迥异的身份,分别象征着东方和西方;两人的诸多相似,象征着东西方的同源性;他们彼此贬低,相互排斥,象征着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冲突;他们惺惺相惜,相互合作,则象征着两种文化的调和与互补;最后两人身份的互换,则象征着不同文化的融合与共存。这种种象征一步深似一步,深刻揭示了文化的种种特征,从而批判了一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优越,先进文化吃掉、战胜落后文化等谬论,直接驳斥了亨廷顿(Huntingtun)散布的“文明冲突论”,间接说明了东西方的文化文明有可能相互借鉴融合,从而共存、共同得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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